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九日胜利日这天，来了一个将军。我们列队，接受节日的祝贺。队列里一个小子大胆发问：“为什么要隐瞒这里的辐射？我们受到多少剂量的辐射？”将军走了以后，他被部队指挥官叫去，挨了一顿训斥：“你这是挑衅！你在制造紧张气氛！”两天后，防毒面具发下来了，但是谁也没有戴。辐射计量器显示的数值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拿到这个设备。我们每三个月可以放假一次，回家两天。回家要办的就一件事：买酒。我背回来两大包酒，大家高兴得把我抛了起来。

        我们团接到紧急通知……出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人告诉我们具体任务内容。到了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才宣布我们的目的地。有个小伙子——好像是列宁格勒来的——出声抗议：“我想活着。”他们威胁他，如果不去就要上军事法庭。指挥官当着全队人的面对他说：“不是坐牢，就是枪毙。”但我的想法完全相反，我想当英雄，想试一试自己的勇气。也许这是孩子气的冲动？不过，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很多，我们来自苏联各地，哪儿的都有：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我感到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也感到兴奋。

        他们带我们到了那个核电站。每人发了一件白长袍和一顶白帽子，还有纱布口罩。我们负责清理。我们第一天先在反应堆下面干活，又是掏又是铲；第二天都是在上面，在反应堆顶部清理。我们都拿着铁锹干活。大家把登上炉顶干活的人叫作“鹳”。机器人出了毛病，不能干活了，只能由我们来干。当时我发现耳朵出血，鼻子也在出血，喉咙痒痒的，眼睛刺痛，还有单调的声音不停地在耳朵里鸣响。我渴得要命，但没食欲。体育活动被禁止，因为辐射会伤害呼吸系统。

        只有土地留在铁丝网里……还有坟墓……我们的过去——我们那个大国……

        我记住了什么……是什么刻在记忆里？

        我们去核电站……

        我们回家了。我把在那里穿过的衣服都脱下来，扔在垃圾箱里，但军帽送给了小儿子。他很想要我的帽子，戴上就不愿意摘。两年后，他被诊断出患有脑瘤……

        突然，带红框的“特别集合令”到了，要求一小时后到达指定地点。母亲立刻哭了。她以为又要派我上战场。

        他们在运送应该埋入坟墓的牛。牛身上的大腿却不见了，早就被切走了。

        我的老婆带着孩子走了。贱货！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一样上吊的……也不会从七楼跳下去。贱货！我从那里带回来满满一箱子钱……可以买一辆车，给她买一件水貂皮大衣……那个贱货跟我在一起，一点儿也不害怕。

        “现在是秋天，就该干秋天的活儿……”

        午餐的时候，电话打到了工厂：根据文件的指示，要求预备役人员到市征兵办公室报到，而且是紧急通知。征兵办公室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大尉见到我们，对每个人说一遍：“明天去克拉斯诺耶村，参加军训。”第二天早上，全体预备役人员都在征兵办公室大楼旁集合。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公民证和兵役证，送我们上了大轿车。我们不知道被送到了什么地方。再也没有人提过军训的事，陪同我们的军官对所有问题保持沉默。“弟兄们！会不会是去切尔诺贝利？”一个人在猜。军官命令道：“闭嘴！危言耸听，要上战时军事法庭。”过了一会儿，他又解释说：“我们处于戒严状态。任何多余的话都不要说！谁让祖国受损失，谁就是叛徒。”

        我记得……我想过要怎么告诉儿子发生了什么……我回来以后，儿子问：“爸爸，那儿怎么了？”“发生了战争。”我找不到别的词儿……

        一支好听的小曲。你想听那里的笑话吗？有一位丈夫从核电站回家……他的妻子去问医生：“我该怎么办？”“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就别‘用’他啦。”那个贱货！她害怕了，带着孩子走了……士兵们就在反应堆旁工作……我每天开车送他们上班，下班：“伙计们，我数到一百。全体！前进！”我们所有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只辐射记录仪。等到下班我就把记录仪摘下来，交给“一科”，一个机密部门……他们把仪器上的读数记在我们每人的卡片上。至于到底接受了多少辐射量，那是军事机密。这些混蛋！过上一段时间，他们会告诉你：“停！不能再干了！”所有医疗信息，就是在你离开的时候也不会告诉你。这些混蛋！现在他们在争夺权力……拎着公文包搞选举……你想再听一个笑话吗？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你什么都可以吃，不过你得把大便用铅包起来。哈——哈——哈……生命是美好的，但也是短暂的……

        我做了记录。

        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后来知道是反应堆发生爆炸……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斯卢茨克换好衣服，这时候才有了消息：我们要去霍尼克区。我们到了霍尼克，那儿的人啥都不知道。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辐射计量器。我们继续前行，到了一个村子……那儿正在办婚礼：年轻人在接吻，伴随着音乐声，客人们在喝烧酒。就像婚礼该有的样子。我们接到命令：“铲去一锹深的表土……砍掉树木……”

        “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干了什么？我想知道这些……我想读一下……虽然我自己就在那里……

        在一个村子里，大家围着桌子吃烤羊肉……主人喝多了，说：“这是一只小羊羔。我把它宰了，我实在不想看到它。真是太丑了！唉，丑到我都是吃不下去。”我喝干了一杯烧酒。说完这些话……主人笑了：“我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这就像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一样。”

        去，还是不去？飞，还是不飞？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不飞？两个领航员拒绝了，他们说，他们的妻子还年轻，还没有孩子。结果，他们遭到了别人的羞辱，他们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到那里去关乎男人的荣誉！诚实地说，这种激情，他没有，而我有。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在经历九次手术，两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现在，我不去评判任何人，我理解他们。都是年轻人。但我还是会去……这是肯定的。他不去，我去。这就是男子汉！

        我们在赶路……您知道我在路边看到了什么？阳光下闪着微弱亮光的东西……闪闪发光的结晶，细小的颗粒……当时我们正赶往卡林科维奇方向，经过莫济里。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在空气中闪烁，我们互相讨论，觉得好奇怪。我们在村子里工作的时候，看到植物叶子上都有烧穿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的时候，也发现叶片上有烧过的黑洞……当时是秋天。醋栗丛中结满深红色的浆果，苹果压得树枝几乎垂到地上，当然，没有人忍得住，我吃了。他们告诉我们不能吃，而我们还是边骂边吃。

        开始分发武器，自动步枪。美国人进攻时才会这样……我们在政治教育中学过应对西方特工搞破坏的课程。晚上，我们把武器留在营地中间一个单独的帐篷里。一个月后，武器被收走了。没有见过一个破坏者，除了X射线……居里……

        我们干得不错，倍感自豪……

        我没有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切尔诺贝利。我弟弟偶然买了一份《消息报》，在上面看到了我的照片，告诉了母亲：“你看，他是英雄！”母亲哭了……

        我们到达那里……换好衣服……

        有些人去了电站，一直走到反应堆，还在那里拍照……想拿回家吹吹牛皮……我们虽然心里恐慌，但仍然有不可抑制的好奇。不过我没有去，我妻子还年轻，我不想冒这个险，而我的那些伙伴喝了几两酒，就去了……就这样……他们活着回来了，意味着一切正常。

        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我想生活。结婚，马上结婚……

        我去了……尽管我可以不去。我是自愿去那里的。开始的那些天，我在那里见到的人都很严肃认真，后来习惯了，人们的眼神便空虚了。要勋章？捞好处？胡扯！我什么都不要。房子、车子……还要什么？别墅？我都有。我就是有一股男人的激情……去的是真男人，这是男子汉该做的事。其他人呢？就让他们躲在娘们儿的裙子下面吧……有人弄来一张证明，说老婆要生孩子；有一个说孩子还小……是有风险的。是的，辐射的确有危险，但总要有人去做。我们的父辈是怎么去打仗的？

        夜里我醒过来，听到妈妈在说：“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你没睡着，你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灯都开着……”我没作声……谁会听我说话？谁能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跟我说话……用我的语言……

        在那之后……还要再加三个月军事训练，瞄靶射击，学习使用新的武器，模仿发生核战争的情景……我记得……他们没给我们换衣服。我们就穿着军便服和靴子，在反应堆附近演练。

        就算一千伦琴，也挡不住俄罗斯男人快活……

        房门上写着：“亲爱的陌生人，请不要找寻值钱的东西了，我们没有珍贵的东西。这里的东西尽管使用，只是不要劫掠。我们还要回来的。”在另一处房子的墙壁上，写着五颜六色的字：“原谅我们，亲爱的房子！”他们与房子告别，就像同亲人告别一样。还有的写着“明天早上离开”，或者“今晚离开”，甚至写上了几点几分离开。还有孩子写在练习册单页上的字条：“不要打猫咪，否则老鼠会吃掉所有的东西。”还有“不要杀死我们的祖卡，它是只好猫咪！”我什么都忘了……我只记得我去过那里，其他都不记得了。我都忘了……我复员三年后，记忆力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就连医生也搞不清楚……我连钱都数不了，前后也分不清。我跑过好几家医院……

        第一天，我看到了远处的一座核电站。第二天，它四周的垃圾已经被清除了……用桶拉走了……清洁工人用普通铁锹铲，用扫帚扫，用刮刀刮。当然，铁锹应该用来对付沙子和砾石，而不是垃圾——这儿什么垃圾都有：薄膜碎片、钢筋、木材和混凝土。人们开玩笑说，这是用铲子对付原子。二十世纪，拖拉机和推土机早就投入使用了，可以无人驾驶，可以无线遥控，而我们却在用手动工具清除残渣，还要呼吸这些尘埃。我们执勤一个班次要换三十个面具——俗话叫作“嘴套”。它使用既不方便，也不能起到完全防护作用。人们经常就把它扔到一边……带上它，呼吸都困难，尤其是夏天，太阳底下更是无法忍耐。

        “小伙子，别吵。我们已经签好了保证书：春天就走。”

        我带着几个辐射计量器操作员整天在村里转悠……遇到妇女，没有一个人给我们苹果吃……男人们不太怕，他们会带来烧酒和肥肉：“来，一起吃点儿！”我们不好意思拒绝，但也不敢吃东西——那里面都是铯。所以我们就只喝一点儿酒，不要下酒菜。

        对面走来一队队疏散的人，还有牲畜。我们昼夜不息地开车赶路……

        他们在报纸上大肆宣扬我们的英雄事迹……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英雄小伙子……共青团员，志愿者！

        然而这是真正的战争。核战争……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可怕，什么不可怕；什么危险，什么不危险。没有人知道，也不知道该问谁。那是真正的疏散……在车站，我们帮忙把孩子塞进车厢的窗口里……维持排队的秩序——售票处买票的秩序，在药店买碘酒的秩序。排队的人里有吵架，甚至动手的。有人把酒亭和商店的门打破，居民住宅窗户上的防护铁栅栏也被拆掉了。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迁移……他们临时住在俱乐部、学校和幼儿园。来的人都是半饥饿状态，他们手里的钱很快就用光了。大家在商店里见什么就买什么……

        接下来，你自己去写吧……我不想再说了……

        但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死时全身肿得像个水桶……我的一个邻居也去过那里，开起重机。他死时像黑炭一样黑，缩得就像个孩子那么大。我不知道我会怎样死……如果我要死，就要正常的死，不要切尔诺贝利式的死。我自己的判断，我肯定活不了多久了。我准备好了，感觉子弹射入脑门的那一刻。我去过阿富汗……那里死得容易些……被子弹打死……

        我有我自己的记忆……

        他们给我派了任务……

        我给你说过没有？你走过去，心想：这是空房子。打开门，看到一只猫坐在那里……还有孩子写的纸条……

        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也有英雄情结。我们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从学生时代就在被灌输。还有来自家长的教育，政工人员的演讲，电台、电视台的宣传。不同的人出发点也不同：一些人希望接受采访，登报；另外一些人把这视为工作；还有第三种人……我见过他们，他们满怀激情地生活过，觉得自己做的是英雄的工作，是在创造历史。他们给我们的待遇很好，但是钱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的工资本来是四百卢布，在那里我能拿到一千卢布（那可是苏联卢布），当时那是一大笔钱。后来有人指责我们：“他们是用铁锹铲钱，一回家，就优先给他们汽车、成套家具。”我听了很生气。因为我们当时确实有过英雄的激情……

        强盗出动了，他们见什么抢什么。我们把门窗都钉死，在集体农庄的办公室里查封了保险柜，关闭了农业图书馆，然后切断技术设备的电源，切断建筑物的电源，以免发生火灾。

        我宁愿死在阿富汗！说实话，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那里的死是正常的死……死得明白……

        后来我们也开始思考……大概是在三四年以后……一个人病了，接着是第二个。谁死了……谁疯了……谁自杀了……我们就开始思考。可是，我们要找到答案，我想，怕是要等上二三十年。在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和切尔诺贝利（我待了三个月），是我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他们给了我一枚奖章，还有一千卢布……

        而我……一个清理员的祈祷是：“主啊，如果你做的是我无力改变的，那你就让一切好起来吧。”他妈的！去你们的吧！

        夜里我们要值夜班，还要巡逻……月光很明亮，路灯吊在那儿，但村庄的街道上连一个人也没有……起初还有几处房子里有灯光，后来就熄灭了。一头野猪或一只狐狸，会突然从学校大门里斜冲过来。动物住进了住宅、学校和俱乐部里。墙上还挂着横幅标语：“我们的目标——全人类的幸福”，“全世界无产者必胜”，“列宁思想万古长青”。在集体农庄办公室，有好几面红旗，还有簇新的三角旗，一沓子印花纹的、带领袖头像的奖状。墙上挂着领袖像，桌子摆着石膏的领袖半身像……没有看到其他纪念雕像。农庄里有临时搭建的简易房，灰色的水泥牛栏，生了锈的饲料贮存塔……还能看到大大小小的纪念塔……“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问自己，以旁观者的眼睛看着这一切，“我们就这样生活吗？”这里的景象就像是军队撤离临时驻扎地后留下的样子……他们去了哪里？

        我不会忘记那些为我们洗衣服的妇女。没有洗衣机，谁也没想到要把洗衣机搬过来。她们都是在用手洗衣服。都是妇女，而且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她们手上都打起了水泡，结了茧。我们的内衣不只是脏，还有几十伦琴的辐射……“小伙子们，吃一点儿吧……”“小伙子们，睡一会儿吧……”“小伙子们，你们还年轻……要保护好自己……”她们为我们担心，都在哭。

        她们现在还活着吗？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一群在那里待过的人都会重聚。我是说现在还留下来的人。我们回忆那段日子。我们是这场战争的士兵，曾经付出过。很多不好的东西遗忘了，而这些不会忘记，留了下来。不能没有我们……人们需要我们……我们国家的这种军事体系，总的来讲，在紧急情况下特别有效。在那里你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自由！俄罗斯人在那一刻显示出她的伟大！无与伦比！我们永远不会像荷兰或者德国那样，我们不会有平展的柏油路和修剪整齐的草坪，但我们这里永远不缺少英雄！……

        在路上看见几只野狗、野猫，它们看上去行为古怪，见到人就跑，好像不认人。当时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后来得到命令，要射杀它们……这里的房子被查封，农场的设备也废弃了……新奇的景象。这里除了我们和巡逻的警察，就没有其他人了。走进一处房子，会看到照片还挂在那儿，但没人。各种证书散落一地，有共青团证、文凭、奖状……我们在一处房子里搬了台电视，算是借的。我没看见有人把东西直接拿回家。第一，我总觉得这里的主人随时会回来……第二，这些东西……跟死亡有某种联系……

        白色的蘑菇在车轮下面嘎吱嘎吱作响，这正常吗？又肥又懒的鲶鱼在河里游动，一次抓五六条再正常不过了，这正常吗？除非……

        应该报效祖国！报效祖国是件神圣的事。我领到了内衣裤、包脚布、靴子、肩章、帽子、裤子、衬衫、皮带、背袋。出发！他们交给我一辆卡车，叫我运水泥。我坐在驾驶室里，我以为铁皮和玻璃会保护我，其实并非如此……我们都是年轻小伙子，都没有结婚，都没有戴防毒面具……不，我记得一个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司机……他一直戴着面具。而我们，都没有戴。交通警察也没有戴。我们在驾驶室里，而他们站在辐射灰尘里，一站就是八个小时。给我们的工资很高：三倍工资加上出差补贴。但我们把钱都花了……买伏特加，我们知道，喝酒是有好处的。对受到放射性照射后，身体的保护性恢复，这是首选处方——它可以减轻心理压力。在战争时期，发给士兵每人著名的“人民委员”一百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喝醉的警察在给一个醉酒的司机开罚单。

        商店被抢了，窗户上的栅栏被撬开。脚下都是面粉、白糖，糖果散落一地……银行被砸了……整个村子的人全部被搬迁到五至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村子里没有人管的东西统统归了他们。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看守期间，一个当过集体农庄主席的人带着当地村民来了，他们已经被迁移到别的地方，分到了房子，但他们还是返回这里收玉米，下种，把干草打成包。我们在干草包里找到了藏起来的缝纫机、摩托车、电视机。因为受了辐射，电视机已经不能看了……他们来跟你做交易：他们给你一瓶自酿酒，你得允许他们带走一个儿童推车。就这样交换拖拉机、播种机。一瓶……十瓶……没人对钱感兴趣……就像在共产主义社会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有价格：一桶汽油——半升烧酒，一件阿斯特拉罕皮大衣——两升烧酒，摩托车——你可以讨价还价……我待了半年就离开了，根据政府文件的工作时间表，期限就是半年，然后就会有人来接班。但是我们的时间还是多少延长了一些，因为波罗的海的部队拒绝前来。情况就是这样的……不过，我知道，所有能拆下来的，能拖走的，都被偷走了，运走了。中学化学实验室的试管都被偷走了……隔离区里的东西也被运出来卖掉……在市场上，在委托商店里，在别墅里，都能看到……

        我的职责是操作辐射计量器。天一黑，就有小伙子开着车子到我们的值班岗跟前。他们会给我们钱、香烟、伏特加……只要我们允许他们进到里面去翻捡那些被没收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打成包裹，运到哪里去？大概是基辅，要不就是明斯克……那里的跳蚤市场……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有衣服、靴子、椅子，手风琴、缝纫机，都埋到“大坟场”的沟里。

        我们开车进去……看到写着“隔离区”的牌子。我没有打过仗，但是感觉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在哪里？让人联想到死亡……

        问题是：我们在哪里？“这是一场事故，”队长安慰我们说，“前段时间发生了一场事故。三个月以前的事了。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中士说：“没有问题，只要饭前洗手就好。”

        我回家了。有一天去跳舞，见到个喜欢的女孩：

        而我们的职责是，一个也不能放过去。一个老奶奶带出来一篮子鸡蛋——没收，埋掉。一个女人挤了牛奶，带了一桶奶出来，一个士兵跟着她，要她把牛奶倒在地上……她们偷偷地挖出自家的蔬菜，出来了，有甜菜、洋葱和南瓜，按照规定也要埋掉……那些蔬菜都长得好极了，让人眼馋。正值金秋，这里的景色太美了。在场的人都是一副疯狂的样子，她们，我们，都是……

        “你说什么？你现在是切尔诺贝利人。谁敢嫁给你？”

        我又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们亲吻，拥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一开始，我们莫名其妙……感觉是军事演习……闹着玩的……

        还是那个问题：你还想结婚？你不能……

        我想离开这里……可是，我要是走了，父母怎么办……

        我们像军人一样出发了。他们从我们中间抽出人手组建了建筑队，还要建个药房。我去了以后，马上觉得浑身无力，只想睡觉，每天晚上还会咳嗽。我对医生说：“没事。就是觉得热。”他们从集体农庄送来了肉、牛奶、酸奶油，我们在食堂吃了，而医生一样也没有碰。食物做好了，他在检验单上签字说一切正常，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取样。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绝望了。后来又给我们送来了草莓，还有很多蜂蜜……

        我跟学者们聊过。一个学者说：“我可以用舌头舔你的直升机，一点儿事都不会有。”另一位学者说：“年轻人，你不做防护就飞过去了？你不担心自己会减寿吗？你要把自己裹起来！把自己遮住！”对，救助别人，先要保证自己安全。于是，我们把铅片放在座椅上，把薄铅片剪下来，加在背心里……不过，铅片只能防护一种射线，无法对付另一种。所有人的脸都变成了红色，好像被烧过，胡子也不能刮了。我们从早飞到晚，一点儿别的想法也没有，就是工作，繁重的工作。夜里我们就坐在电视机前——当时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聊一聊天，当然聊的是足球……

        我是军官，警卫排排长……就像是一个“死亡区”的区长。对，你就这样写下来吧。

        我们拦下一辆从普里皮亚季镇方向驶来的汽车。城市已经疏散，没有人了。“请出示文件！”他们拿不出来。车后面盖着一张大帆布。我们揭开帆布，我现在记得，下面有二十套茶具、一套组合家具，还有转角沙发、电视机、地毯、自行车……

        对了，他们还让我们签字……不许公开……我没有作声……即使让我说，我又能告诉谁？我退伍以后立即就成了二级伤残。那年我二十二岁，在工厂工作。车间主任说：“不许请病假了，不然你就走人！”结果他们真的让我下岗了。我去找厂长：“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了你们！”“我们又没有派你去那里。”

        我现在不怕死……不怕死本身……

        我做了记录。

        成群的野兽在空荡荡的村子里乱跑。狗和猫守在自己家门口等待主人回来，看守着一栋栋房子。

        我做了记录。

        我回家了……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们来查看菜园子。主人看到我们，放下犁耙走过来：

        回家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找了每个人谈话，严肃告知我们：不得在任何场所与任何人谈论在这里看到的情况。我从阿富汗回来，我知道自己活下来了！而在切尔诺贝利，一切都相反：在你回家后，才慢慢地被杀死。

        “那为什么现在还要犁地？”

        听到召唤，我就去了。义不容辞！我是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在前列！情况就是这样。我在警察局工作，是高级警察。他们派我去，许诺再给我一颗“星”。那是一九八七年六月……本来应该先体检，但是我没有体检就被派走了。他们说，那里有个人拿了一张证明，说他有胃溃疡，于是他走了，由我来顶替他。情况就是这么紧急……当时就有不少流行的笑话：丈夫下班回来，对妻子抱怨说：“他们说了，明天就去切尔诺贝利，不然就把党证交出来。”“可你不是党员啊？”“所以我在想，我明天一早就得去领个党证。”

        不要描写那些苏联英雄主义的奇迹了。它们确实存在过……奇迹！但是，首先是疏忽、粗心，其后才是奇迹。堵枪眼……用胸口挡住机枪……原则上不应该有这样的命令，但谁也不会去写这些。把我们扔到这里，就像是一把沙子撒在反应堆上……就像一包沙袋。每天都有新的“战绩”报道：“他们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投入工作。”“我们坚持，我们胜利。”他们把我们美其名曰“士兵之火”……

        “我明白了，但是我得做一下记录……”

        你站在群葬墓旁边……一块块开裂的墓碑上写着死者的姓名：鲍罗廷大尉、安德烈上尉……一行行列兵的姓名排起来，就像诗歌一样……墓碑旁长满了纷乱的牛蒡、荨麻，还有叫不上名字的杂草……

        去你们的吧……

        他们带着辐射计量器朝着房子走来……指针剧烈偏转……

        我的故事……

        我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我们曾为此发誓……

        到那儿之前，我就害怕了。不过没过多久，恐惧似乎就消失了……只剩下接到命令、进行工作、完成任务。我想驾驶直升飞机到反应堆上看一看：那里发生的是不是就像下面看到的那样？但是，这是禁止的。我的体检卡上写着辐射量二十一伦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其中道理很简单：我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中心工作（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小城镇，根本不大，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大），而盖格计数器操作员坐在距离核电站十到十五公里以外的地方测量环境。这些测量数据再乘上我们每天飞行的小时数。我乘直升机飞到反应堆那里，飞过去，再飞回来，路线是两个方向，今天是八十伦琴，明天是一百二十伦琴……夜里还要在反应堆上盘旋两小时。我们进行红外线拍摄，飞溅的石墨碎粒在片子上就像在“发光”一般……白天看不到……

        已经过去十年了……如果不是生病，我早就把这些忘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开始了……这一切就像侦探小说般开始了……

        切尔诺贝利“炸毁”了我的脑子……我开始思考……

        从地面到高空……飞行器数量之多令人惊讶，有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米格－24，这是武装直升机……军用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能干什么？还有米格－2歼击机，很多年轻的飞行员……站在反应堆旁边的森林里，吸收辐射。那是命令！军事命令！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人送到这里来接受辐射？为什么？这里需要的是专家，而不是人体。从上空俯视，一切都清晰可见，损毁的建筑物，满地瓦砾碎片……还有密密麻麻的不大点儿的人形。一台东德的起重机停在那里，已经坏了，它在屋顶上运行没多久就坏了。机器人都失灵了……我们的机器人，由卢卡切夫院士为火星探索设计的机器人；外形与人相似的日本机器人……显然，所有机器人内部都被强烈的辐射烧坏了。而身穿橡胶外套，戴着橡胶手套的士兵还在那里跑来跑去……从天空向下望去，他们那样矮小……

        一栋废弃的房子……门关着。一只小猫蹲在窗台上。我还以为是个陶器，走近一看，原来是只真猫。它吃掉了屋里花盆中所有的天竺葵。它怎么会在这里？是主人丢下的吗？

        我很孤独……

        我的职责是这样的：不许当地居民回到疏散的村子。我们架路障，挖防空洞，建瞭望塔。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叫我们“游击队”。在和平年代，我们却穿着作战的军服……农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例如，不允许他们拿自家院子里的水桶、陶罐、锯子或者斧子——眼看要收割庄稼了。该怎么跟他们解释？面前的情况是这样：士兵站在道路的一边，阻止居民进入；另一边却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机嗡嗡作响，脱粒机在工作。妇女们围过来，哭着说：“小伙子，让我们进去吧……我们的地……我们的房子……”她们要回去拿鸡蛋、猪油，还有烧酒……她们为自己被污染的土地而哭泣，为自己失去的家具而哭泣……

        我是自愿去阿富汗的，也是自愿去切尔诺贝利的。我自己要求去的。我去普里皮亚季镇工作。城市被两道带刺的铁丝网围着，就像国家边界一样。整洁的楼房和街道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沙土，还有被砍倒的树木……就像科幻电影里的画面……我们执行上级的命令——清洗城市，更换掉被污染了的土层——二十厘米深度的沙土。无休止的工作。就像在战场。我留下了关于控制总工程师列昂尼德·托普图诺夫的报道剪报……那天夜里他在电站值班，爆炸前几分钟他按下了紧急保护的红色按钮，但按钮无效……他被送到莫斯科医治。“想要救他，需要另外一副完整的身体。”医生耸耸肩。托普图诺夫全身上下只剩下背上一处没有辐射点。他被埋葬在莫斯科米京公墓。棺材里放了金属箔……周围浇筑了厚达五十厘米的混凝土，上面再加盖一层铅板。他父亲站在旁边哭……走过的人说：“是你的混蛋儿子引爆了电站！”而他不过是一个操作者……他就像一个外星人那样被埋葬了……

        地上有鹿，野猪，在走动。那么瘦弱，困倦，好像还没睡醒，动作很慢，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它们在吃草，在这里长大，在这里饮水。它们不会理解，它们也得离开。和人们一起离开……

        阿尔乔姆·巴赫季亚罗夫，列兵；奥列格·列昂季耶维奇·沃罗别伊，清理员；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古西诺维奇，司机兼侦察员；根纳季·维克托罗维奇·杰梅耶夫，警察；维塔利·鲍里索维奇·卡尔巴列维奇，清理员；瓦连京·科姆科夫，司机、列兵；爱德华·鲍里索维奇·科罗特科夫，直升机飞行员；伊戈尔·利特维奇，清理员；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卢卡舒克，列兵；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列维奇，盖格计数器操作员；奥列格·列昂尼多维奇·帕夫洛夫少校，直升机飞行员；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雷巴克，警卫排指挥官；维克多·桑科，列兵；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清理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申克维奇，警察；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施韦德，上尉；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亚辛斯基，警察。

        我们接到举报：有人在拆除废弃村子的房子。原木被打上了编号，正在往拖拉机上装。我们马上出发赶到出事地点，盗贼被抓住了。他们打算把原木运出去，盖成房子，卖掉。他们已经收了买主的预付金。

        从直升机上往下看去……

        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手里什么文件也没有。我去找过……询问过若干个上级机关，我得到三个回答：一是，文件的保存期是三年，早就被销毁了；二是，文件是在军队改革，裁减部门那一时期销毁的；三是，文件有放射性，所以被销毁了。也有可能，他们销毁文件，是不想让人知道真相？我们就是见证者，但是我们很快就要死了……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治病吗？我现在就一个要求：告诉我，我在那里受到了多少辐射？我要告诉我那个贱货……我要让她看看，我们可以在任何条件下生活，我们会结婚，生孩子。

        “我们结婚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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