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人文学家，我是一个物理学家。因此，我只相信事实，在我这里只有事实……

        迟早要有人为切尔诺贝利负责……就如同一九三七年一样，这一时刻必然会到来，哪怕要等上五十年！那些人已经老了，有些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是要负责，他们是罪犯！应该把事实留下来……事实！它们会派上用场的……

        ……那一天，四月二十六日……我当时在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发生事故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在明斯克的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古拉·斯柳尼科夫，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一直没有人接。我就去找到他的助手（他和我很熟）：

        “我是从莫斯科打过来的。请你为我联系斯柳尼科夫，我有紧急消息。紧急！”

        我的电话是通过政府专线打出的，但是他们封锁了一切消息。只要一说到事故，电话马上就会中断。他们在严密监视，很显然，他们在监听！某些组织……国中之国……况且我是在给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打电话……我是谁？我是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教授、科学院通讯院士……但他们还是要封锁我的电话……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联系上他了。斯柳尼科夫本人拿起来话筒。我报告说：

        “事故很严重。根据我的计算（我已经在莫斯科与一些人谈过，但他们在欺骗我），射云正朝着我们飘来，朝白俄罗斯飘来。我们需要立即对居民进行碘剂预防，立即疏散核电站近处的所有居民，一百公里以内的人和牲畜必须撤出。”

        “我已经收到报告，”斯柳尼科夫说，“那里发生了火灾，但已经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

        “这是欺骗！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会告诉你，石墨在以每小时五吨的速度燃烧。你想一想，这要燃烧多少时间？”

        我乘坐最近的一班火车连夜返回明斯克。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早上回到家里，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辐射量达到每小时一百八十豪伦琴！当时甲状腺就是理想的剂量测量位置。我需要碘酸钾，就是普通的碘。需要在给孩子的半杯果冻里加入两到三滴，给成人三到四滴。反应堆燃烧十天，就要这样做十天。但没有人听我们的！没有人听科学家和医生的。科学服务于政治，医学也被他们拖入了政治。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什么样的意识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在十年前那一时刻是什么样的人。那时克格勃还在工作，在秘密侦查，“西方的声音”被阻断，有上千种禁忌，还有党和军队的秘密……指令……所有的人都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不会有危险，就像使用煤和炭一般。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我们把迷信当成信仰……但是事实，终究还是事实……

        就在那一天……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去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戈梅利州调查。我到了布拉金、霍尼克、纳罗夫里地区的中心，这里距离核电站只有几十公里。我需要完整的信息。我带着仪器，对环境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是：布拉金的环境辐射量是三万毫伦琴/小时，纳罗夫里是两万八千毫伦琴/小时……当时人们还在播种、犁地，准备过复活节……染红鸡蛋、烘烤糕点……辐射是什么？怎么回事？他们什么命令也没有接到。上级只会问他们：播种进行得如何，进度怎么样。他们盯着我，就像盯着疯子一样：“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在说什么，教授？”伦琴，毫伦琴……外星人的语言……

        我们回到明斯克。人们照常在大街上卖馅饼、冰淇淋、肉饼、糕点。就在放射性的尘雾之下……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早上八点，我就来到了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室。我等呀，等呀，他们没有见我。我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半。五点半的时候，一位白俄罗斯的著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出来，我认识他。

        “我和斯柳尼科夫同志讨论了白俄罗斯文化问题。”

        “很快就没有人发展白俄罗斯文化了，”我打断他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不迁出切尔诺贝利的人，不去救出他们，再也不会有人读你的书了！”

        “怎么会？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终于还是冲到了斯柳尼科夫跟前，把我昨天看到的情况描述给他。必须赶快救人！乌克兰已经开始疏散了（我已经给那里打过电话）……

        “你的剂量检测人员（我研究所的人）怎么在城里到处跑，四处散布恐慌！我已经咨询了莫斯科的伊林院士。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军队、军事装备已经投入现场。政府检察机关的委员会已经在核电站开展工作，他们会弄清楚……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正处于冷战之中，四周都是敌人……”

        我们的土地上散布着数千吨的铯、碘、铅、锆、、铍、硼，还有说不清有多少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大功率槽式铀-石墨反应堆，可以制造生产原子弹所需要的武器级钚），总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核素。它们的总量相当于三百五十颗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我们应该谈论的是物理问题，物理定律。他们却在谈论敌人，在寻找敌人。

        迟早有一天，有人要对此负责。“你可能会辩解说，”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你是一个造拖拉机的（他原来是拖拉机厂厂长），不懂得辐射，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严重。”这算怎么回事？几个教授，一些物理学家，胆敢教训党中央？不，他们不是一帮匪徒，他们只是无知和盲目服从而已。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的职业信条就是：保持低调。斯柳尼科夫马上就要高升去莫斯科了。就是这样！我想，那时克里姆林宫给他打了电话……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你那里要注意，不能让白俄罗斯人发生恐慌，让西方发出噪音。”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果你不迎合上级，他们就不会提升你，就不会发给你休假许可证，不会给你别墅……你应该知足。如果我们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制度，还在铁幕之后，那么人们至今还会生活在核电站旁边。一切都会被封锁起来！请记住克什特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仍然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

        在关于应对核战争的指示中这样写着：在遭遇核事故、核攻击的威胁时，应立即对人群进行碘预防。在遭遇威胁时？这里的辐射量已经达到了三千毫伦琴/小时……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权力。是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优先是不可否认的，而人类的生命价值被降低到了零。方法就在手边！我们提议，无须声张，无须惊慌，只要把碘制剂加入到饮用水的水库，加入牛奶中就可以。人们也许会感觉水的味道不太对，牛奶的味道不太对，仅此而已……在这个城市已经预备着七百公斤的药物，就存放在战备仓库中。他们害怕上级发火胜过害怕原子。每个人都在等电话，等指示，但自己什么也不去做，害怕承担个人责任。我在公文包里带了一个剂量检测仪……为什么？他们不会放我进去，我也讨厌那些打官腔的人……于是，我掏出剂量检测仪放到女秘书的甲状腺上，放到坐在接待室的私人司机的甲状腺上。他们被吓坏了，有时候就会帮助我，放我进去。他们说：“教授，你看起来简直是歇斯底里，对吗？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关心白俄罗斯人。人总归是要死的，或者是因为抽烟，或者是因为车祸、自杀。”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他们在克里姆林宫跪着乞求资金、药物和辐射剂量检测设备（这些设备确实不够），而我们（斯柳尼科夫）只用了十五分钟报告情况：“一切正常。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对付。”他们赞扬说：“好样的，白俄罗斯兄弟！”

        多少人的生命换来这一句赞语？！

        我掌握的信息表明，他们（领导人）都服用了碘。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些人的甲状腺都是干净的。如果没有服用碘，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同样把自己的孩子从辐射中拯救了出来。因公务外出的时候，他们也都佩戴了专用的口罩，而别人根本没有这些装备。在明斯克郊区就有专供他们用的牲畜，这早已不是秘密。每头母牛都有编号，进行单独管理，专用的土地，专用的温室……专门的监测……最恶心的是……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

        他们不再接见我，不再听我说话。我开始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寄去报告的副本。我散发图片和数据，送到各级机关。我整理了二百五十页的文档，共四个文件夹，这里面只有事实……我复制了两份副本，以防万一，一份放在我工作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妻子藏好。我为什么要备份？我们都知道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我的办公室始终是上锁的。但是，有一次我出公差回来，那几个文件夹不见了，四个厚厚的文件夹都不见了……我生长在乌克兰，我爷爷是哥萨克，我有着哥萨克人的性格。我继续写，继续发出声音。必须救人！必须尽快迁移！我们不停地在各处活动。我们研究所画出了第一张污染地区地图，在这张图上，整个南部都是红色的……南部在发光。

        这已经成为历史。犯罪历史……他们把研究所所有的辐射剂量检测设备都拿走了，没收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威胁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住手吧，教授，别吓唬人了！否则我们就要打发你去连马卡尔都不会去的地方了，你猜都猜不到。忘了？很快就会被遗忘的！”他们也给研究所的同事施加压力，恐吓他们。

        后来我写信给莫斯科……

        我们科学院的院长普拉托诺夫把我叫去：

        “白俄罗斯人民会永远记得你，你为他们做了许多事。但是很糟糕，他们向莫斯科打报告了。非常糟糕！他们要我解除你的职务。你为什么要写那些东西？难道你不知道倒霉的是谁吗？”

        污染地图和数据，都在我这里。他们有什么？他们会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他们就这样威胁过我，也可能让我遭遇一场“意外”车祸——他们也警告过我，还可能把我作为反苏分子，立案起诉我，或者借口我领了一盒钉子，却没在总务主任那里登记……

        最后我被他们起诉了……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我犯了心脏病……

        一切都在文件夹里……里面都是事实和数字……关于犯罪的数字……

        事故发生后第一年，仍然有上百万吨受污染的粮食被加工成混合饲料，给牲畜食用（而肉类随后就到了每个人的餐桌上）。他们把含有大量锶的骨粉当作饲料喂给了鸟儿和猪……

        村庄已经被疏散，土地却还在耕种。根据我们研究所的资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三分之一的土地都被铯-137所污染，而污染密度常常超过十五居里/平方公里。农业产品吸收的辐射剂量无法估量，人在那里甚至无法长时间停留。锶-90已经扎根在很多地方的土地上……

        在农村，人们靠农舍旁边的土地养活自己，但是这里没有经过任何检测。人们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学习过核事故后该如何生活，甚至连这样的计划也没有。上面对他们唯一要过问的是能够运出多少……给莫斯科，完成给俄罗斯的国家采购任务……

        我们对选取的农村儿童进行了检查……有数千个男孩和女孩。他们身上的辐射量有一千五百毫伦琴，两千毫伦琴，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已经无法生育，她们的基因发生了变异……

        多少年过去了……有时夜里我还是会突然醒来，辗转反侧……拖拉机在犁地……我问陪同的区党委工作人员：

        “至少应该让拖拉机手戴上防毒口罩吧？”

        “没有，他们干活时都不戴口罩。”

        “怎么，没有给你们送来防毒口罩吗？”

        “怎么会没有！送来的口罩到二〇〇〇年也用不完。是我们没有发出去，那样会引起恐慌，人们就都跑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

        “教授，你说得轻巧！对你来说，如果他们把你赶走，你可以去另找一个工作。可是我们到哪里去？”

        这是什么样的权力啊！这是一个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的绝对权力。这已经不是一场骗局，它是一场对无辜者的战争……

        我沿着普里皮亚季河走……河边支着许多帐篷，人们和家人在那里休息、游泳、日光浴。他们并不知道，几个星期来他们一直是在放射性尘雾下游泳、晒太阳。我们被严格禁止与他们接触。但当我看到孩子们，我还是走了过去，向他们解释……他们却感到惊奇，莫名其妙：“为什么收音机和电视上都没说这个消息？”陪同我们的人——通常有地方政府和区党委的人，这是惯例——没有作声……我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很为难：该说，还是不说？同时，他也同情这些人！他毕竟是个正常人……但我不知道，根据我们的信念，该怎么做出选择：该说，还是不说？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我们仍然是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还是过着斯大林主义人的生活……

        我记得，在基辅的火车站……一列接一列装着受惊儿童的列车驶出，男人和女人在哭泣。我首先想到的是：谁还需要这样的物理学家？谁还需要这样的科学？如果要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现在通过阅读相关报道，我知道了，当时是以什么样的突击速度建造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我们是按苏联式的方式在建造。日本人完成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十二年，而我们只需要两三年。这样一个特殊的项目，可它的质量和可靠性和一个畜牧业联合养殖场，和一个养鸡场差不多！事故发生了，他们便唾弃那个计划，再把那些负责项目的自己人替换掉。与此同时，反应堆顶部的沥青在流淌，消防队员在奋力扑灭大火。那么是谁在掌控核电站？领导层中没有一个核物理学家，只有动力工程学家、涡轮工、政治工作者，但没有专家，一个物理学家都没有……

        人类发明了技术，但并没有做好全部准备，他们与技术并不匹配。能把一支手枪交到孩子手里吗？我们就是那些疯狂的孩子。我在克制自己的情感……

        在地上……在地上，在水中，都存在大量放射性核素，有几十种的放射性核素。我们需要放射生态学家……但是白俄罗斯没有，他们要求莫斯科派人来。一直在我们科学院工作的切尔卡索娃教授，她从事的就是内部低剂量辐射问题的研究。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五年前，他们撤销了她的实验室，理由是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故，因为苏联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好的核电站。对此你能说什么？什么小剂量辐射，放射性食物？实验室被裁撤后，这名退休的教授，在一个地方当看门人，卖大衣……

        没有人会为此负责……

        五年来……儿童甲状腺癌症患者的数量增加了三十倍。先天性畸形、肾脏和心脏疾病、儿科糖尿病发病率都在增长……

        十年来，白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缩短到了五十五至六十岁……

        我相信历史，相信历史法庭……切尔诺贝利还没有结案，它刚刚开始……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前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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