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尼古拉·普罗霍罗维奇·扎尔科夫教师一家。他是劳动学教师，她教文学。

        我就这样经常想到死亡的事，我不想再看它。您听过孩子们谈论死亡吗？

        我就听过……他们上七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在争论和讨论了：死亡这事可怕不可怕？如果以前小孩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是怎么生出来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他们现在担心的就是：核战争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已经不再喜欢经典文学，我可以背诵普希金的作品，看到的却是他们一双双冷漠、躲闪、空洞的眼睛……他们身处的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他们读科幻小说，这个吸引他们，在那里人脱离了地球，使用太空时间，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恐惧死亡，比如我，死亡反而像某种奇妙的东西令他们激动不已……

        我在思考……我常想起这个问题……周遭的死亡让我想了很多。我教孩子们俄罗斯文学，但他们不像十年前的孩子。这些孩子总是会看到那些熟悉的人，房屋和树木……看着一切都被埋葬……这些孩子排队的时候，会昏厥倒地，他们站上十五到二十分钟，就会流鼻血。没有什么事令他们惊奇，也没有什么事让他们高兴。他们总是萎靡不振，疲惫不堪，面色苍白、灰暗。他们不玩耍也不嬉闹。假如他们打架或者不小心打破了窗户，老师们反而会觉得庆幸。更不会责骂他们，因为他们的表现并不像孩子。他们就这样慢慢长大。你在课堂上让他们重复什么，他们也做不到，甚至你说一个句子，让他跟着念他都记不住。“你在听课吗？你在想什么呢？”你去扯他。我一直在想……我想了很多……就像在玻璃上用水画画，只有我知道我画的是什么，别人谁也看不见，谁也猜不到……谁也不能想象……

        我们的生活只围绕着一件事旋转，那就是切尔诺贝利……当时你在哪儿，你住得离反应堆多远？你看见什么了？谁死了？谁走了？去了哪里？我记得头几个月餐厅又热闹起来，晚会又喧闹起来：“人就这么一辈子”，“要死就死在音乐里”。士兵和军官也来了。如今，切尔诺贝利不留我们了……年轻的孕妇突然死去，没有诊断，就连解剖学家的诊断也没有。小女孩上了吊……五年级的女生……死得不明不白。父母都疯了。万事只有一个说法——切尔诺贝利，不管出了什么事，大家都说是切尔诺贝利。有人指责我们说：“你们生病是因为害怕，因为恐惧，这是辐射恐惧症。”但是为什么小孩子也会生病和死去呢？他们不知道恐惧，他们还不懂呢。

        我记得那些天……咽喉灼痛，难受，全身都难受。“您神经过敏，”医生说，“您现在神经过敏，是因为切尔诺贝利出事了。”什么神经过敏啊！全身都在痛啊！我浑身没劲。我和丈夫彼此羞于承认，但是我们的双腿都开始发麻。身边的人都在抱怨，所有人……你走在路上，似乎突然就会倒下，倒下就会睡着。学生趴在课桌上，上课的时候睡觉。所有人都变得很不快乐，面色阴郁，一整天你也见不到一张和善的脸，谁都不笑。孩子们从早八点到晚九点都待在学校，严禁上街玩耍。学校给学生们发了校服：女孩们是裙子和短衫，男孩们是西服套装，可是他们穿着这身衣服回家后，在哪里还穿过这身衣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按照学校发的“注意事项”，妈妈们应该每天洗衣服，让孩子从头到脚干干净净地上学。但是，首先，校服只发了一套，比如一件短衫和一条裙子，换洗的没给；其次，妈妈们忙于家里的活儿——鸡、牛、小猪仔，她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天天洗。对她们来说，脏东西就是墨水、泥土、油点，而不是某种具有半衰期的放射性同位素。我试着给学生家长解释，可在他们看来，我就像非洲部落来的巫师一样，难以理解。“辐射是什么？它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的钱不够，总是捉襟见肘。没等到发工资就不够用了，发工资之前三天，我们只能靠牛奶和土豆过日子。”妈妈摆摆手。可牛奶不能喝，土豆也不能吃。商店进了中国的肉罐头荞麦，可是拿什么买呢？丧葬费——就是对我们还住在这里的补偿，但没几个钱，只够买两听罐头……我们寄望于有文化的人，寄望于特定日常文化的规则。但是它并不存在！我们没有可以遵守规则的人民。除此之外，给每个人解释人体贝克和伦琴的区别也并不容易。还有小剂量理论……

        在我看来……这只能用我们的宿命论来解释，如此这般的、微不足道的宿命论。比如说菜园子里第一年长出来的东西都不能吃，可人们还是照吃不误，还会储藏起来。这些菜都长势极好！你试着告诉他们黄瓜不能吃……还有西红柿也不能吃。他们说：什么叫不能吃？味道正常啊。他吃了，肚子也不疼，在黑暗中也不会“发光”……我们的邻居那年铺了用当地产的木材制造的地板，他们测过了，辐射超过标准一百倍。但谁也没有拆掉地板，他们就这样过日子。他们说，一切都会解决，顺其自然，总会好起来的，不需要他们掺和。开始还有人还将某些食品送交辐射检测员，一检测，超标好几十倍。后来他们就不送检了。“眼不见为净。去他的吧，都是科学家编的！”一切照旧：翻地、下种、收获……尽管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灾难，可是人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家菜园子里的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要严重。孩子们整个夏天都关在学校里，军人用特殊的“洗衣粉”清洗学校，还铲走了学校四周的表层土……可秋天呢？秋天学校就打发学生去收红菜头，还把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带到田里去。所有人都被轰过去了。切尔诺贝利并不那么可怕，比不上田里那些没收获的土豆……

        这是谁的过错？呵呵，除了我们自己，还能是谁的错？

        我们从前没有在意自己身边的世界，它就像天空，就像空气，就像某人将它永远赐予我们的，它不依赖我们而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我以前喜欢躺在树林里的草地上仰望天空，我觉得太美好了，太惬意了，舒服得都忘记了自己叫什么。可现在呢？树林依然美丽，长满蓝莓，可是谁也不会采摘。秋天的树林里，难得听到人声。恐怖渗入内心，进入了潜意识层面……现在我们只有电视和书籍，还有想象……孩子们在房子里长大，没有森林与河流……只能隔窗而望。这完全是另外一群孩子。我走近他们，念起普希金的诗：“忧郁的季节。迷人的眼神……”这是永恒的经典。我偶尔会有亵渎的想法：我们的文化突然变成了一只装着旧手稿的箱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所爱的……

        出现了另一种敌人……敌人在我们面前换了一种面目……

        我们受过军事教育，都有军事思维。我们学会了防范和清理核弹打击，我们应该能够对付化学战、生物战以及核战争。但是我们没学过怎么将放射性核素从身体里去除，我们清理不掉铯和锶……切尔诺贝利与战争无法类比，这么比不准确，可大家都在类比。我小时候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困，那没法跟这类比。我们在那里就像生活在前线，子弹在不停地扫射。还有饥荒，连续几年的饥荒，那时人已经沦落到只剩动物本能，无异于禽兽。可是这里呢，请便吧，走出去，院子里万物生长！生长！田野里什么都没有改变，树林里也是一样。两者无法相比！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不起来了……啊，对了……敌军开始扫射的时候，老天开恩！你可不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死去，而是现在就死，当场就死。冬季的列宁格勒，人们焚烧家具取暖，我们把家里的所有木制品都烧了，书也都烧了，我记得，甚至把旧衣服也拿来生火了。有的人走在街上，就地坐了下来。你第二天出去，看到他还坐着，那就说明他冻死了，他就在那里坐一星期甚至坐到春天，坐到天暖和了。谁也不能将他从冰上搬开。要是谁在街上跌倒，偶尔还会有人走过来帮忙。多数时候人们都是擦身而过，或者擦身爬过。我记得，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他们是在那里非常缓慢地移动。没有什么事能和这相比！

        反应堆爆炸的时候，妈妈……我妈妈还和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咱们经历了最可怕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围困，不可能有更可怕的事情了。”她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做好了战争准备，包括发生核战争的准备，我们修建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像躲避弹片那样躲避原子，但它无所不在……在面包里，在盐里……我们呼吸辐射，我们吃着辐射……饥饿的时候你可能吃不到面包和盐，但你还可以吃其他东西，甚至水煮皮带，就算不吃，闻闻也觉得饱——我可以理解这些。可是这个我不理解：所有的东西都有毒……我们该怎么活？搞清楚状况很重要。头几个月人们还很恐惧，特别是医生和教师，简而言之，就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他们丢下了所有家当，落荒而逃。后来他们遭到恫吓，不准离开。这是军纪。党证放在了桌上。我想弄明白……这一切是谁的错？我们该如何在这里生活？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谁的错？他是谁？是科学家、电站的工作人员，还是我们自己，或我们看世界的观点？我们不能停留在自己的愿望上……我们找到了负罪者——经理、值班操作员、科学家。但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与汽车斗争，而要与反应堆做斗争。我们要求关闭所有核电站，将原子专家都送上法庭。我们诅咒！我崇尚人类的知识，还有人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本身不是罪恶。那些学者到今天也是切尔诺贝利的牺牲品。我想在切尔诺贝利之后活下去，而不是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就送命。我想知道，什么能给我力量，让我坚持信仰？

        我们大家都在想这件事……现在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无论如何，十年过去了。他们把这视为战争，战争延宕了四年……您算算，我这已经经历两场战争了。我跟您说说人们有哪些反应：“一切都已过去。”“总会过去的。”“十年过去了。已经不可怕了。”“我们都会死！我们很快就会死。”“我想出国。”“人们应该帮助我们。”“啊，无所谓！得活下去啊。”我想，这些已经概括了人们的看法吧？这些话我每天都会听到……我认为，我们成了位于欧洲的国际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材料。我们白俄罗斯有一千万人，两百多万人住在污染的土地上。这个国家成了一个自然实验室，人们从世界各国到我们这儿来，录数据，做实验。他们做论文答辩，写学术专题。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来，从日本、德国、奥地利来……他们都来了，因为他们害怕未来。

        我刚才在想什么？我又在比较了……我想，切尔诺贝利可以讲，但围困我不能讲。我收到了列宁格勒的来信——抱歉，我意识里还不习惯彼得堡这个词，因为我差点儿死在列宁格勒。您瞧，信里面是“列宁格勒围困战的孩子们”聚会邀请函。我去了……但是我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谈恐惧吗？那是远远不够的……只谈恐惧……这种恐惧对我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不知道……我们在家从不回忆围困的事，妈妈不愿意我们回忆。可我们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我们彼此之间也不谈论，这样的谈话只在有人来访的时候才有：外国人、记者，还有外地的亲戚。我们为什么不谈切尔诺贝利？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主题。在学校里面，和学生们一起的时候，在家的时候，这个主题都被冻结了，被封掉了。孩子们去奥地利、法国、德国治病，别人跟他们谈这个。我问孩子们，他们想知道什么，对那里的什么感兴趣。可孩子们常常连城市、乡村和收留他们的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但他们说得出收到的玩具，吃过的好东西。有人得到了录音机，有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穿的漂亮衣服，都不是自己挣来的，他们的父母买不起。他们就像去参加了一次展览，或是去了一次大商场……昂贵的超市……他们一直在等着再次被带到那里去，把自己展示给外国人看，然后收到礼物。他们对此习以为常，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他们认识生活的方式。在走过名为“出国”的大商场之后，在昂贵的展览之后，孩子们还要走进他们的学校，回到课堂上。我看得出来，他们成了观察者……是在观察，不是在生活。我应该帮助他们……我应该告诉他们，世界不是超市。生活是某种别的东西，更复杂、更美丽的东西。我带他们去我的工作室，那里有我做的木雕，他们很喜欢。我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普通的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木雕唤醒了我！它帮我走出经历围困战的阴影，我花了几年才走出来……

        世界分裂了：有我们——切尔诺贝利人，还有你们，其他所有人。您发现了吗？我们这里没人强调，我是白俄罗斯人，我是乌克兰人，我是俄罗斯人……大家都称自己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来自切尔诺贝利。”“我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就像一个单独的人群……一个全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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