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涉及谜底，未读正文勿看）

        二零零六年五月，在杂志“松本清张的东京”专辑中，设计了一张“继承清张推理DNA的人们”图表，归纳出松本清张为日本推理小说开创的几个重要面向，包括社会层面的国际、经济、宗教、时事，个人层面的女性、日常、深层心理与过去、文艺与艺术、历史，还有旅情推理。里面洋洋洒洒列出自一九六零年代以后，在不同层面继承松本清张DNA双螺旋的作家与作品，横跨各派别及世代：包括夏树静子、森村诚一、高木彬光《邪马台国的秘密》、西村京太郎《天使的伤痕》、岛田庄司《出云传说7／8杀人》、高村薰《Lady Joker》、桐野夏生《OUt》、天童荒太《永远的仔》、横山秀夫等台湾读者都耳熟能详的名作，当然更包括了宫部美幸的经典之作与。

        而在其中，东野圭吾当然也不会缺席，他的被认为是延续了清张“深层心理与过去”的书写，与土屋隆夫、森村诚一列在同一个创作轴线上。

        当然，虽然东野圭吾的小说题材，往往与当下现实有着许多互涉，间接启发读者思考，因而获得高度认同。但他的作品始终是被定位为“写实本格”，甚至在二零零五年出版的，因为获得了当年的“本格推理小说BESt 10”的第一名，还引发了日本推理文坛的“本格论争”。如何想像这样的作家跟松本清张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当具有挑战性。

        然而，若仔细爬梳东野圭吾的创作，其实会发现他真的没有那么“本格”，他一系列入围直木奖的作品、、、以及，其实并不是标准的解谜推理小说，而是犯罪小说，甚至有些作品在结尾还留下了难解的谜团。更不用说他的“天下一大五郎系列”、“零笑小说系列”，其实是反思推理类型，或是小说类型本体的精采连作，压根与“本格”沾不上边。

        即便是刚开始走本格路线的“加贺恭一郎系列”，随着《红色手指》、开始着重于重现一个个家庭剧场，把谜团埋藏在家族成员的关系之中，改变读者对于推理小说“解谜”的想像。甚至到了，东野有如致敬般地在小说中再现了森村诚一社会派小说经典的开场，那个神乎其技的死者最终移动轨迹，以及关键的情感象征物，敏感的读者应该已经强烈感觉到，东野圭吾书写风格的位移与转变。

        而到了此系列的最终作，相信只要阅读过本书，很难不认同书评家冈崎武志的赞誉，这的确是一本如假包换的东野圭吾版。不论是浅居父女陷入绝境的生命而启动的连夜潜逃之旅，以及透过交换身分以创造新人生，还有那必须抛弃真实的过去才能迎来的光明未来，都与在角色设定、情节安排甚至是思想意识上有着高度相近。

        正如以《我爱过的那个时代》闻名的文艺评论家川本三郎，在《SAPIO》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号的书评中所指出的，在泡沫经济鼎盛时，推理小说中充斥着没有理由的快乐杀人，但当经济发展停滞后，因为贫困而引发的有理由杀人，便有了现实性基础。东野圭吾的这部作品，犯罪背后所浮现的犯罪者贫困人生，让人想起松本清张的世界，因为松本清张的特色，便是描述那些存在着不为人知黑暗过去的成功人士，意外被得知过去而引发杀机，这类有理由的杀人事件。这种特质在东野圭吾的这本作品中获得了延续，人生中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要迎接成功荣光的人们，却在此时遇见知道他们过去的人，于是引发了悲哀的结局。

        更重要的是，延续着加贺系列前作与三一一震灾的因缘，东野圭吾在内将核电的问题予以结合，并与加贺恭一郎的生命史紧紧缠绕在一起，显示出他创作意识中潜藏的社会派DNA，以及批判眼光。浅居忠雄之所以能够重获第二人生，正因为他袭用的是“核电候鸟”，在核电厂间到处移动的清扫临时工身分，而这样的存在能够被替换得无声无息，则是得利于承包商管理体系的松散。虽是在交代犯罪演化的轨迹，但笔锋一转，批判的刺点便指向了日本核能电厂长期以来管理与维护的陋习，在层层转包的过程中，承包商不仅利用这些贫穷底层人民的经济弱势，创造出一群可被剥削的临时工，甚至任其在超时与简陋的工作环境下，将身体暴露在高剂量辐射的危险之中，最终导致永远的伤害。而日本之所以能在战后快速从战败国站起来，建立起拥有“核电神话”的进步现代国家，其实来自于这些被遗忘与舍弃的存在，就像松宫在调查过程中询问的年老工人野泽定吉所言：“我们就是渣滓……核电厂啊，不是光靠燃料来运作的……是吃铀和吃人才会动的，一定要用活人献祭，它会榨干我们作业员的生命。你看我的身体就知道了，这就是生命被榨干的渣滓。”

        的确，所有核能神话所最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就是核废料对环境的可怕危害。发电带来的光明（不论是基础的照明、文明国家论述层次上的概念，还是文学意义上的未来。）代价是废弃物遗留的万年威胁，光明与废弃／遗留物，是相互存在的辩证关系。然而就在此处，东野圭吾从社会批判的实践，进一步演化出生命及亲子关系的终极隐喻：“牺牲／废弃”与“存在／荣光”，竟是相生相成的定律。正因为浅居忠雄的牺牲，同时在核电工作场域与两人的生命境遇中彻底成为废弃物，浅野博美方能拥有如此光明的未来；若非母亲在情绪压力濒临爆发点前，就决定自我牺牲与放逐，甚至拒绝自己获得救赎的可能，加贺恭一郎的命运很可能就从此改变，而无法成为如此杰出的刑警。这一切的苦心孤诣，都是来自于情感内核中的驱力，它是主体内在最强大的能源，即便牺牲自焚也在所不惜，为的只是为所爱的人，换取她／他前进的光源。

        然而，这种爱所带来伤害他者的代价，为我们带来道德上的难题，一如东野圭吾过去的作品，开启了更多艰难的选择。浅居忠雄为了保护博美以及脆弱的父女连结，甚至杀害了只是关心他们的押谷道子，然而最后当他希望终结自己猥琐的人生时，博美为了报答他的爱，宁可逆反人伦，也要助其一臂之力，这对父女以爱之名相互守护的犯罪，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因为生存被威胁而犯下罪行的边缘人？他们是道德意义上所谓的恶人吗？然而若非浅居父女基于人性的善意，为加贺母子重新建立起连结，加贺也无法解开他生命中最关键的谜团，但也因为这样的一念之善，暴露出他们的存在，为长久以来的守护关系，带来覆灭的危机。那么到底对加贺恭一郎而言，他们是善人，还是恶人？他该以一个儿子的身分，还是警察的身分来回答？这是关于生命存在的难解之谜，是东野圭吾留给这个系列以及读者，最后也是最为艰难的思考。

        而在这个意义上，东野圭吾不仅写出了他的，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被赞誉为“松本清张的儿子”。

        陈国伟，笔名游唱，新世代小说家、推理评论家、MLR推理文学研究会成员，现为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暨“亚洲大众文化与新兴媒介研究室”主持人，着有推理小说及大众文学的研究专书《越境与译径：当代台湾推理小说的身体翻译与跨国生成》（联合文学，2013）、《类型风景：战后台湾大众文学》（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并执行多个有关台湾与亚洲推理小说发展的学术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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