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彼此之间不会谈论这件事吗？再过几十年、一百年，那就是神话中的年代了。人们会居住在这些发生过故事和神话的地方……而这一切只是传说……

        我怕下雨。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我害怕雪，怕森林，连云都害怕。还有风……对了！谁知道它是从哪里刮来的？谁知道它刮来了什么？这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推断，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切尔诺贝利……它就在我的房子里……

        对我最珍贵的东西，是我的儿子，他出生于一九八六年春天……他有病。动物，即使是蟑螂，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生育，该生多少。而人却做不到，造物主没有给他们预知未来的天分。前不久，报纸上说，一九九三年，仅在我们白俄罗斯就有二十万妇女流产，其主要原因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我们时刻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莫非，连人的天性也缩了回去，在期待，在守候。查拉图斯特拉也会呼喊：“我的痛苦！时间都去了哪里？”

        我想了许多。我在寻找其中的意义，其中的答案……切尔诺贝利，这是俄罗斯精神的灾难。你想过这一点吗？当然，我同意你们说的：这不只是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而是此前所有价值体系的崩溃。但我觉得这个解释还不够……

        我要说的是，恰达耶夫最早提到了我们对进步的敌意。我们反工艺，我们反工具。再看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它对世界就采取一种工具性的思维方式，崇尚理性、追求合理。这是对人类大师的敬意，对他们手中工具的敬意。列斯科夫有一个精彩的故事——《铁的意志》。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的品格，大概是这样吧。这是俄罗斯的主旋律。德国的品格在于工具，在于机械性的专注。而我们……我们有什么？一方面，我们试图克服、遏制住混乱；而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发的创造性。随便你去到什么地方，比如基日岛，你都会听到任何一个导游在骄傲地惊叹什么：这里的木制教堂建筑没有使用一根钉子！我们的手艺高超、精湛，却没有铺设出一条平坦的道路。车轮陷入了污泥，但火鸟还在手中。第二……我认为……是的！这是对十月革命后快速工业化的报复。我们想实现飞跃。再来看西方，经历了纺纱业、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和人一起行动，一起改变。他们形成了工业和技术的意识与思维方式。而我们呢？我们的男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除了手，还有什么？到现在为止！斧头、镰刀、刀，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对了，还有铲子。俄罗斯人会谈论机器吗？他们只会骂娘，再有就是拳打脚踢。他们不喜欢机器，他们讨厌它，实际上鄙视它，他们始终不明白，他们手中有什么力量。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核电站的工作人员通常把反应堆叫作锅、茶壶、煤油炉、火窟窿。这里已经是傲慢了：太阳下面煎鸡蛋！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的人有许多是从村里来的。白天在反应堆上班，晚上就回到自己家的菜园，或者去邻近村庄的父母那里，他们还要用铲子去种土豆，用叉子把肥料撒开……同样还要用手去收获……他们的意识里只有两件事，只有两个时代：一个石器时代，一个原子时代。就这两个时代。人就像钟摆一样在两个时代间来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卓越的铁路工程师们铺就的铁路上，火车飞驰，而火车司机的位置就是昨天马车夫的位置。这就是俄罗斯在两种文化之中行走的命运。在原子和铲子之间。这是技术铁律吗？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它就是体罚、脚枷、锁链的一部分。人民的天性是不受约束。他们向往的不是自由，而是做任性的自由人。对我们来说，纪律就是镇压的工具。这是我们特有的一种无知，类似于东方式的无知……

        我是历史学家。早些年，我学过语言学——就是语言哲学。不仅是我们在用语言思考，而且语言也在塑造我们的思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也许更早，我阅读地下出版物，知道了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我突然明白，我童年时在街头度过的时光，浸透了集中营的语言，而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祖父是神父，父亲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我童年的全部词汇就是囚犯的语言。对我们这样的青少年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叫父亲“大当家的”，叫母亲“二当家的”。“摸你的屁股……”这样的俗语，我九岁就常挂在嘴边。真的！我们嘴里没有一句文明用语。甚至我们在游戏、说话、猜谜时，用的都是囚犯的语言。因为囚犯并非存在于一个遥不可及的孤立世界，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正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的“半个国家被禁闭，半个国家在坐牢！”在我看来，我们的这些集中营意识必然要与文化，与文明，与同步粒子加速器发生碰撞……

        当然，我们是受过特殊的苏联信仰教育的：人是主宰，是造物主的最高成就。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对世界做任何事。按照米丘林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我们要去索取，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们要给人民嫁接那些本来不具备的品质。世界革命的梦想就是人要改变整个世界的梦想，改变一切的梦想。有一句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口号：“用铁手打造人类幸福！”——这是什么心理？狭隘唯物主义。

        历史的召唤与大自然的召唤，永远不会结束……一个乌托邦正在崩溃，而另一个会取而代之。现在，人们突然谈论起上帝，同时在谈论上帝和市场。为什么他们不去古拉格，不在一九三七年的监狱里，不在一九四八年的“反对世界主义”大会上，不在赫鲁晓夫毁坏教堂的时代寻找它？俄罗斯寻神说的现代翻版是虚伪的谎言。军队在车臣轰炸平民的房屋，消灭那些弱小的自尊的民众……而他们手持蜡烛站在教堂里……我们只会使用刀剑，用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来代替语言。他们在格罗兹尼用铁铲和叉子把烧焦的俄罗斯坦克手收殓起来……那就是他们留下的……然后，总统和他的将军们却在祈祷……全国人在电视上看着这一幕……

        我们需要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俄罗斯要在全球视角下审视自己的整个历史，我们能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人、德国人那样面对历史吗？我们有足够的理性和勇气吗？关于这些，人们沉默了，他们在谈论市场，谈论债券、股票……我们再次生存下来，将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这里，而我们的灵魂被抛弃了……我们再次变得孤独……那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的书？为了我的不眠之夜？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像火柴划燃，一闪而过呢？这些问题可以有几种答案，例如原始宿命论，还可以有伟大的答案。俄罗斯人总愿意相信些什么：相信铁路、青蛙（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拜占庭、原子……而现在，他们相信市场……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的一生充满罪恶。我是一个演员。”这是艺术中的罪恶意识，因为探视他人的生活是不道德的。但是，这一意识，如同被感染者的血清，可以成为疫苗，让他人具有免疫力。切尔诺贝利，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题，可以试图为人类辩解。也许，这一切其实非常简单：你蹑手蹑脚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停在门口？！走进……

        走进这个美好的世界，它让人惊讶……生活就是这样……

        ——亚历山大·列瓦利斯基，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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