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药房奇遇记(1)

        有天，我到艾普镇（Apt）的药店买牙膏和防晒油，不过是两样简单的小东西，而且百分百健康，但是我回到家把东西从袋子里掏出来之后，才发现接待我的药房小姐另外附送了一件很有教育意义却让人困惑的礼物——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她要给我这个？我看上去像个便秘的人吗？还是我买牙膏和防晒油这件事在药剂专家看来多少有点不同寻常，暗示着我有些消化不良？也许这位小姐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于是我读了下去。

        小册子上写着，“便秘实属平常事。”作者说，每五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腹涨和肠胃毛病。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么不善观察的人来说，实在看不出那些走在大街上、坐在酒吧咖啡馆甚至餐厅里的人有什么异样，按照作者的说法，有20%的法国人尽管遭受着腹涨的折磨，每天还是会在饭馆里放开肚子尽情吃下两顿丰盛的大餐，在这般逆境面前，这是何等的强韧啊！

        我一直以为普罗旺斯是世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到处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做菜用橄榄油，在普罗旺斯似乎根本不存在压力二字，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了，这里的每一个人看起来也非常之健康。但是如果在这些脸色红润胃口上佳的人中，实际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掩饰因为肠胃不畅引起的病痛，那么他们还可能掩饰了别的什么呢？于是，我决定特别留心普罗旺斯人在抱怨什么，治什么病，渐渐地，我发现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疾病，而且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蔓延到全国了，那就是抑郁症。

        法国人从不觉得身体不适，只会担心健康状况出现危机，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肝脏危机”。想想他们平日里灌下的茴香酒，吞下的多达五道菜的大餐，还有从车展开幕到村里政党年会等大小万事不可或缺的白兰地和“荣誉”葡萄酒，肝脏不堪重负，作乱反抗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对付这种危机，简单的疗法就是远离酒精，多喝矿泉水，但是还有一个更令人安心的方法，就是到药房走一遭，由柜台后面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小姐来诊断一番。说它让人安心是因为这充分表明你是得病了，而不是自我放纵所致。

        我以前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药房都把椅子安在外科手术托架和吸脂手术工具箱中间，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为了让病人可以更舒服地等待，等待前面的某某先生一边不停按摩肿胀的咽喉、娇弱的肾脏、不畅通的肠子以及所有折磨他的部位，一边耳语般地详细解释他是如何落到这副痛苦不堪的地步的。而久经耐心和医务训练的药剂师就仔细地听着，问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接着药包、药罐、针剂就一个个登场，再深入讨论一会儿，最后下个结论，然后某某先生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性命攸关的纸片叠起来，凭着这些纸片，他才能从社会保险申请返还大部分的医药费。又是15或者20分钟以后，后面的人才能向前挪动一个座位。

        事实上，只有那些身体还算健壮的病人才会自己到药房看病，对于重症病人或者是自认为病得不轻的人，大部分地方，甚至连像我们这样相对偏远的乡下都有一个急救专家网络，这往往让来自都市的游客又是惊奇又是羡慕，因为在大城市里，只有百万富翁才可以连生病都如此舒服。而在这里，所有的城镇、乡村都配有全天24小时待命的救护车。专业护士会上门来，医生也是如此，我听说这种服务在伦敦已近绝迹。

        去年初夏，我们曾小小体验了一下法国的医疗制度，印象着实深刻。实验用的小白鼠是个年轻的美国观光客，名叫本森，身平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我到阿维尼翁火车站接他的时候，他嘶哑着嗓子跟我打了个招呼，手帕捂在嘴上，咳个不停。我问他怎么了。

        他指着自己的喉咙，喘息着发出了一些噪音，“摩那！”

        摩那？我没听懂，但是我知道美国人有一些病比我们的要深奥多了，比如淤血他们叫做血肿，头疼呢就叫偏头疼，还有什么鼻后滴漏啦。所以我嘀咕了几句类似于新鲜空气很快就会让他没事之类的话，把他扶上了车。回家路上，我才弄清楚原来摩那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昵称，那是一种因病毒感染引起的喉咙发炎。“喉咙就像吞了碎玻璃一样疼，”本森蜷缩在墨镜和手帕后面说，“我们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哥哥，他是医生。”

        回到家，我们发现电话坏了，那时正好是节日加周末的长假开始，就是说我们得有整整三天用不了电话。要在平时，这简直就是老天保佑，但是现在，我们还得打电话到布鲁克林。本森说，有一种最新研制出的特效抗生素可以治疗已知的所有类型的“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我赶到波美特镇的公用电话亭，电话那头布鲁克林医院满世界找本森的哥哥时，我就在这一头不停地给电话机喂五法郎的硬币。最后本森的哥哥终于给我了那种特效药的名字。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一名医生，问他能不能到我家来一趟。

        一小时不到医生就赶来了，本森戴着墨镜在漆黑的房间里休息，医生就开始检查病人。

        "先生……”医生刚开口，本森就打断了他。

        "摩那！”他指着喉咙说。

        "什么？”

        "摩那！先生，单核白血球增多症。”

        “哦，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有可能，有可能。”

        医生看了看本森红通通的喉咙，拿出一支棉签，看样子是要取样做病毒测试。“现在，这位先生能不能脱下裤子呢？”本森一边慢慢地把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牛仔裤褪到一半，一边疑惑地从肩膀上回头望去，看到医生拿出一支注射器。

        “跟他说我对大多数抗生素都过敏，他应该打电话给我在布鲁克林的哥哥。”

        "什么？”

        我解释了一下问题所在。医生的药箱里会不会碰巧有这种特效药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互相看看，本森的光屁股就在旁边，伴随着他痛苦的咳嗽而发出阵阵痉挛。医生说必须给本森打针来减轻炎症，还说这种针剂极少极少会产生副作用，我把这些都跟本森说了。

        "那……好吧！”本森趴下来，医生像斗牛士般地挥舞了一下手臂，夸张地把针筒插了进去。“好了！”

        本森在一旁等待过敏反应发作让他头晕的时候，医生说他会派个护士过来一天打两次针，检验报告星期六出来，只要一有结果，马上就开处方。他还祝我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本森捂着手帕发出噪声表示回应。我觉得一个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护士来了又去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医生在周六傍晚如约现身。我们的年轻人说得没错，确实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法国药来制服它。医生像个文思迸发的诗人，笔走龙蛇，处方一张张地从他笔下泉涌而出，看上去似乎没有放过任何微小的可用资源都被派上了用场。他最后递过来一叠写满天书的纸，并祝我们周末愉快。但这也不太可能。

        节日加周末的星期天，想在法国乡下找一家开门营业的药房可不容易，而方圆几里内惟一的药房是位于卡维隆郊区的“保卫药房”。我在八点半赶到那儿，遇见一个和我一样手中握着一叠厚厚处方的老兄，我们一起望着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十点钟开始营业”。

        那人叹了一口气，上下打量我。

        “急诊吗？”

        “不是我，是我一位朋友。”

        他点点头。这位老兄得了肩周炎，脚上长霉菌，不打算在太阳下干等一个半小时。他在大门边的走道上坐下来，开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叠药方的第一张。我决定先去吃早餐。

        药房奇遇记(2)

        “记得十点以前回来，今天会有很多人的。”他说。

        他咋知道的？难道说星期天上午去药房是法国人午餐前的习惯吗？我向他道谢，但是对他的劝告却决定不予理睬，在一家咖啡馆用一份过期的《普罗旺斯日报》打发了这段等待的时间。

        我赶在十点前回了药房，天哪，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了。许多人捏着一厚叠一厚叠的处方站在那里，互相交流病情，那劲头仿佛钓鱼客正描述他那得了奖的大鱼。这位喉咙发炎的先生吹嘘他那肿痛的喉咙；那位得了静脉曲张的太太就从头细数她的静脉是如何开始肿胀曲张的；瘸了腿的和残废了的愉快地聊着天，一会看看时间，然后再往仍然紧锁着的药房大门挤一挤。终于，在一片 “总算开门了” 和“她来了”的咕哝中，一位小姐从药房后面出来打开门后，聪明地让在一边，以便蜂拥而入的人群能顺利通过。再一次，我体会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逮到一个空挡，把我的处方交给了药剂师。她拿出一个塑料购物袋，往里面装了满满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处理完一张就敲上一个章，然后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给我。袋子都快被撑爆了的时候，还剩一张方子。药剂师失踪五分钟后再度出现，说缺货，要我到别家看看。尽管如此，情况也不算太遭，毕竟重要的药都已经在袋子里了。在我看来，这些药已经足够让整整一个军团起死回生。

        本森照着药方又吸又漱地一样样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恢复得可以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没配到的药了。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药剂师往他的药袋里装满灵丹妙药。也许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国人会得什么怪病，药剂师给我们配药的时候，他就一直坐着，等到我们的药都装齐了放在柜台上时，他就凑过来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锡箔包装的东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适锭5一样大小。

        “一天两次。”她向本森示意。

        本森摇了摇头，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可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险地前仰后合，还用树根般皱巴巴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也笑了，优雅地把锡纸包着的药向上示意，“这是栓剂。”

        本森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老先生一边还在大笑，一边从凳子上跳下来，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拿了过来。

        “看这儿，”他对本森说，“要这么用。”

        他从柜台前移开，弯下腰，把栓剂举过头，手臂忽然猛地向后伸，把药用力地塞进了裤子后档臀部的地方。他看着本森，“明白了？”

        “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摇了摇头，“老天，这实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镜，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这是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后来我们说这也不会引起喉咙发炎，他都不觉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鲁克林后，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医生哥哥说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然后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倒以为还会问问我们的排便习惯以防增加法国的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诺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

        他很抱歉地说：“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说，在发给健康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还要做什么样的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歉意更浓，“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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