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能帮欧夫抬棺，送他最后一程吗？”

        赛尔波端着咖啡杯还来不及坐下，就上气不接下气，边甩着自己湿透了的风衣，边毫无头绪地丢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他刚冲上三楼的“古纳森咖啡厅”，跟朋友们事先约好在这儿碰头，已迟到了半小时了。一路从斯维兰路狂飙脚踏车至此，让他气喘如牛。保罗和拉许欧克早就喝完咖啡，保罗已经开始抽第三根黄金布兰德烟，一边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今天的《快捷报》。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亲爱的，你能帮欧夫抬棺，送他最后一程吗？”

        这并不是赛尔波见到大家的第一句话，不过也差不多了。他还在楼梯间时，就气喘吁吁、连声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对、对不起……”

        拉许欧克指着盘子上的一块肉桂卷，说是特意为他留的。保罗心不在焉地从报纸后抬起头看看，问他外面天气怎么样，是在下雨吗。

        总之，本来都是稀松平常的对话。

        保罗先问：“外面在下雨吗？”

        赛尔波回答：“一点点。”

        拉许欧克说：“我帮你买了个肉桂卷。”

        赛尔波又说：“亲爱的，你能帮欧夫抬棺，送他最后一程吗？”

        他用提起肉桂卷、夏日午后大雨一样稀松平常的口气，问大家能否帮一个好朋友抬棺，送他最后一程。

        这几个月来，或者说，这些年来，充斥着关于他们朋友葬礼的噩耗。

        患病已久的病人此时病情迅即恶化，然后突然就死去了。说这段时期是艾滋病的旺季，一点都不夸张。

        当大众还对这种黑死病一知半解时，已经被传染的那些人，现在一个接一个从人间蒸发了。当死神的阴影扫过第一轮以后，他的利爪就牢牢地钳住了这些人。

        这几个月来，或者说，这些年来，赛尔波一直将自己参加丧礼时穿的西装挂在办公室。因为这样最方便。如此一来，他就省了回家换衣服的麻烦，直接套上西装就可以参加朋友的丧礼了。

        参加丧礼竟然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是关于怎么过生活、怎么迎接死神的艺术。

        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拉许欧克大惊失色。

        “欧夫啊……”他马上摆出防卫姿态，“哎呀，他很胖啊！”

        保罗的眼神又从报纸前抽离，他抬头，狐疑地瞪着赛尔波，然后用非常刻意、做作的南曼兰省口音插嘴；他的神情是如此认真，让人无法断定他究竟是说正经的，还是又在唬人。

        赛尔波有时会怀疑，保罗纯粹就是爱用方言和口音搞怪，或者刻意模仿克莉丝特·琳达罗丝，那位来自埃斯基尔斯蒂纳的人妖秀灵魂人物。

        “抱歉啊，”他开口了，“不过拉许欧克说得对，我们帮艾滋病的死者抬棺是一回事，但是病人总得好好把这一段路走完，瘦下来，然后再死掉。这点基本礼节总该有吧！”

        “就是啊！”拉许欧克跟着脱口而出，听起来有点受到冒犯，还用手捶了捶胸口。

        “就像我一样！”

        “就是说啊！”保罗附和道。

        “死掉的时候不要那么肥、那么重！”拉许欧克意犹未尽。

        “没错！”保罗赞同地点点头。

        “那些先自杀的人哪，哼，”拉许欧克越说越像在挑衅，“他们都还没来得及瘦下来就死掉了！真是够重的！”

        被他们这么一讲，先自杀的人简直就是不团结的叛徒，都已经要死了，怎么还好意思保持正常体重，拖累活着的人呢！

        “老——天——爷！”保罗又朝天翻了翻白眼，“欧夫真的是够胖的！”

        他一边拿起报纸继续阅读，一边猛挥手，示意该结束这个不愉快到极点的话题了。

        “好啦，好啦，好啦！我们抬，就我们抬！这样行了吧！”

        他们也的确一直这么做。这些年来，他们始终扶持着彼此。

        不只是抽象的情感扶持而已，这些同样患了艾滋病的战友都会出席丧礼，并参与抬棺的行列。

        赛尔波和拉许欧克还是全国艾滋病患者协会“挪亚方舟”的成员。这意味着，他们不只为自己的朋友抬棺，还要为那些孤家寡人、举目无亲的可怜虫抬棺。

        有时候，总得有人挺身而出。

        就算是最孤单的人，总需要有人送他最后一程吧。

        之前，有个年轻的难民刚到瑞典没多久，就死掉了。他没有任何亲友，无依无靠。

        即使客死异乡，总还是要有个人为他抬棺吧！

        这个难民的葬礼办得极为节省，甚至有些草率：没有一般的木制棺木，而是使用替代的厚纸板棺材。这种纸棺是最难扛的，不只轻飘飘，而且根本就抓不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纸棺材比较轻，一定比较好扛，其实不然。

        去年冬天，有那么一次，赛尔波还卷起衬衫的袖子，带点病态的骄傲展示臂弯上的一处擦伤。

        他扛过太多人的棺材，以致胳膊上同一处受力过度，都弄到擦伤了。

        当然，不是每个艾滋病患者都会互相打气、彼此扶持。有些艾滋病患者以看到其他患者为耻，厌恶之至，仿佛是在提醒他们，自己的处境多么不堪，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不多了。

        出于这种心态，他们宁愿继续让自己的爱人与朋友伤心。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拒绝在镜中重新检视自己，更不愿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

        这又要从何说起呢？死于艾滋病，当然一点也不光彩，不只是盛年早衰，更是最痛苦、最孤独、最冗长、最丑陋、最不堪的死法！

        和社会上其他族群相比较，同性恋圈子更强调年轻，更重视美貌。

        只要没那么倒霉，不要被传染到，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这么丑陋不堪的死法。然而在男同性恋者之中，也有一部分人假装这种黑死病根本不存在。这种人通常玩着多面人的游戏，在明处与暗处之间穿梭。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艾滋病肆虐的高峰期，众人对健美结实之身体的崇拜越发强烈。大家都想展现强壮健美的体魄，仿佛这样的身体绝对不会也不能衰败，更不会死灭。

        在这段时间，同志之间流行把体毛刮干净，仿佛是想展示自己完美无瑕的身体，没有病毒、没有瑕疵、没有死亡，洁净一如白纸，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从同性恋报纸《观察员》对抗艾滋的广告就可以一窥端倪：广告人物净挑一些英俊、强壮又帅气的男人。

        “老天爷，”保罗总会嫉妒不已地说，“摆这些帅哥上来干吗！看到这些帅哥，谁不会想来上一次！然后就中镖，得艾滋病了！”

        然后，他又点上一根烟，继续翻看报纸。

        葬礼上有许多花束。出席一个染患艾滋而死的男同性恋者的葬礼，除了鲜花，还能带上什么？

        棺盖上嵌着死者的遗照，照片中又胖又壮的欧夫神情相当雀跃，头戴皮革小帽，身穿格子花纹的法兰绒衫，还有毛皮夹克。

        就像保罗最常说的：“看起来很有男子气概嘛，结果一开口，还不是像个娘儿们！”

        琴师踩着风琴的踏板，聘请来的女歌手静静地唱着歌曲《爱上真正的我》。

        看看我，我就在这里。

        抬棺的队伍中清一色是患了艾滋病的男同志。其中一人正是保罗，另一人则是拉许欧克。

        这些男人全都瘦削不已。

        当时间一到，他们就抬起棺材。这个过程很麻烦，但套句保罗最爱说的，“凭着我们丰富的经验，再用点小技巧”就搞定了。

        他们就在所有人，包括欧夫远道而来的父母亲面前，将棺材放进等候的灵车。他们踏着缓慢的步伐，肩上扛着棺木，承受着无以名状的重量，还必须勉强压抑心中复杂的情绪，表现出庄严的模样。

        任谁都看得出来，他们累得不得了，当中已经有人撑不住，脚步摇晃起来。

        拉斯穆斯与本杰明坐在教堂后方一排座椅上。他向本杰明耳语：“你看，他们好可怜哦！抬着这么一个大胖子，都快累死了！”

        拉斯穆斯笑了起来，他一笑就跟着大声咳嗽，几乎成了反射动作。

        “不要笑！”本杰明对着他耳语，但就连他自己也有点想跟着笑。

        最后，抬棺者终于顺利将棺木放进灵车后方敞开的车厢。他们努力保持专注、肃穆的神情，然后依据往例，全体向死者一鞠躬。

        鞠躬的同时，保罗以非常凝重、近乎沉痛的口吻，为他们大家的心情做了总结。

        “永别了，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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