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作证……

        事情发生在十年前，然而现在也每天发生在我身上。一直伴随着我……

        我们住在普里皮亚季小镇，就是现在全世界知名的那个小镇。我不是作家，但我是目击者。当时就是这样的……一开始……

        你是个平常又不起眼的一般人，和周围的人一样。上班，下班，回家。收入不多也不少，一年去度假一次。你有妻子，也有孩子。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一个奇怪的生物！人们都对你感兴趣，却无从知晓。你想与旁人一样，却已经完全不可能。你不能，你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世界。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向你提问：那里可怕吗？核电厂是怎么烧起来的？你看到了什么？以及，你还能生孩子吗？妻子没有离开你吗？从那一刻起，我们都成了稀有的展品……到现在我们还是被称作“切尔诺贝利人”……听到的人都会回头看着你：他从那里来的！

        这是开始那些日子的感觉……我们失去的不是小镇，而是整个生活……

        我们离开家的第三天……反应堆还在燃烧……记得我一个朋友说：“还能闻到反应堆的味道。”一种特别难闻的气味。报纸都已经报道过了，他们想把切尔诺贝利形容成一个可怕的工厂，而实际上，他们把它描述得就像动画片。了解它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在那里生活。我说的是我自己看到的……是实情……

        当时是这样的……广播宣布：不可以带猫！女儿在抹眼泪，因为担心丢了自己心爱的猫，说话都在哽咽。我们把猫塞进箱子里，但它又从箱子里蹦出来，还抓伤了我们。什么当都不许带！结果我只带了一件东西，就一件！我把房门摘下来带走了，我不能留下它……然后再用木板把门口钉上……

        我们的房门……那是我们家的护身符！是家族的遗物，我的父亲在门板上躺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风俗，也不知道别处是不是这样，只是妈妈说，我们家去世的人都要躺在自己家的门板上。在父亲的棺材运来之前，他都躺在门板上。我一整夜都坐在父亲旁边，而他就躺在这块门板上……房门敞开着……整夜都敞开着。而且门板上还有刀刻的痕迹，一直伴随着我成长……标志着我的一年级、二年级，直到七年级，参军之前……旁边的刻痕是我的儿子和女儿长高的标志……这块门板上记录着我们家的全部生活，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我怎么能丢下它？

        我请求有车子的邻居帮忙。他指了指自己的头，意思是说：朋友，你脑子有问题吧！但是我还是带走了门板，夜里用摩托车穿过树林带走了……那是两年后的事了，当时我们家已经被洗劫一空，什么也没有了。警察在后面追我：“我们要开枪了！我们要开枪了！”他们把我当成了小偷。我偷的是自己家的门板……

        后来，我带着女儿和妻子去了医院。她们身上有一片片的黑色斑痕，时隐时现，有硬币那么大，不过并不疼……他们进行了检查。我问他们：“请问，什么结果？”“不是给您看的。”“那是给谁看的？”

        周围的人都在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到二〇〇〇年，白俄罗斯人都要死光了。发生事故的那天，正好是我女儿的六岁生日。我把她安顿在床上，她在我耳旁说：“爸爸，我想活，我还小。”我以为她什么也不明白……她一看到穿白大褂的幼儿园阿姨，或者餐厅的厨师，就歇斯底里地喊：“我不要去医院！我不想死！”她无法忍受白色。我们甚至在新家也换掉了白色窗帘。

        你能够想象七个剃光了头发的小女孩吗？病房里有七个……够了！我说完了！我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心在说：你背叛了她们。因为我应当像描述旁人一样描述她……她的痛苦……妻子从医院回来……她无法忍受：“她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痛苦的好。要不就让我去死，我再也不想看到她这样了。”不，够了！我说完了！我不能再讲了。不！

        我们把她放到门板上……放到我父亲曾经躺过的门板上。在小棺材运来之前……棺材小得就像一个放大木偶的盒子。像一个盒子……

        我要作证，我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他们希望我们保持沉默。据他们说，这还得不到科学的证明，缺乏足够的数据，得等上数百年才能弄清楚。可是我的生命……可等不起……我等不到了。你记下来……你就写：女儿的名字叫卡佳……卡秋什卡……于七岁时死亡……

        ——尼古拉·福米奇·卡卢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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