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切尔诺贝利相关的谎言如此之多，堪比一九四一年……

        我打电话给军事委员会，我们是医生，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我愿意去帮忙。是一位少校接的，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他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的医务人员。”我想说服他：“首先，年轻医生没有什么经验，其次，他们承担的风险更大，年轻人的身体更容易受辐射影响。”但他回答：“我们接到命令，需要派年轻人去。”

        她刚刚生了孩子，刚缓过劲儿来就喊：“大夫，给我看一下孩子！抱过来！”她摸着婴儿的头、前额、娇小的身体和四肢。她用手指在感觉……摸到腿脚，摸到手臂……她要证实孩子没有问题。她想确定一下：“大夫，我的孩子正常吗？一切都没有问题吧？”护士带婴儿去喂食。她担心地说：“我住的地方离切尔诺贝利不远……我被黑雨淋到了……”

        “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我一生都生活在一个词里……一个词……

        我在中学教俄语和文学。这件事好像发生在六月初，当时学校正在考试。突然，校长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说：“明天，大家都要带铲子来。”他只告诉我们要把校舍周围被污染的草皮都铲掉，而后，士兵会来铺上沥青。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会给我们配发什么防护设备？会给我们带来专业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吗？”而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你们带铲子来，要来铲平草皮。”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了，其余的老师都来干活了。我们心情沮丧，但同时感觉这是在履行义务。我们的生活就是：哪里苦难，哪里危险，我们就在哪里，保卫祖国。我也是一直这样教导我的学生：冲进大火里，保卫国家，牺牲生命。我教文学，我们的文学不讲生活，只讲战争和死亡。肖洛霍夫、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鲍里斯·波列沃伊……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了，他们是新一代……他们已经是另一种人了……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外面铲地。回家时，觉得奇怪，镇上的商店还在营业，妇女们都在挑选丝袜和香水。我们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息。之后又看到人们在排队买面包、食盐、火柴……这样的感觉便更加强烈。人们都在忙着做面包干，每天要把地板洗上五六次，还要填上窗户的缝隙。大家整天都在听收音机。虽然我生于战后，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很熟悉。我想分析一下我的感觉。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的心理会如此快速地重组，不可思议的画面出现在我的头脑里，那是战争的经验。我已经想象出，我怎么抛弃自己的房子，怎么带着孩子出走，带什么东西，写给妈妈的信里会说什么。尽管在当时，生活看似平静如常，电视里还在播放喜剧。

        平等并没有给予我们这里的人民……

        人们总是拿战争说事。但是，战争是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父亲给我讲过战争，我也读过关于战争的书……可现在呢？我们原来的村子里有三座坟场：一座是人的，是老旧的墓地；第二座是被枪杀的狗和猫的，它们被我们抛在了这里；第三座是我们的房子的。

        我没有见过战争……但是眼前的事实让我觉得这就像战争……

        士兵们开进村庄，开始疏散居民。村道上挤满了军事装备：装甲运输车、蒙着绿色帆布的载重卡车，甚至还有坦克。居民在士兵的监督下撤离家园，那场面让人感到压抑，尤其是对那些战争幸存者来说。一开始，人们怪罪俄罗斯人，他们应该负责，是他们的核电站……而后变成：“那些共产党员应该负责……”超自然的恐惧在撞击我的心脏……

        他们欺骗了我们。他们答应说，我们三天后就会回来。我们抛下房子、浴房、雕花水井，还有旧花园。离开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了花园，那里鲜花盛开，而第二天它们都凋谢了。妈妈无法习惯迁居后的生活，一年后就去世了。夜里我经常交替做两个梦：一个是我看见了我们的空房子，另一个是我们家院门旁边，妈妈站在大丽花中间……她活着……在微笑……

        在那些“污染”地区……头几年，商店里满是荞麦、中国产的肉罐头，人们非常高兴，得意地说，现在这样多好，可别让我们走了。我们就留在这里了！土地被污染的程度不同，在同一个集体农庄，可能这块地是“干净的”，而旁边的一块可能就是“脏的”。在“脏的”土地上劳作，得到的报酬更高，他们都想去，而不愿意去“干净的”地里干活……

        就连我们的房子也要被他们埋葬……

        记忆在提醒我们……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也学会了在恐惧中生活，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

        每天……我每天都走在自己的回忆中……

        我仿佛还走在当年的街道上，旁边是熟悉的房子。这是我们安静的小镇。没有别的工厂，只有一个糖果厂。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躺着晒太阳，妈妈跑了过来：“儿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都回家躲着呢，你怎么还在这里晒太阳！”我笑了——纳罗夫利亚离切尔诺贝利还有四十公里呢。

        晚上，一辆“日古丽”牌轿车停在了我们家旁边，我的朋友和她丈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浴袍，而他是一身运动服，脚上是一双旧拖鞋。他们是穿过森林，沿着乡村土路，从普里皮亚季逃出来……逃到这里的……警察在路上值守，还有军事岗哨，任何人都不许通行。她一进门就喊：“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快点儿！”她叫个不停：“我们刚刚买了新家具，买了新冰箱。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件裘皮大衣。所有东西都留在家里，我把它们用玻璃纸包起来了……我们一夜没睡……还会发生什么？到底还会出什么事？”她丈夫在安慰她。他说，直升机在城市上空飞行，街道上跑着军用车辆，军人在喷洒泡沫。他们召集男人们去军队服役半年，就像战争时期一样。人们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等着戈尔巴乔夫出来讲话，但当局一直沉默着……

        一直到“五一”节过后，戈尔巴乔夫才说：“不要担心，同志们，局势在控制中……火灾，就是简单的火灾。没有什么特别的……当地人在正常生活，正常工作……”

        我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快乐的孕妇……也很久没见过幸福的妈妈了……

        “为什么布娃娃会死？”

        看到那样的画面……夜里我不敢入睡……害怕闭上眼睛……

        我们相信了。

        一开始，他们在夜里运送我们的孩子，夜里不会有人看到。他们隐藏灾难，隐瞒视听。其实人们早晚会知道。他们在路上把牛奶桶搬到我们的大客车上，还有烤好的包子。

        就像在战争中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像？

        州执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军事形势……

        所有人都在等待民防部门负责人发言，因为，即使有人懂得一点儿辐射的知识，那也只是十年级物理教科书中的片段，不会太多。民防负责人走上讲台，告诉我们的都是书本和教科书上有关核战争的常识：士兵受到五十伦琴的辐射就应该退出战斗，如何建设掩蔽所，如何使用防毒面具，如何确定爆炸半径……但这里不是广岛和长崎，我们已经意识到，这里完全是另一码事……

        我们搭乘直升飞机飞往污染区，按规定穿上全套装备：不穿内衣，直接穿上连体衣裤，样子看着就像厨师，再套上保护薄膜，戴上手套、纱布口罩，所有的设备都挂在身上。我们降落在一个村子附近，孩子们就像麻雀一样在沙堆里玩耍。一个孩子嘴里衔着一块石头，另一个叼着一根树枝，还有更小的孩子，连裤子都没穿，光着屁股在外面玩……我们有上级的命令：不可以和人们交流，不能引起恐慌……

        我现在就与这一切生活在一起……

        “阿尔焦姆，你睁开眼睛……”

        我想起电视节目中一闪而过的片段……一个老太太在挤牛奶，她把挤好的奶倒进瓶子里，记者带着军用辐射检测仪走过去，检测瓶子里的牛奶……旁白说：你看，完全正常，而这里距离反应堆只有十公里。还有普里皮亚季河的场景，人们在河里游泳，在河边晒太阳……远处可以看见反应堆和冒出的烟雾……旁白说：西方媒体在散布恐慌，传播关于这场事故的谣言。辐射剂量检测员再次出现，他把仪器对着盘子里的鱼、巧克力，还有露天小卖部的烤包子。这些都是假的，是骗局。军用辐射检测仪，是我们当时军队的装备，它不是用来检验食品的，只是用来检测环境。

        如果我知道他会变成这样……我会把所有的门都关上，我会站在门口堵住他，我会锁家里的每一扇门……

        “妈妈，你带我离开医院回家吧。我在这里会死的。这里所有人都会死。”

        我想生孩子……

        我们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一个男孩，可我想要女孩。

        医生劝我：“你要下决心堕胎。因为你丈夫在切尔诺贝利待了很长时间。”他是一名司机，事故刚发生时就被召去了那里，运送沙土和混凝土。但谁的话我都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我在书里读到过，爱会战胜一切，甚至死亡。

        他们赶着牲畜……所有要迁移的村庄的牲畜，都被赶到了我们区中心的集中点。发疯的牛、羊、仔猪，在街上乱窜……谁想要，谁就去抓……肉类加工厂的货车把肉类制品运往卡林科维奇车站，再运到莫斯科，但莫斯科不接受这些货物。这些载有肉类的车厢已经成了坟场，只得又运回我们这里。整整一个车队，就地进行埋葬。腐肉的气味几夜也没消散……“难道这就是核战争的气味吗？”我在想。我以为战争应该有硝烟味……

        她梦到过这样的事情：她生了八条腿的小牛，生了长着刺猬头的小狗……各种可怕的噩梦。妇女们从前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我也没有听说过。

        他们就这样带着惊讶的表情，躺在那里……

        我记得，患者的伤口愈合速度越来越慢，还有第一场放射雨过后的黄色水洼。雨水在阳光下变成黄色，现在这种颜色总是让我担心。一方面，对这类东西我们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最好、最杰出的人民，我们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的丈夫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工程师，他认真地想让我相信，这是一场恐怖袭击，是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但我也想起一件事，我在火车上与一位经济部门负责人聊天，他告诉我斯摩棱斯克核电站建设的事：多少水、板材、钉子，砂子从工地被偷运到临近村子换钱，换一瓶伏特加酒……

        在村庄……在工厂……区党委的人发表讲话，下乡走访，与群众交流。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什么是降低辐射活度？如何保护儿童？放射性核素进入食物链的转移系数是多少？他们不知道阿尔法、贝塔和伽马射线，也不知道放射生物学、电离辐射，更别提同位素了。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他们只知道颂扬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塑造军人的英勇形象，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

        我在党的会议上发问：那些专业人员在哪里？物理学家在哪里？放射学家在哪里？他们却威胁要收我的党证……

        有很多死亡是原因不明的……意外死亡……

        克拉夫季娅·格里戈里耶夫娜·巴尔苏克，清理人的妻子；塔玛拉·瓦西里耶夫娜·别洛奥卡娅，医生；叶卡捷琳娜·费多罗夫娜·博布罗娃，来自普里皮亚季镇的移民；安德烈·布尔特斯，记者；伊万·瑙莫维奇·韦尔格奇克，儿科医生；叶莲娜·伊利尼奇娜·沃龙科，布拉金镇居民；斯维特兰娜·戈沃尔，清理人的妻子；纳塔利娅·马克西莫夫娜·贡恰连科，移民；塔玛拉·伊利尼奇娜·杜比科夫斯卡娅，纳罗夫利亚镇居民；阿尔伯特·尼古拉耶维奇·扎里茨基，医生；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克拉夫佐娃，医生；埃列奥诺拉·伊万诺夫娜·拉杜坚科，放射学家；伊琳娜·尤里耶夫娜·卢卡舍维奇，助产士；安东尼娜·马克西莫夫娜·拉里翁奇克，移民；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波利修克，水文气象学家；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萨韦利耶夫娜，母亲；尼娜·汉采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据说，老年妇女就像产妇一样有了奶水。医学上对这一现象有一个术语——松弛。在农民看来，这就是上帝的惩罚……这种症状就发生在一位孤独生活的老奶奶身上。她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疯疯癫癫的。她走在村子里，两手乱摇，手抓一块劈柴，要不就是用头巾包着一个玩具皮球……唉……

        “你去那里做什么？”

        医生提醒过我，我的丈夫会死……他得的是白血病，就是血癌……

        我从家乡带了一棵丁香来，已经在我这里栽了一年了……

        我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我整天要带着他们去医院，找医生。老大看不出来是女孩还是男孩，因为他没有头发。我带他去看过专家，找过接生婆，找过巫婆，也找过巫医。他是班里个子最小的，他不能跑，不能玩，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到他，他就会流血，就可能会死。他得的是一种血液病，我也说不上名字来。我和他一起躺在医院里，心里想着：“他要死了。”随后我又想，不能这样想，不然，死神会听到的。我躲到卫生间里哭。所有的妈妈都不在病房里哭，都在卫生间或者浴室里哭。我装出快乐的样子回来：

        那些小女孩在病房里玩“布娃娃”。她们让“布娃娃”闭上眼睛，意思是“布娃娃”要死了……

        我该去哪里哭呢？去卫生间？可是那里要排队……大家和我一样，都要去那里哭泣……

        ……在墓地……亡者追悼日……

        他们允许我们去墓地祭祷……但是警察不准我们回自家院子。他们的直升飞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只能在远处看着我们的院落……我们为它们祈祷……

        前不久，我们庆祝新年……桌子上应有尽有，都是自家制作的：熏肉、腌肉、鲜肉、酸黄瓜、果酱，只有面包是从商店买来的。甚至伏特加也是自制的。所谓的自制，就是我们用切尔诺贝利出产的原材料制作的食品。就着铯和锶一起吃。不这样的话，食品从哪里来呢？村里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就算有东西，用我们的退休金和养老金也买不起。

        我告诉你，我们苏联人是些什么人……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久前，我弟弟从远东来做客。他说：“你们这里就像一个‘黑匣子’……这里的人也都是‘黑匣子’。”每一架飞机上都有“黑匣子”，它会记录有关飞行的所有信息。一旦飞机发生事故，人们就会来寻找“黑匣子”。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像别人一样生活着……一样在行走，在工作，在相爱……不！我们是为未来记录信息的黑匣子……

        我是一名儿科医生……

        孩子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成人。比如说，他们没有癌症就意味着死亡这样的概念。他们不知道这之间会有联系。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一清二楚：诊断结果、所有的诊疗过程、药物的名称。他们知道的比他们的妈妈还要多。而他们的游戏，就是在病房里互相追逐，叫喊：“我是辐射！我是辐射！”当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脸上会出现惊讶的表情……他们感到莫名其妙……

        我当助产士已经三十多年了……

        他睡着了，我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我跪在他的床前。

        他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两个月以后就病了。他是被工厂派去那里的。那天他下夜班回来，对我说：

        我姐姐有心脏病……当她听到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她就说：“你们熬得过去，但我不行。”几个月后她就死了……医生什么也解释不了。而之前对她的诊断认为，她还可以活很长时间……

        我不让他死……

        “去一个集体农场工作。”

        他们在方圆十五公里的土地上耙麦草，收甜菜，挖土豆。

        我和儿子在医院已经住了两年了……

        他从那里回来就一个想法：“我要死了。”他再也不肯说话了。我劝过，也求过。他不再相信我的话。为了让他相信，我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我不相信我在夜里做的那些梦……一会儿把我带到断头台，一会儿我又穿上一身白袍……我没有读过解梦的书……早晨醒来，我注视他：真的要留下我一个人吗？虽然说女儿长大会想起他。她还小，刚刚学会走路，会跑到他跟前叫：“爸爸……”我想赶走这些想法……

        我害怕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儿子。他已经回不来了……

        “你的小脸红扑扑的，你会好起来的。”

        婴儿生下就是死胎。少了两根手指头。是个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呀。她毕竟是个女孩……”

        他们给了我一个辐射剂量检测仪，它对我又有什么用？我洗内衣，把我的内衣洗得洁白干净，但检测仪响了；我去做饭，烤肉饼，检测仪又响了；我去铺床，检测仪还是会响。我要它有什么用？喂孩子的时候，我哭了。“你怎么了，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活不了。她们生下来，然后就会死。”

        我的阿尔焦姆七岁，看上去却是五岁孩子的样子。

        他闭着眼睛，我以为他睡着了。我哭了。我以为他不知道，他却开了口：

        “妈妈，我要死了吗？”

        “阿尔焦姆，你睁开眼睛……说句话……”

        “你的身体还是暖的……”我心里在想。

        他睁开双眼，过了一会儿又睡着了，安静得就像死了一样。

        我害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他回来以后，我们去看望他父母，帮他父亲砌炉子。在干活儿的时候他突然晕倒了，我们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大夫检测到他的白细胞数量过高，危及生命。他又被送到了莫斯科。

        家里来客人了，是我们的好邻居。他们都是年轻人，一个是教师，另外一对是集体农庄的机械师和他的妻子。我们一起喝酒，吃饭，接着开始唱歌。我们事先并没有说好，但大家不约而同就唱起了革命歌曲、战争歌曲。“朝霞映照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墙。”是我最喜欢的。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就像以前一样。

        我把这些写给儿子。他在首都读书，是个大学生。我收到了回信：“妈妈，我想象着这个画面，在切尔诺贝利的土地上，我们的小屋，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大家在餐桌旁唱着革命歌曲和战争歌曲，就好像他们不曾经历过古拉格和切尔诺贝利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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