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们时代的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他们不让我说话……当今骂苏联共产党员是时髦……现在我们是人民的敌人，全都是罪人。现在我们要对所有的问题负责，甚至包括物理定律。我当时是区党委第一书记。报纸上说……就是他们在犯罪，建了一个糟糕的廉价核电站，不顾人们的生活。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人，对他们来说，人是沙土，是历史的肥料。嗬！嗬！该诅咒的问题：该怎么办，是谁的责任？这是永恒的问题，在我们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所有人都急不可耐，渴望复仇，想要见血。嗬！嗬！他们想看到砍下的头颅……“面包和马戏”……

        其他人保持沉默，但我要说……你们写了——我不是指你，是报纸这样写的：共产党员欺骗人民，隐瞒了事实真相。但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从中央委员会来的电报，从州党委会来的电报……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允许出现恐慌。事实上，恐慌确实是很可怕的事情。他们对有关切尔诺贝利事件报道严格审查，就如同战争期间害怕来自前线的消息一般。恐惧和谣言非常危险。人们并非死于辐射，而是发生的各种事件。我们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不能说所有人都立刻躲起来了，因为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我们只是依照上级的政治考虑行事。但是，如果抛开个人情绪，抛开政治，应当承认，没有人会相信当时发生的事。就连那些科学家也不敢相信！这类事故没有先例……不仅在这里，在世界各地都没有类似的例子……科学家们在核电站现场研究情况，并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我最近看了时任苏共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主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电视访谈节目《真相时刻》……当时他就在戈尔巴乔夫身旁……据他回忆，他们上层一样也想象不到事故的全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个将军说：“辐射有什么关系？在原子弹爆炸演习以后，他们晚上喝一瓶红酒，就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他们说到切尔诺贝利就像在谈论场普通的事故……

        我当时宣布，不许人们上街。“你想破坏‘五一节’吗？”这可是一个政治问题。党证就在桌子上……这不是开玩笑。我想，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是真事。他们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谢尔比纳在爆炸后不久就来过核电站，他要求立即带他去事故现场。人们告诉他：那里有石墨碎片，是高辐射场区域，而且温度也高，不能去。“还管什么物理学？我要亲眼看到辐射的一切，”他冲下属喊道，“今天晚上我就要向政治局提交报告了。”这是军事行动的模式。他们不知道别的……他们也不理解这里真的是物理定律在起作用……是链式反应……而且，任何命令和政策法规，都不会改变这一物理定律。世界遵循的是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但是当时我能说吗？我敢企图取消“五一”节游行吗？报纸上说……人们在街上游行时，我们坐在地下掩体里！实际上整整两个小时，我都顶着大太阳，站在看台上……没戴帽子，没穿外衣。接着，是五月九日的胜利日……我和老战士走在一起，拉着手风琴，跳着舞，一起喝酒。我们大家都是这个体制下的一部分。我们相信！我们有崇高的理想，我们相信一定会胜利！我们会战胜切尔诺贝利！发起猛攻——赢得胜利！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读过制服失控反应堆的那场英勇战斗。我们都进行了政治谈话。我们的人没有理想吗？我们的人没有宏大愿望吗？现在呢，更可怕……你来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崩溃。无政府。野蛮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对过去做出了判决……对我们的生活的一切……那个时候的电影多好啊！那些欢快的歌曲！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请你回答……你想一想，回答我……为什么现在没有这样的电影？没有这样的歌曲？人应该受到激励，受到鼓舞。我们需要理想……然后才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香肠不能成为理想，把冰箱塞满也不是理想。我们需要的是光辉的理想！这样的理想我们曾经有过。

        报纸、收音机和电视上在大喊：要真理，要真相！人们在集会上也在要求：我们要真相！糟糕，很糟糕……糟透了！我们很快都要死了！国家消失了！谁需要听这种真相？当群众冲进国民公会要求处死罗伯斯庇尔，他们是正确的吗？屈从于群众，就成了群众……我们当时要做的是防止出现恐慌，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假如我是罪犯，那为什么我的外孙女……我的孩子……他们也在生病？女儿生她是在那个春天，她把婴儿送到我们斯拉夫哥罗德的家里来，放在婴儿车里。她们是在核电站爆炸后几周来的……那时直升机在天上飞，军车在公路上跑……妻子问我：“要不要把她们送到亲戚那儿去？离开这里。”我当时是区党委第一书记……我断然制止她：“如果我把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送走，人们会怎么想？他们的孩子还留在这里啊。”那些跑掉的人，只顾自己……我把他们叫到区党委办公室：“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假如我是罪人，那为什么我要杀害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她……在我们家里……

        开始的几个月……乌克兰一片惊慌，而我们白俄罗斯，一片平静。当时正是紧张的播种季节。我没有躲藏，没有坐在办公室，我在田地和牧场奔波。大家都在忙着犁地，播种。你忘记了，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人们把原子叫作“宁静的劳动者”，为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而感到骄傲。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原子恐惧……当时我们根本不会担心未来……再说，区党委第一书记又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个拿着普通大学文凭的普通人，更是一个平常的工程师或农学家，还有的人毕业于高级党校。我所知道的辐射知识是在民防教育培训班里学到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牛奶中有铯，有锶……我们照常把含有铯的牛奶送到牛奶工厂，还送去肉类，照常割草，完成计划……尽到所有的职责……我在尽力而为。没有人解除我们的计划任务……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人们忍受着恐惧，而且恐惧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我是一个缺少自我保护意识的人，这很正常，因为我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当时这样的人很多，不止我一个……几十张申请书堆在我的办公桌上：“请求派我去切尔诺贝利。”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声！人们时刻准备献身，而没有想过，也没有提出过索取任何回报。你当时要是去那里采访，写下点儿什么就好了。那才是俄罗斯性格。他们是俄罗斯人。如果你今天背弃苏联的过去，你以后还会怀念起他们的……

        科学家们也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嗓子都哑了。我对其中一个科学家说：“我们那些孩子还要在放射性沙土里挖下去吗？”而他的回应是：“你纯粹是危言耸听！一知半解的门外汉！你知道什么是辐射吗？我是核物理学家。我参加过原子弹爆炸试验，一个小时后我就乘着汽车去了爆炸中心点，走在烧焦的土地上。你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相信了。我把党员召集到我的办公室：“兄弟们！如果我跑了，你们也跑了，别人会怎么想我们？他们会说，共产党员都临阵脱逃了吗？”看到这些话和这些情感不能打动他们，我又换了一个说法：“你是不是个爱国者？如果不是，就把党证放到桌子上。走人！”结果，有几个人真的走了……

        有一些令我疑惑的东西……还说不清楚……我们与核物理研究所签了一个调查我们土地的协议。他们取走了草皮，还挖去了一层黑土，把它们带到明斯克化验。后来他们打电话给我：“请你组织一下运输车队，把你们的土样运回去。”“你是在开玩笑吗？明斯克离我们这里有四百公里，你让我把土样运回来？”我手里的话筒几乎要掉到地上。“我不是开玩笑，”他们对我说，“按照规程，我们的这些土样要放入钢筋混凝土的槽中，埋葬到坟场里，全白俄罗斯的土样都要运到我们这里来。只一个月时间，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存放了。”你听说过吗？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我们的孩子就在这块土地上玩耍……我们还要完成牛奶和肉类计划生产指标，粮食还要用来酿酒，苹果、梨子、樱桃，要加工成果汁……

        接下来就是疏散……如果谁从空中俯瞰，会以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一个村庄疏散完了，再向另一个村子发出通知：一个星期后疏散！然而这一周里，还是要堆好麦草、割草、翻好菜园、劈好木柴……生活还要继续。人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再过一周他们就要开着军车来把人们都运走……我们一直在开会、出差、发指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在明斯克市委旁边，一个人举着“给人民碘”的牌子站在那里。天气很热，他却穿着雨衣……

        （他又回到我们谈话开始时的话题）

        您忘记了……当时，核电站就代表着未来……我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说……宣传过……我曾经去过一个核电站，那里静谧、庄严、清洁。在电站的一角，挂着大大小小的红旗和“社会主义竞赛胜利者”的锦旗。那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社会。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幸福的，而我们的确曾经幸福过。我是自由人，我甚至无法理解，有人会认为我的自由不是自由。而现在，历史注销了我们，好像我们不曾存在过。我正在读索尔仁尼琴……我在思索……我的外孙女患了白血病……所有的治疗费用都是我出的……很高的费用……

        我——是自己时代的人……我不是罪人……

        ——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维奇·伊万诺夫，前斯拉夫哥罗德区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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