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写了几十本书……拍了许多电影，写过无数评论。然而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超过任何评论……

        有一次，我听别人说——也可能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问题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是一个需要自我觉悟的问题。我赞同这个说法，它与我自己的感觉相符合。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聪明人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分析……他们会如何解释，如何蒙骗我？或者再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口号：“市场！市场！自由市场！”而我们……我们身在没有了切尔诺贝利的世界，生活中还是无法摆脱切尔诺贝利的影响。

        而我，我的专业是导弹，是火箭燃料专家。我曾经在拜科努尔服役。我整天琢磨的就是“宇宙号”啊，“太空计划”啊，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那是美好的时光！我献给了蓝天！献给了北极！献给了处女地！献给了宇宙！全体苏联人民与加加林一起飞上了太空，脱离了地球……那是我们的一切！我至今还爱着他！最可爱的俄罗斯人！他那灿烂的微笑！甚至他那经过导演的死。梦想飞翔，飞翔，梦想自由的飞翔……梦想着脱离地球飞走……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来到了白俄罗斯，一直到退役。当我来到这里……沉浸在这片叫做切尔诺贝利的空间中，我的感觉变了。虽然我一直在与最现代的技术、与先进的空间技术在打交道，但这里发生的事情超乎我的想象。这很难描述……很难想象……就在一秒钟以前，我刚刚突然觉得我想明白了，但是它马上让我产生了哲学思考。你不要跟人们谈论切尔诺贝利，无论和谁谈，最后都会变成哲学范畴的讨论。

        不过，我还是把我的工作讲给你听吧。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教堂……切尔诺贝利教堂，以供奉怜悯圣母。我们四处募捐，慰问病人和不久于世的人们。我们要书写历史，建立一座博物馆。以前我有时候也在想，以我那样的心态，不能再在这种地方工作了。我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这些钱，要分给三十五个家庭。三十五个寡妇家庭，她们的丈夫都死了。”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员。一定要公正分配。怎么分才算公平？有一个寡妇，带着生病的小女儿讨生活；另一个寡妇有两个孩子；第三个寡妇自己就生着病，房子还是租来的；还有一个女人，她有四个孩子。夜里，我会突然醒过来，辗转反侧：“怎么才能公正地分配呢？”我左思右想，算来算去……我想不出办法，最后还是把钱平均分给了名单上每家人。而博物馆，那是我的孩子。切尔诺贝利博物馆。有时我觉得，这里不会是博物馆，而是一座殡仪馆。我简直是在治丧委员会干活！今天上午，我刚到，还没有脱下外套，门就开了，一个妇女哭着冲进来，她不是在哭，而是在哀号：“你们把他的奖章和证书都拿走吧！把所有的抚恤金都拿走！把我的丈夫还给我！”她哭喊了好长时间。她把丈夫的奖章留下了，把那些证书也留下了。它们会被博物馆收藏，陈列在玻璃柜子里面……人们会在那里看到这些展品……但是她的哭声，除了我，谁也没有听到，只有我。摆放这些证书的时候，我会想起她的哭声。

        现在，雅罗舒克上校也要死了……他是放射化学家。曾经魁梧健壮的他，现在瘫痪在床。妻子给他翻身，就像翻枕头一样，拿着汤匙给他喂饭……他还有肾结石，必须进行碎石手术，可我们没有钱为他支付手术费。我们是穷人，需要靠施舍生活。而国家的所为就像一个骗子一样，它抛弃了这些人。等到他去世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一座学校，或者一支部队，但这些都要等到他死了以后……雅罗舒克上校，他走遍了隔离区，标出最严重的污染区，也就是说，他们彻底地利用了他，把他当作一个机器人。他也明白这一点，但他去了，他从核电站中心出发，一步一步走遍了放射半径以内的所有地方。他带着辐射剂量检测仪，探索着“污点”，沿着“污点”的边界移动，绘出了一张准确的地图……

        而那些在反应堆屋顶上工作的士兵呢？参加清理工作的军事单位总共有二百一十个，也就是将近三十四万名军人。那些清理屋顶的士兵受害最为严重……派发给他们的只有铅制围裙，而辐射来自下面，他们下面没有一点儿防护。他们穿的是普通的人造革靴子……他们每天要在屋顶工作一分半到两分钟……清理工作完成后，就让他们就从军队退役，发给他们一份证书和奖金——一百卢布。于是，这些人就在我们祖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了。他们在反应堆顶上清理可燃物，以及反应堆的石墨、混凝土碎片和钢筋，在二十至三十秒内装满小推车，再把这些“垃圾”从顶上倒掉。这样的专用小车仅自重就达到四十公斤。你可以想象一下：穿着铅围裙，戴着面罩，推着这些小车狂奔。你能想象到吗？在基辅的博物馆里展示有反应堆中石墨块的蜡模，有军帽大小，人们说，如果这是真的石墨，重量可以达到十六公斤，可见它的密度和重量之高。无线遥控机械手经常失灵，要么就发生错误，执行相反的指令，因为它们的电路板在高辐射环境下一样会遭受破坏。最可靠的“机器人”还是士兵——他们被戏称为“绿色机器人”（因为军装制服是绿色的）。有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发生事故的反应堆顶部作业，他们夜晚就睡在地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讲过，刚开始他们还把麦秸铺在帐篷里的地上，而麦秸都是从反应堆附近的麦秸大垛上拿来的。

        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正在死去，但他们明白，假如不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是特殊文化下培养出来的人，一种功勋文化。他们都是牺牲品。

        在事故发生后，一度有发生核爆炸的危险，因为必须把反应堆底部的冷却水排出，否则一旦铀和石墨的熔融体落入底部，与水接触，就会达到临界值，导致爆炸，三百万至五百万吨tNt当量的爆炸。如果爆炸发生，不但基辅和明斯克将没有生命存在，就连欧洲的绝大部分也将不会存在生命。你能想象吗？！那是整个欧洲的大灾难。所以，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谁潜入水中打开底部的排水阀门？他们许诺了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一生的赡养费，在士兵中寻找志愿者。最后，他们找到了！几个小伙子跳进水里，多次下潜，打开了阀门。他们得到了七千卢布的奖金，而许诺的汽车和公寓却被忘记了。是啊，士兵们潜水抢险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这些物质奖励，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并不高。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是那样的人……不能只从表面去理解……

        这些人已经不在了……只在我们的博物馆还留有他们的材料……还写着他们的名字……但是，如果他们当初没有这样做呢？这些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无人可以相比……

        我曾经与一个人争论……他认为，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们将生命的价值看得太低，是亚洲式的宿命论。一个牺牲自我的人，并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特、不可重复的个体。他们渴望成为主角。此前，他们是一个个没有台词的人，不能说话的配角。没有属于他们的剧情，只是作为背景存在。后来，他们突然间成了主角，渴望人生意义。我们宣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吗？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获得了人生的意义。你的人生升华了，他们给了你一个角色！这样的死亡很有价值，因为它换来了永恒，换来了你的永垂不朽。这就是这个人的观点，他还给我举出例子……但是我不赞同！绝不赞同！

        我们是被当作士兵培养起来的，从小到大，他们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时刻处于动员状态，时刻准备着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我高中毕业，想要去读大学，我的父亲震惊了：“我是一名职业军人，而你要去穿西装？祖国需要有人来保卫！”他因此好几个月不肯和我说话，直到我递交了报考军校的申请。我的父亲参加过战争，他已经去世了。他几乎没有任何物质财产，与他那一代人一样。他去世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房子、车子、土地……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一个军用挎包，那是他在芬兰战争前得到的，里面是他的军功章。还有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父亲当年从前线寄回来的三百封信，那是母亲从一九四一年开始一直保存着的。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在我看来，这是无价的财富！

        现在您该明白我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博物馆了。那个骨灰罐里装的是切尔诺贝利的土……只有一把土。还有矿工的头盔，也是从那里来的……农具也是从隔离区拿来的……这里不会允许辐射剂量检测员来。这里的东西件件都会发光！但是这里收藏的所有东西都是真的！没有塑料模型。我们确信这一点：人们只会相信真实的东西。因为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太多了，过去有，现在也有。有这样一个说法：原子，不仅可以用于军事与和平的目的，还会被个人所利用。于是，各种基金会和商业机构四处生长……

        既然您在写这样的书，您一定要看看我们独一无二的视频资料，这是我们一点一滴收集起来的。您以为这是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错了！他们不允许拍摄，摄像都是被禁止的。如果有人拍摄了什么东西，那么有关部门马上就会收缴这些资料，再把消磁后的带子交还给你。我们没有纪录片反映被疏散的人群，带走的牲畜……悲剧是被禁止拍摄的，他们拍摄的只有英雄事迹！切尔诺贝利的摄影集一直在出版，但是电影和电视摄像师的设备不知道被他们毁坏了多少。他们在各级机关奔波不休……为了诚实地讲述切尔诺贝利，当时需要勇气，现在一样需要勇气。请相信我！你应该看看这些镜头……这些第一批消防队员乌黑的面孔，就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睛呢？这是那些知道自己将要离开我们的人的眼睛，只有他们才有这样的眼神。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妇女的腿，在事故发生的那天早上，她去到核电站附近自家的菜园里干活。当时她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里……现在她的双腿就像筛子一样，膝盖以下都是洞眼……您应该看看这段片子，因为您要写这样的书……

        我回到家后，却不能触碰我的小儿子。我得去喝五十克到一百克伏特加，然后才能去抱小孩……

        博物馆中有一个部分就是纪念直升机飞行员的……沃多拉日斯基上校，葬于白俄罗斯的茹科夫·卢格村。他受到超过安全剂量上限的辐射，本来应该尽快撤离，但是他还是留下来，又坚持训练了三十三个飞行员。他自己完成了一百二十次飞行任务，投放了两三百吨物资，他每天在反应堆上空三百米的高度飞行四五次，机舱内的温度达到六十摄氏度。当沙包投下的时候，下面正在发生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炙热的反应堆……每小时的辐射量达到一千八百伦琴。飞行员在空中受到辐射的伤害也非常严重。为了使投放命中着火点，他们要把头伸出机舱，靠肉眼来观察……没有别的办法……在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对这项任务的描述就是一个简单的日常报告：“完成这一任务，需要牺牲二至三人。而另外一项，牺牲一人。”就这么简单，稀松平常……

        沃多拉日斯基上校已经死了。在他的反应堆累积辐射剂量记录卡片上，医生写的是七贝克，实际上是六百贝克！

        而那四百名不分白天黑夜在反应堆底部挖掘隧道的矿工呢？他们需要挖掘一条隧道，向其中灌入液氮以冻结地下的土壤。不然，反应堆就会接触到地下水……来自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矿工……我一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在狭窄的隧道中，他们冒着五十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裸露着身体，推着小车前进。那里的辐射，同样有数以百计伦琴……

        他们正在死去，时日无多了……假如他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呢？我相信他们都是英雄，而不是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将这称为事故，称为灾难；其实这是一场战争……而我们的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上去就好似一座战争纪念碑……

        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拿来讨论的，这就是斯拉夫人的羞耻心理。你在写这本书，你应该是知道的……那些在反应堆或者反应堆附近工作的人，他们也有与抢险人员类似的症状，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男性的泌尿生殖系统受到了损害……但他们没有公开地对我们说到这样的事，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有一次我陪同英国记者采访，他准备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与这个问题有关——他对有关人性的题材很感兴趣。话题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们在家里是什么样、日常生活什么样，以及亲密行为等。但是他连一个坦率的回答也没有得到。他请我召集一些人，比如说，召集直升机驾驶员来接受采访……说一些男人之间的事情……来了几个人，其中有的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已经退休了；还推来一个断腿的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因为辐射的伤害，骨骼被软化了。英国人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同自己年轻妻子的夫妻生活怎么样？直升机驾驶员沉默不语——他们以为来这里是要谈他们如何在一天之内完成五次飞行任务。而现在……要谈妻子？要说到那样的事情……他又把他们一个个单独叫到一边去问……但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健康正常，国家器重，家人相亲相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他。他们离开后，我觉得他有一点儿沮丧，他说：“现在你该明白了，为什么没有人会相信你们。你们在欺骗自己。”当时，我们是在一家咖啡馆见的面，两位漂亮的女招待在为我们服务，她们已经在收拾台子了，他问她们：“我可以问你们几个问题吗？”两个女孩答应了。他问：“你想结婚吗？”“想，但是不会在这里结。我们这里每个女孩都想嫁给外国人，生个健康的孩子。”于是他问了更多的问题：“那你们有男朋友了吗？他们怎么样？能满足你们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旁边就坐着几个小伙子，”她们笑了，“直升机驾驶员，两米的个头，勋章闪亮。他们放在主席台上挺好的，但在床上可不怎么样。”你想象一下……他给两个女孩拍了照片，转身又对我重复了一遍：“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们了吧？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陪着他去了隔离区。据统计，切尔诺贝利周围有八百个“坟场”，就是掩埋放射性废物的地方。他以为会看到一些新奇的工程建筑，结果看到的就是一个个寻常的土坑。从反应堆周围一百五十公顷的土地上砍下来的“棕色林子”（事故发生后的头两天，反应堆附近的松树和枞树变成了红色，然后就变成了棕色）就埋在这些坑里。坑里还有上千吨金属和钢材、管道碎片、专用防护服、混凝土块……他给我看英国杂志上的照片，空中俯拍的全景图片，那是反应堆附近最大的“坟场”，里面有数千台汽车和航空设备，消防车和救护车……距离照片的拍摄时间已经过去十年了，但他想还是去拍摄一组照片。他们答应他，如果拍到了，就给他一大笔报酬。所以我们两人四处奔走寻找这个地方，后来一个官员向我们指出了一个位置，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当然就不存在允许不允许的问题。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却什么也没发现，我明白过来：没有这样一处“坟场”，它已经不存在了，而只在报告中出现过，里面的东西早就被挖出来拉到市场上了，拆下来的零部件变成了集体或自家的用品。它们被偷走，运到了各处。英国人无法理解这一点。他无法相信！当我把真相告诉他时，他还是不相信！甚至我自己现在读到这些勇敢的文章时，也不敢相信，总是下意识地想：“如果这也是谎言呢？要不，就是在编故事。”我们这些记住悲剧的人……成为日常生活的印记！我们成了怪物！（最后他陷入绝望，一阵沉默）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博物馆……一点一点地，一次一次地搬进去……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想：“算了！不干了！”怎么撑得下去啊？！

        我曾经与一个年轻的神父交谈……

        我们站在刚刚去世的萨沙·贡恰罗夫准尉的墓前……他曾经站在反应堆的屋顶上抢险……那天下着雪，寒风凛冽，天气恶劣。神父在祭祷，诵读悼词。他没有戴帽子。“你不冷吗？”我事后问他。“不，”他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我充满能量。其他任何教堂仪式都不能像祭祷这样，给予我如此强大的能量。”我记住了这个经常与死神打交道的人所说的话。我不止一次地问过外国记者，他们来到我们这里——许多人来过好几次，为什么要求去隔离区？你不要愚蠢地以为他们是为了金钱和事业。“我们喜欢你们这里，”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强大的能量。”你想象一下……一个意外的回答，对吗？对他们来说，也许，我们的人，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世界，还有某种未知的东西，神秘的俄罗斯精神……吸引着他们。我们自己也喜欢在厨房里喝酒，争论这个问题……我的朋友有一次说：“如果我们吃饱了，忘记了痛苦，谁还会对我们感兴趣？”我忘不了这句话……但我不明白，别人为什么对我们感兴趣，是对我们本身感兴趣？还是对我们提供的写作素材感兴趣？抑或是，可以通过我们去理解什么？

        我们怎么总是围着死亡问题打转呢？

        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我们不会再有别的世界了……起初，当脚下的土地被夺去的时候，人们厚颜无耻地从来不提自己感受的疼痛。而今回过才意识到别的世界不会再有了，我们无处可去。在这片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定居，带有一种悲剧色彩，你会具备一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就像经历过战争的“迷惘的一代”……还记得雷马克吗？“迷惘的一代”就生活在切尔诺贝利……我们迷茫……不变的只有人类的痛苦……这是我们唯一的资本，是无价的！

        ……经历这一切之后，我回到家，对妻子诉说……而后她轻声说：“我爱你，但不能把儿子给你。我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人。无论是切尔诺贝利，还是车臣……谁也不行！”恐惧已经在她心里扎了根……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保护切尔诺贝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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