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已经出完了二十四卷，其中所收的文章，起自十几岁时所写的一些十分幼稚的东西，时间下限截止到1992年，时间跨度约为七十年，算是告一段落。所谓段落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是偶然在那个时候编完，偶然又从那个时候出版，如此而已。其中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长达八十万字的《糖史》，一个是用英文写成的《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出版家认为这两部书分量重、意义大，唯恐出版晚了，影响本《文集》的价值，主张打破时间界限提前收入，我个人则是无可无不可，完全同意了。

        我还活着，虽然年迈，但还不算太昏聩，还能够思考，还能够写作；编完二十四卷时，我已经想到，《文集》要继续出下去的，等到我走了，或完全不能写作时，就改称《全集》，为我一生的写作画上一个句号。

        编辑前二十四卷《文集》时，遵行几条原则：在排列顺序上把散文创作排在最前面，后面以题材和体裁为标准，分门别类划分了几卷，时间先后不是标准，最后殿以翻译《罗摩衍那》。我在一篇后记中讲到，出版二十四卷以后的若干卷时，由于文章积累不会太多，无法严格分类，因此就采用编年的形式，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加以编排，不再计较文章的内容。但在实际编排过程中，发现了新问题，不得不把编排原则稍加变动。除了零篇的文章外，还有几部内容相当长的整部的作品，若与零篇文章等同编排，内容很不协调，所以决定把这样的著作单独编排，编成独立的卷，以醒耳目而便读者。

        在编纂前二十四卷时，实际上我们也是有一个编纂原则的，只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加以说明。现在继续编纂，我想把原则明确提出来，略加说明，我的原则是四个字，两个概念：求全，存真。

        所谓求全，就是把过去七十年来所写所译的东西尽量收集齐全，不遗漏一篇。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又经历了几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时代，再加上受自己天资的限制，所写的东西不可能完全都是好的。观点，包括政治观点在内，不可能完全都是正确的，而且政治观点的正确与否完全是相对的，绝不是绝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写的文章怎么能一贯正确呢？古代文人到了晚年往往自订文集，殚精竭虑，选精拔萃，把自己一生的文章仔仔细细地审查一遍，把自己不满意的全部删除，只留下自己认为满意的若干篇编为文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听说当年也有一些文人，到了晚年，自订文集采取上述的古人的原则。这种做法，我期期以为不可，这有点欺骗读者的嫌疑。我最讨厌说，什么是什么的上帝，但我现在不得不说“读者是作者的上帝”。上帝是不能、不应欺骗的。自己的一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赤裸裸地摆在上帝面前，由上帝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能够得到点有益的东西，这是唯一的正道。

        其次谈存真。存真是不删改文章，与求全的不删掉文章密切联系。除了明显的错别字外，一律不改，特别是对于年青时的作品更不想用今天八九十岁的水平来加以篡改，不能让年青的脸上于思于思，以假乱真。对某一些引证的错误，我也主张，除了加注纠正外，也一律不加改动。鲁迅《阿Q正传》第一段对《赌徒别传》的作者就引错了，但他并不改正。我想效法鲁迅。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其意义就在于示人以本来面目，不加伪装，不加藻饰，让读者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以决定去取。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所共喻，古有明训。我想说几句近似开玩笑的话。坐在圣庙里的圣贤，其塑像无不威仪俨然，他们生时却有威仪俨然的时候，但也有不是这样的时候。古人说：闺房之内有甚于华眉者，我们的圣贤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吗？

        编纂的办法，上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在编纂《文集》最后八卷时，主其事者是我的长期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和我的学生高鸿博士。他们留心收集原稿，精心加以编排，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参加的话，这后八卷是出不成的。我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周榕芳社长、杨鑫富副社长、吴明华编审有远见卓识，在出完了二十四卷以后，又继续出版这后八卷。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对他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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