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医科学生迈尔和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学生雷布尼科夫，去看他们的朋友，法律系学生瓦西里耶夫，邀他跟他们一块儿去逛C街。瓦西里耶夫起初很久不肯答应，可是后来穿上大衣，随他们一起走了。
关于堕落的女人，瓦西里耶夫知道得很少，只听别人说起过或者从书本上看到过，至于她们居住的房子，他有生以来一次也没有去过。他知道人间有些不道德的女人，在不幸的景况，例如环境、不良的教育、贫穷等压力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名誉去换钱。她们没有体验过纯洁的爱情，她们没有儿女，她们享受不到公民的权利。她们的母亲和姐妹为她们痛哭，仿佛她们已经死了似的。科学鄙弃她们，把她们看成坏人，男人用“你”称呼她们。可是尽管这样，她们却没有丧失上帝的形象。她们都体会到自己的罪恶，希望得救，凡是可以使她们得救的办法，她们总是尽心竭力去做。固然，社会不会原谅人们的过去，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埃及的圣徒马利亚并不比别的圣徒低下。每逢瓦西里耶夫在街上凭装束或神态认出一个堕落的女人来，或者在幽默刊物上看到对那种女人的描写，他就总是想起以前在书上读过的一个故事：一个青年男子，心地纯洁，富于自我牺牲的热情，爱上一个堕落的女人，请求她做他的妻子，可是她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种幸福，就服毒自尽了。
瓦西里耶夫住在特威尔斯科依大街上一条小巷子里。他跟两个朋友一块儿走出家门的时候将近十一点钟。不久以前下过今年第一场雪，大自然的一切给这场新雪盖没了。空气里弥漫着雪的气味，脚底下的雪微微地咯吱咯吱响。地面、房顶、树木、大街两旁的长凳，都那么柔软、洁白、清新，这使得那些房屋看上去跟昨天不一样了。街灯照得更亮，空气也更清澈，马车的辘辘声更加响亮。在新鲜、轻松、冷冽的空气里，人的灵魂也不禁迸发出一种跟那洁白松软的新雪相近的感情。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医科学生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唱起来，“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看那磨坊呀……”艺术家接着他的歌声唱起来，“它已经坍塌……”
“看那磨坊呀……它已经坍塌……”医科学生重复唱道，拧起眉毛，悲凉地摇头。
他停住唱，用手擦了擦脑门子，想一想下面的歌词，然后又大声唱起来，声音那么好听，招得街上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这三个人走进一家饭馆，没脱大衣，靠着柜台各自喝了两杯白酒。瓦西里耶夫喝第二杯以前，发现自己的酒杯里有一点软木塞的碎屑，就把杯子举到眼睛跟前，眯起他那近视的眼睛看了很久。医科学生不明白他这种表情，就说：
“喂，你瞧什么？劳驾，别想大道理。白酒是给我们喝的，鲟鱼是给我们吃的，女人是给我们玩的，雪是给我们踩的。至少让我们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一个傍晚吧！”
“可是我什么话也没说啊……”瓦西里耶夫笑着说，“难道我不肯去吗？”
喝了白酒，他胸中发热。他带着温情看他的朋友，欣赏他们，羡慕他们。这两个健康、强壮、快活的人多么平静自若，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多么完整而又洒脱啊！他们爱唱歌，喜欢看戏，能画画儿，健谈，酒量大，而且喝完酒以后第二天不会头痛。他们又风雅又放荡，又温柔又大胆。他们能工作，也能愤慨，而且会无缘无故哈哈大笑，说荒唐话。他们热烈，诚实，能够自我牺牲，作为人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不比他瓦西里耶夫差。他自己却每走一步路，每讲一句话都顾虑重重，多疑，慎重，随时把小事情看成大问题。他希望至少有一个晚上能够照他的朋友那样无拘无束、摆脱自己的羁绊才好。需要喝白酒吗？他要喝，即使第二天他会头痛得裂开也不管。他们拉他到女人身边去吗？那他就去。他会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快活地招呼过路的行人……
他笑着走出饭馆。他喜欢他的朋友戴一顶揉皱的宽边呢帽，做出艺术家不修边幅的神气；另外一个戴着一顶海狗皮的鸭舌帽，他并不穷，却故意装成有学问的名士派的模样。他喜欢雪，喜欢街灯的苍白亮光，喜欢行人的鞋底在新雪上留下的清楚而乌黑的脚印。他喜欢那种空气，特别是空气中那种清澄的、温柔的、纯朴的、仿佛处女样的情调，这种情调在大自然中一年只能见到两次，那是在大雪盖没万物的时候和春季晴朗的白昼或者月夜河中冰面崩裂的时候。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他低声唱着，“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不知什么缘故，这几句歌词一路上没有离开他和他朋友的舌头，他们三个人信口唱着，彼此的歌声却又合不上拍子。
瓦西里耶夫的脑海里正在想象大约十分钟以后他和他的朋友们怎样敲门，怎样溜进小小的黑暗的过道和房间，悄然走到女人身边去，他自己怎样利用黑暗划一根火柴，于是忽然眼前一亮，看见一张受苦的脸和一副惭愧的笑容。那个身世不明的女人也许生着金发，也许生着黑发，不过她的头发一定披散着，她多半穿一件白睡衣。她见了亮光吓一跳，窘得不得了，说：“我的天呐！您这是干什么呀？吹灭它！”那情形可怕得很，不过倒也新奇有趣。
几个朋友从特鲁勃诺依广场拐弯，走上格拉切夫卡大街，便很快走进一条巷子，那条巷子瓦西里耶夫只闻其名，却没有来过。他看见两长排房子，窗户里灯火辉煌，大门洞开，还听见钢琴和提琴的欢畅乐声从各个门口飘出来，混成一片奇怪的嘈杂声，仿佛在黑暗中有一个目力看不见的乐队正在房顶上调弦似的。瓦西里耶夫不由得吃了一惊，说：
“妓院好多呀！”
“这算得了什么！”医科学生说，“在伦敦比这儿多十倍呢。那儿总有十来万这种女人。”
马车夫安静而冷漠地坐在车座上，跟所有巷子里的车夫一样。两旁人行道上的行人也跟别的巷子里的行人一样。谁也不慌张，谁也不竖起衣领来遮挡自己的脸，谁也不带着责备的神情摇头……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钢琴和提琴的杂乱声、明亮的窗口、敞开的大门，使人感到一种毫不掩饰、无所顾忌、厚颜无耻、大胆放肆的味道。大概古代奴隶市场上也是这么欢畅嘈杂，人们的脸容和步态也这么淡漠吧。
“我们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吧。”艺术家说。
几个朋友走进一个窄过道，过道里点着一盏反光灯，照得很亮。他们推开门，就有一个穿黑礼服的男子，懒洋洋地从前厅一张黄色长沙发那儿站起来，他睡眼惺忪，脸上的胡子没刮，像个仆役模样。这地方有洗衣房的气味，另外还有酸醋的气味。穿堂里有一扇门通向一个灯火明亮的房间。医科学生和艺术家在门口站住，伸出脖子一齐往房间里瞧。
“Buona sera，signolleto-ti-traviata！”艺术家开口了，还照戏台上的动作脱帽行礼。
“arakano-pistoleto！”医科学生说，把帽子贴紧胸口，深深一鞠躬。
瓦西里耶夫站在他们后面。他原想也跟演戏那样脱帽行礼，说点胡闹的话，可是他只能笑一笑，而且感到一种跟害臊差不多的困窘，焦急地等着看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门口出现一个十七八岁的金发小姑娘，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短短的淡蓝色连衣裙，胸前用白丝带打了个花结。
“你们干吗站在门口？”她说，“脱掉大衣，上客厅里来啊。”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一面仍旧讲着意大利语，一面走进客厅。瓦西里耶夫迟疑不决地随着他们走进去。
“诸位先生，脱掉大衣！”仆役厉声说，“不能穿着大衣进去。”
客厅里除了金发姑娘以外还有一个女人，长得又高又胖，裸露着手臂，生着不是俄罗斯人的脸相。她在钢琴旁边坐着，膝头上摊着纸牌，在摆牌阵。她理也不理那几位客人。
“别的姑娘在哪儿？”医科学生问。
“她们在喝茶，”金发姑娘说，“斯捷潘，”她喊了一声，“去告诉那些小姐，说有几位大学生来了！”
过了不大功夫，又有一个姑娘走进客厅里来。她穿一件有蓝条纹的鲜红色连衣裙，脸上不高明地涂着厚厚一层粉，额头给头发遮住，眼睛一??也不??地瞪着，带着惊恐的神情。她一进门，立刻用粗嗄而有劲的低声唱起一支歌来。随后，又来了一个姑娘，接着，又来了一个……
这一切，瓦西里耶夫看不出有什么新奇有趣的地方。他觉得这个客厅、这架钢琴、这镶了廉价镀金框子的镜子、这花结、这一身有蓝条子的连衣裙、这些麻木而淡漠的脸，他仿佛早已在什么地方见过，而且见过不止一次似的。至于那种黑暗、那种寂静、那种神秘、那种惭愧的笑容，他原先预料会在这儿看到并使他惊恐的种种东西却连影子也没有。
样样东西都平常、枯燥、无味。只有一件事微微挑动他的好奇心，那就是可以在檐板上、荒唐的画片上、衣服上、花结上看到的仿佛故意想出来的俗气。这种俗气自有它的特色，与众不同。
“这一切是多么贫乏和愚蠢啊！”瓦西里耶夫想，“我眼前所看见的这些无聊现象有什么力量能够诱惑一个正常的人，惹得他去犯那种可怕的罪，用一个卢布买一个活人呢？为了光彩、美、风雅、激情、爱好而犯罪，我倒能够了解，可是这儿到底有什么呢？人们在这儿究竟为了什么而犯罪呢？不过……我不必再想下去了！”
“大胡子，请我喝一杯黑啤酒！”金发姑娘对他说。
瓦西里耶夫立刻窘了。
“遵命……”他说，很有礼貌地一鞠躬，“不过，小姐，请原谅，我……我不能奉陪。我不喝酒。”
过了大约五分钟，几个朋友走出门，上别家去了。
“喂，为什么你刚才要黑啤酒？”医科学生气愤地说，“好一个财主！你无缘无故白白扔掉了六个卢布！”
“既然她要喝，那为什么不可以顺顺她的心呢？”瓦西里耶夫辩白说。
“你不是顺她的心，倒顺了老鸨的心。那是老鸨吩咐她们，叫她们要客人请客的，沾光的是老鸨。”
“看那磨坊啊……”艺术家唱起来，“它已经坍塌……”
走进第二家的门，几个朋友只在前堂站了一会儿，没有走进客厅。这儿跟第一家一样，也有个穿黑礼服的男子，睡眼惺忪，像仆役的模样，从前堂里长沙发上站起来。瓦西里耶夫瞧着仆役，瞧着他的脸和他那身旧礼服，暗想：“一个普普通通的俄国老百姓，在命运把他扔到这儿来当仆役之前，他该尝到过多少辛酸呀！他原先住在哪儿，是干什么的？他以后会落到什么下场呢？他结过婚没有？他母亲在哪儿？她知道他在这儿做仆役吗？”瓦西里耶夫从此每到一家妓院就不由自主地首先注意仆役。在一家妓院里（算起来大概是第四家），有一个矮小干瘪、身体衰弱的仆役，坎肩上挂着一串表链。他正在看一份“小报”，他们走进门，他也没理会。不知什么缘故，瓦西里耶夫看着他的脸，就觉得一个有着这种脸的人一定会偷东西，杀人，做假见证。那张脸也真是有趣：宽额头，灰眼睛，扁鼻子，闭紧的薄嘴唇，神情呆板而又蛮横，就跟一只在追野兔的小猎狗一样。瓦西里耶夫暗想：最好摸一摸这个仆役的头发，看看究竟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一定跟狗毛那么硬吧。
艺术家喝下两杯黑啤酒，忽然有点醉意，活泼得反常。
“我们再走一家！”他两手来回摆动，命令道，“我要带你们到顶上等的一家妓院去。”
他带着朋友走进在他心目中算是顶上等的一家妓院以后，就坚决表示要跳卡德里尔舞。医科学生嘟嘟哝哝，说是这样就得给乐师一个卢布，不过后来他总算答应一起跳了。他们就跳起舞来。
顶上等的妓院跟顶下等的妓院一样糟。这儿也有那种镜子和画片，也有那样的发式和连衣裙。看着房间里的布置和女人身上的衣裳，瓦西里耶夫这才明白过来：这并不是俗气，而是一种可以说是C街独有、别处绝找不到的趣味乃至风尚，一种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年养成、在丑恶方面十分完备的东西。走完八家以后，他看着衣服的花色、长衣裾、鲜艳的花结、水兵式的女装、脸上浓得发紫的胭脂，就再也不觉得奇怪了。他明白这儿的一切非这样不可，万一有个女人打扮得像个普通人，或者万一墙上挂着一幅雅致的画片，那么整条街的总情调反倒会给破坏了。
“她们多么不善于卖笑啊！”他想，“难道她们不明白坏事只有在显得很美、藏起本相的时候，在披着美德的外衣的时候，才能迷人吗？朴素的黑衣服、苍白的脸、凄凉的浅笑、黑暗的房间，比这种粗俗的浓艳强得多。愚蠢啊！就算她们自己不明白这层道理，她们的客人也总该教会她们才是……”
一个姑娘穿着波兰式的衣服，边上镶着白毛皮，走到他跟前来，在他身旁坐下。
“可爱的黑发男子，您为什么不跳舞啊？”她问，“您为什么这么烦闷呢？”
“是因为无聊。”
“请我喝点拉斐特酒吧。那您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瓦西里耶夫没答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您几点睡觉？”
“早晨六点钟。”
“那么什么时候起床？”
“有时候两点钟，有时候三点钟。”
“你们起来以后，干些什么事呢？”
“喝咖啡，到六点多钟吃饭。”
“吃些什么呢？”
“平平常常……总是肉汤啦，白菜汤啦，煎牛排啦，甜点心啦。我们的老板娘待姑娘们挺好。可是您问这些事做什么？”
“哦，随便问问罢了……”
瓦西里耶夫很想跟这姑娘谈许多事情。他生出强烈的愿望，想弄明白她是哪儿人，她父母在不在世，他们是不是知道她在这儿，她怎样到这妓院里来的，她究竟是快活而满足呢，还是满脑子黯淡的思想而悲伤郁闷。她日后是不是打算跳出她目前的处境……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出该从什么地方讲起，也想不出该用怎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来才不致唐突她。他想了很久才问：
“您多大岁数？”
“八十了。”少女打趣说，瞧着艺术家跳舞时候手脚做出来的怪相笑起来。
忽然间，不知为了什么事，她哈哈大笑，说了一句很长的轻狂话，声音响得很，人人都听得见。瓦西里耶夫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让自己的脸做出什么表情来才好，勉强地笑一笑。只有他一个人微笑，别人呢，他的朋友也好，乐师也好，女人们也好，连看也没看坐在他旁边的姑娘一眼，仿佛根本没听见她的话似的。
“请我喝点拉斐特酒吧！”他的邻座又说。
瓦西里耶夫觉得她的白毛皮边和她的嗓音讨厌，就从她身边走开了。他感到又热又闷，他的心开始跳得挺慢，可是很猛，就跟锤子敲击似的：一！二！三！
“我们走吧！”他拉拉艺术家的袖子说。
“等一会儿，让我跳完舞再说。”
艺术家和医科学生快要跳完卡德里尔舞，瓦西里耶夫为了不再看那些女人，就观察乐师们。一个仪表优雅、戴着眼镜、面貌很像巴赞元帅的老人正在弹钢琴。一个青年留着淡褐色的胡子，穿着顶时髦的衣服，在拉提琴。那青年的脸容并不愚蠢，也不枯瘦，而且正好相反，聪明，年轻，鲜嫩。他的装束讲究，而且风雅，他的提琴也拉得很有感情。这就来了一个问题：他和那位仪表优雅的老人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他们坐在这地方怎么会不害臊呢？他们瞧着那些女人会有什么感想呢？
要是那架钢琴和那把提琴是由两个衣衫褴褛、饿得发慌、闷闷不乐、喝醉了酒、脸容愚蠢或枯瘦的人弹奏，那么他们在这儿出现也许还容易理解。照目前这种情形，瓦西里耶夫却没法理解了。他想起从前读过的关于堕落的女人的故事，他如今却发现那个带着惭愧的笑容的人的形象跟他眼前所看见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觉得自己看见的仿佛不是堕落的女人，却像是属于另一个完全独特的世界里的人，那世界对他来说既陌生又不易理解，要是以前他在戏院的舞台上看到这个世界，或者在书本里读到这个世界，他一定不会相信……
那个衣服上镶着白毛皮的女人又扬声大笑，高声说了一句难听的话。一种嫌恶的感觉抓住他。他脸红了，走出房间去。
“等一会儿，我们一起走！”艺术家对他喊道。
“方才我们跳舞的时候，”医科学生说，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已经走出来，到了街上，“我跟我的舞伴攀谈了一阵。我们谈的是她第一回恋爱。他，那位英雄，是斯摩棱斯克城的会计，家里有妻子和五个孩子。那时候她才十七岁，跟爹妈住在一块儿，她爹卖肥皂和蜡烛。”
“他是用什么来征服她的心的？”瓦西里耶夫问。
“他化了五十个卢布替她买了内衣。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看来，他倒会从他舞伴那儿打听出她的恋爱史来，”瓦西里耶夫想到医科学生，“可是我却不会……”
“诸位先生，我要回家去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种地方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才好。而且我觉得无聊、厌恶。这儿有什么可以叫人快活的呢？要是她们是人，倒也罢了，可是她们是野人，是动物。我要走了。你们呢，随你们的便好了。”
“别这样，格里沙，格里戈里，好人……”艺术家苦苦哀求道，缠住瓦西里耶夫，“来吧！我们再去逛一家，然后就滚它的！……求求你！格里沙！”
他们劝得瓦西里耶夫回心转意，领他走上楼梯。那地毯、镀金的栏杆、开门的守门人、装饰前堂的彩画墙面，处处都使人感到C街的风尚，不过更加完备，更加壮观罢了。
“真的，我要回家去！”瓦西里耶夫一面说，一面脱大衣。
“得了，得了，老兄……”艺术家说，吻他的脖子，“别耍脾气……格里戈里，做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来的，我们也一块儿走。你这个人也真不近人情。”
“我可以到街上去等你们。真的！我觉得这种地方讨厌！”
“得了，得了，格里沙……既是这种地方讨厌，那你就从旁观察一下吧！你明白吗？观察一下！”
“一个人总得客观地考察万物才行。”医科学生严肃地说。
瓦西里耶夫走进客厅，坐下来。房间里除了他和他的朋友以外，还有许多客人：两个步兵军官，一个秃顶、白发、戴金边眼镜的绅士，两个测量学院的未长须的青年学生，一个醉醺醺的、有着演员脸相的男子。所有的姑娘全跟那些客人作伴去了，理也不理瓦西里耶夫。只有一个穿着a la Aida的衣服的姑娘斜起眼看了看他，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笑了笑，打着呵欠说：
“来了个黑发男子……”
瓦西里耶夫心跳起来，脸上发烧。他一方面在这些客人面前觉得害臊，一方面感到腻味和苦恼。他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念头煎熬着他：他，一个正派的、热情的人（他至今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却憎恨这些女人，对她们除了厌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他既不怜悯这些女人，也不怜悯那些乐师和那些仆役。
“这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去了解她们的缘故，”他想，“与其说她们像人，不如说像动物，不过话说回来，她们仍旧是人，她们有灵魂。先得了解她们，然后才能下判断……”
“格里沙，别走，等等我们！”艺术家朝他喊了这么一句，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医科学生不久也不见了。
“对了，得努力了解一下才行。这样是不行的……”瓦西里耶夫接着想下去。
他开始紧张地注意每个女人的脸，寻找惭愧的笑容。可是，要么他不善于考察她们的脸，要么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觉得惭愧，总之，他在每张脸上看见的只有那呆板的表情：那种日常的庸俗的烦闷和满足。愚蠢的眼睛，愚蠢的笑容，愚蠢刺耳的语声，无耻的动作，此外就没有别的了。大概她们过去都有一段风流韵事，对象是个会计，起因是五十卢布的内衣，而目前呢，她们在生活里没有别的乐趣，只求有咖啡喝，有三道菜的午饭吃，有酒喝，有卡德里尔舞跳，能够睡到下午两点钟……就行了。
既然一点也看不到惭愧的笑容，瓦西里耶夫就寻找有没有一张清醒明白的脸。他的注意力落在一张苍白的、有点困倦的、无精打采的脸上……那是一个黑发女人，年纪不算很轻了，穿一身亮闪闪的衣服。她坐在一把安乐椅上，瞧着地板想心事。瓦西里耶夫从房间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仿佛无意中在她身旁坐下来。
“我得先说些俗套头，”他想，“然后再转到严肃的问题上……”
“您穿的这身衣服好漂亮！”他说，用手指头摸了摸她那三角头巾上的金线穗子。
“哦，真的吗……”黑发女人无精打采地说。
“您是哪儿人？”
“我？远得很……切尔尼戈夫省人。”
“好地方。那地方好得很。”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我们不在那儿，就会觉着它好。”
“可惜我不会形容大自然，”瓦西里耶夫想，“要是我会形容一下切尔尼戈夫的风景，就说不定会打动她的心。没问题，那地方既是她的家乡，她一定爱那地方。”
“您在这儿觉得烦闷吗？”
“当然，无聊得很。”
“您既然觉得无聊，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
“我上哪儿去呢？去要饭吗？”
“就是要饭也比在这儿过活轻松得多。”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您要过饭吗？”
“对了，从前我没钱交学费的时候，四处告帮来着。即使我没要过饭，这层道理是十分明白的。叫化子不管怎样总算是个自由人，您却是个奴隶。”
黑发女人伸了个懒腰，把困倦的眼睛转过去瞧着仆役，他正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摆着玻璃杯和矿泉水。
“请我喝一杯黑啤酒吧。”她说，又打了个呵欠。
“黑啤酒……”瓦西里耶夫想，“万一你的弟兄或母亲这当儿走进来，你会怎样？那你会怎么说？他们又会怎么说？我看，那会儿才该要一杯黑啤酒呢……”
忽然传来了哭泣的声音。从仆役端着矿泉水走进去的那个隔壁房间里，很快地走出一个金发男子，满脸通红，瞪着气呼呼的眼睛。他身后跟着高大肥胖的鸨母，尖着嗓子嚷道：
“谁也不准许您打姑娘的嘴巴！我们招待过身份比你高得多的客人，他们都不动手打人！骗子！”
人声喧哗。瓦西里耶夫心里害怕，脸色发白。隔壁房间里有人号啕痛哭，哭得那么伤心，受了欺凌的人就是这样哭的。他这才领会到，在这儿生活的确实是人，真正的人，她们跟别处的人一样也会觉得受委屈，难过，哭泣，求救……原本那种沉重的憎恨和厌恶的感觉就变成深切的怜悯和对打人者的气愤。他跑进有哭声的房里去。隔着一张桌子，隔着大理石桌面上摆着的好几排酒瓶，他看见一张痛苦的、沾着泪痕的脸，他就朝那张脸伸过手去，还朝桌子迈进一步，可是立刻又害怕地退回来。原来那哭泣的女人喝醉了酒。
人们围着那个金发男子，瓦西里耶夫却从这闹嚷嚷的人群中挤出来，心灰意懒，战战兢兢，跟孩子似的，他觉得这个陌生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里的人仿佛要追他，打他，拿下流话骂他似的……他从挂衣钩上摘下他的大衣，一口气跑下楼去了。
他站在妓院附近，倚着一道围墙，等他的朋友们出来。钢琴和提琴的声音欢畅，放纵，撒野，悲伤，在空中合成一片杂音，这混乱的声音跟先前一样，好像是黑暗里房顶上有个肉眼看不见的乐队在调弦。要是抬头往黑暗里看一眼，那么整个漆黑的背景上布满活动着的白点：天在下雪。雪片落进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在空中懒洋洋地飘飞，跟羽毛一样，而且更加懒洋洋地落到地下。在瓦西里耶夫的四周，细雪成团地旋转，落在他的胡子上，眉毛上，睫毛上……马车夫、马、行人全变白了。
“雪怎么会落到这条巷子里来！”瓦西里耶夫想，“这些该死的妓院！”
他的腿因为方才跑下楼梯而累得发软。他喘着气，仿佛在爬山似的。他的心跳得那么响，连他自己也听得见。他给一种欲望煎熬着，打算赶快走出这条巷子，回家去，可是另外还有一种欲望比这欲望更强烈，那就是一心要等着他的朋友出来，好把自己的沉重感觉向他们发泄一下。
这些妓院里有许多事情他弄不懂，那些沉沦的女人的灵魂对他来说仍旧跟从前一样神秘，不过他现在才明白这儿的情形比可能设想的还要糟得多。要是那个服毒自尽的、自觉有罪的女人叫做堕落的女人，那么要想给眼前这些随着杂乱的乐声跳舞、说出一长串下流话的女人起一个恰当的名字就难了。她们不是正在毁灭，而是已经毁灭了。
“这儿在干着坏事，”他想，“然而犯罪的感觉却没有，求救的希望也没有。人们卖她们，买她们，把她们泡在酒里，叫她们染上种种恶习，她们呢，跟绵羊似的糊里糊涂，满不在乎，什么也不懂，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他也明白，凡是叫做人的尊严、人格、上帝的形象的一切，在这里都受到彻底的玷污，用醉汉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儿垮了”，这是不能单单由这条巷子和麻木的女人负责的。
一群大学生走过他面前，周身沾满白雪，快活地说说笑笑。其中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学生站定下来，瞧一眼瓦西里耶夫的脸，用醉醺醺的声音说：
“咱们是同行！喝醉了，老兄？对不对，老兄？没什么，去痛快一下！走！别垂头丧气，好小子！”
他抓住瓦西里耶夫的肩头，把自己的又冷又湿的小胡子凑到他脸上，然后脚下一滑，身子摇摇晃晃，摇着两只手说：
“站稳，别摔跟头！”
他笑起来，跑着追他的同伴去了。
从嘈杂的声音里，传来了艺术家的声音：
“不准你们打女人！我不准，真该死！你们这些流氓！”
门口出现了医科学生。他往四下里张望，一眼看见瓦西里耶夫，就用激动的声调说：
“原来你在这儿！听我说，真的，简直不能跟叶戈尔一块儿出来玩！他是什么玩意儿，我简直不懂！他又闹出乱子来了！你听见没有？叶戈尔！”他朝着门里喊叫，“叶戈尔！”
“我不准你们打女人！”艺术家的尖嗓音从上面传下来。
不知什么又笨又重的东西从楼梯上往下滚。原来是艺术家从楼上摔下来了。他分明是给人推下楼来的。
他从地上爬起来，挥着帽子，现出恶狠狠的愤慨的脸相，伸出拳头朝楼上挥舞着，嚷道：
“流氓！狠心的家伙！吸血鬼！我不准你们打女人！居然打喝醉酒的弱女子！哼，你们……”
“叶戈尔，……得了，叶戈尔，……”医科学生开始央求他，“我拿人格向你担保，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一块儿出来玩了。我拿人格担保，一定！”
艺术家渐渐平静下来，几个朋友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啊，”医科学生唱着，“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看那磨坊啊……’”过一会儿艺术家接着唱起来，“‘现在它已经坍塌……’好大的雪啊，圣母！格里沙，刚才你为什么走了？你是个胆小鬼，娘们儿，就是这么的。”
瓦西里耶夫在朋友身后走着，瞧着他们的后背，心里暗想：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只是觉着卖淫是坏事，其实我们把它夸张了；要么卖淫真跟大家所认定的那样是件天大的坏事，那我这些好朋友就跟《田地》上面所画的叙利亚和开罗的居民们那样，成了奴隶主、暴徒、杀人犯。眼下他们在唱歌，大笑，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方才他们岂不是利用别人的饥饿、无知、麻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吗？他们的确是那样，我自己就是见证人。他们的人道、他们的医学、他们的绘画，有什么用处？这些凶手的科学、艺术、高尚的感情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里的猪油。有两个土匪，在树林里杀死一个叫化子，开始瓜分他的衣服，却在他的讨饭袋里找到一块猪油。‘巧得很，’一个土匪说，‘让我们来吃掉它吧。’‘你这是什么话？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另一个惊慌地叫道，‘难道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三吗？’他们就都没有吃。他们杀了人，走出树林，同时相信自己是严格的持斋者。同样，这两个人化钱买了女人以后，扬长而去，现在还自以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呢……”
“听着，你们！”他尖刻而气愤地说，“你们为什么上这种地方来？难道，难道你们就不明白这种事有多么可怕？你们的医学说：这些女人个个都会害肺痨病或者什么别的病而提早死亡。艺术说：在精神方面她们死得更早些。她们每个人都因为一生中平均要接五百个嫖客而死……姑且就算五百吧。她们每个人都是给五百个男人害死的。你们就在那五百个当中！那么，要是你们每个人一生当中在这儿或者别的同类地方逛过二百五十次，那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害死一个女人！难道你们不懂吗？难道这不可怕？你们两个、三个、五个，合起来害死一个愚蠢而饥饿的女人！啊，难道这不可怕？我的上帝啊！”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艺术家皱着眉说，“我们真不该同这傻瓜和蠢材一块儿来！你当是这会儿你的脑子里生出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观念吗？不对，鬼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而决不是思想！这会儿你带着仇恨和憎恶瞧着我，可是依我看来，你与其这么瞧着我，还不如多开二十家妓院的好。你眼光里包含的恶比整个这条巷子里的恶还要多！走，沃洛佳，去他的！他是个傻瓜，蠢材，就是这么的……”
“我们人类总是自相残杀，”医科学生说，“当然，这是不道德的，可是你唱高调也还是没用啊。再会！”
在特鲁勃诺依广场上，这几个朋友告别，分手了。只剩下瓦西里耶夫一个人了，他就迅速地顺着林荫道走去。他害怕黑暗，害怕那大片大片地落下来、好像要盖没全世界的雪，害怕在雪雾中闪烁着微光的街灯。他的灵魂给一种没来由的、战战兢兢的恐怖占据了。偶尔有行人迎面走过来，而他却惊恐地躲开他们。他觉得仿佛有许多女人，光是女人，从四面八方走拢来，瞧着他……
“现在开头儿了，”他想，“我马上就要精神错乱了……”
在家里，他躺在床上，周身打抖，说道：
“活人！活人！我的上帝，她们是活人啊！”
他千方百计刺激他的想象，一会儿幻想自己是堕落的女人的弟兄，一会儿是她的父亲，一会儿又成了涂脂抹粉的堕落女人本身。这一切都使他满心害怕。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不管怎样，他得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才行，他觉得这问题似乎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费了不小的劲，克制绝望的情绪，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捧着头，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拯救今天看到的那类女人。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在他是很熟悉的。他虽然异常激动，却严格地遵守那种方法。他回想这个问题的历史和有关的文献，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走了这么一刻钟，极力回想现代为了拯救这类女人而进行过的种种实验。他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和熟人住在法尔茨费因公寓、加里亚希金公寓、涅恰耶夫公寓、叶奇金公寓里……他们当中有不少诚实、无私的人。其中有些人尝试过拯救这类女人的工作……
“这些为数不多的尝试，”瓦西里耶夫想，“可以分成三组。有些人从卖淫窟里把女人赎出来以后，替她租一个房间，给她买一架缝纫机，她便做起女裁缝来。而且，不管他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他化钱赎出她以后，就使她成了他的情妇，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他就走了，把她转交给另一个上流男子，仿佛她是一件东西似的。于是那堕落的女人仍旧是堕落的女人。还有些人呢，替她赎身以后，也给她租一个单独的房间，少不得也买上一架缝纫机，极力教她念书，对她讲宗教教义，给她买书看。这女人就住下来，觉得这事儿挺新鲜，乘一时的兴致踏起缝纫机来，可是随后就厌倦了，瞒着那个宣教士偷偷地接客，或者索性跑回可以睡到下午三点钟、喝到咖啡、吃到饱饭的地方去了。最后还有一种顶热心肠、顶肯自我牺牲的人，他们采取勇敢而又坚决的步骤。他们跟那些女人正式结婚。等到那厚颜无耻、娇生惯养或者愚蠢而受尽痛苦的动物做了妻子，主妇，后来又成了母亲，她的生活和她的人生观就整个儿翻了一个身，到后来在这妻子和母亲身上就很难认出原先那个堕落的女人了。对，结婚是最好的办法，也许还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不行！”瓦西里耶夫大声说，倒在床上，“首先我没法跟这样的女人结婚！要做那种事，人得是圣徒，不会憎恨，不懂什么叫厌恶才行。不过，姑且假定我、医科学生、艺术家能够克制自己，娶了她们，假定她们都给人娶去了，可是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这样：一方面，在这儿，在莫斯科，她们给人娶去了，另一方面，在斯摩棱斯克，一个会计什么的又会糟踏另一个姑娘，于是那姑娘会同从萨拉托夫、下诺夫戈罗德、华沙……等地来的姑娘一齐涌到这儿来补那些空缺。而且你拿伦敦那些成千成万的女人怎么办呢？你拿汉堡那些女人怎么办呢？”
煤油灯开始冒烟。瓦西里耶夫却没注意到。他又走来走去，还是在想心事。现在他换了一个方式提出问题：必须怎么办才能使得堕落的女人不再被人需要？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使那些买她们、害死她们的男人充分感到他们所扮的奴隶主角色是多么不道德，使他们不由得害怕才行。先得救男人。
“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显然没有什么用处……”瓦西里耶夫想，“唯一的办法就是传播教义。”
他就开始想象明天晚上他站在那条巷子的拐角，对每一个行人说：
“您上哪儿去？您去干什么？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行啊！”
他转过身去对那些冷漠的车夫说：
“你们为什么把车子停在这儿？你们怎么会不生气？你们怎么会不愤慨？你们总该信奉上帝，知道这种事有罪，人干了这种事会下地狱吧，那你们怎么一声不响呢？不错，你们跟她们无亲无故，不过要知道，她们也有父亲，有弟兄，跟你们一模一样啊……”
瓦西里耶夫的一个朋友曾经谈论瓦西里耶夫，说他是个有才能的人。有的人有写作的才能、演戏的才能、绘画的才能，可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博爱的才能。他对一切痛苦有敏锐的感觉。如同好演员总是在自己身上演出别人的动作和声音一样，瓦西里耶夫也善于在自己的灵魂里体会别人的痛苦。他看见别人哭泣，自己就流泪。他在病人身旁，就觉得自己也有病，呻吟起来。要是看到暴力，他就觉得暴力正在摧残自己，害怕得跟小孩似的，而且等到害怕过后总要跑过去搭救。别人的痛苦刺激他，使他激动，弄得他放不下，摆不开，等等。
这个朋友的话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当他以为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他的感觉却有点近似着魔。他又哭又笑，嘴里念出明天他要说的话，对那些肯听他的话、跟他一块儿站在街角上说教的人生出热爱来。他坐下来写信，暗自立下种种誓言……
这一切所以很像着魔，是因为这情形没维持很久。瓦西里耶夫不久就疲乏了。伦敦、汉堡、华沙那儿的无数女人压在他身上，就跟一座大山压着土地似的。他面对那许多女人不由得胆怯，心慌。他想起自己不善于言谈，想起自己又胆怯又腼腆，想起那些冷漠的人不见得愿意听他的话，了解他的话，因为他不过是个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一个胆怯的小人物罢了，又想起真正的传教工作不仅在于用嘴说话，还在于动手实干……
天已经大亮，马车已经在街道上辘辘地响起来，瓦西里耶夫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直着眼睛发呆。他不再想到女人，也不再想到男人，不再想到传教工作。他整个注意力已经转到折磨他的那种精神痛苦上去了。那是一种麻木的、空洞的、说不清楚的痛苦，既像是哀伤，又像是极端的恐怖，又像是绝望。他指得出来哪儿发痛：就在胸口，他的心底下。可是他又没法拿别样的痛苦与之相比。过去，他害过很厉害的牙痛，害过胸膜炎和神经痛，可是拿那些来跟这种精神痛苦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有了这种痛苦，生活也好像可憎了。学位论文、他已经写好的那篇出色的文章、他所热爱的那些人、对堕落的女人的拯救，总之昨天他还热爱或对之冷淡的一切。现在一想起来却跟车声、仆役的匆忙脚步声、白昼的阳光……一样刺激他。要是这时候有谁在他眼前做出一件天大的好事或者可恶的暴行，他会觉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讨厌。在他的脑海里缓慢地游荡的种种思想里，只有两个思想不刺激他：一个是他随时有弄死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是这痛苦不会超过三天，这后一个，他是凭经验知道的。
他躺了一会儿，站起来，绞着手，又在房间里走动，然而不是照往常那样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却是顺着墙边兜圈子。他走过镜子，偶尔在镜子里照一照。他的脸苍白而消瘦，他的两个鬓角凹下去，他的眼睛又大又黑，一动也不动，仿佛是别人的眼睛似的，流露出不能忍受的精神痛苦的表情。
中午时分，艺术家来敲门。
“格里戈里，你在家吗？”他问。
他听不到答话，站了一会儿，沉吟一下，用乌克兰土话回答自己：
“不在。这个可恶的家伙必是上大学去了。”
他就走了。瓦西里耶夫在床上躺下来，把头塞在枕头底下，痛苦得哭起来，眼泪越流得畅，他的精神痛苦也变得越厉害。等到天黑下来，他想到在前面等着他的痛苦的夜晚，就满心是恐怖的绝望。他连忙穿好衣服，跑出房间，让房门敞开着，上街去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目的。他没有问一问自己要上哪儿去，就顺着萨多夫大街很快地走下去。
雪跟昨天那样下得紧，那是解冻的时令。他把手拢在袖管里，周身发抖，听见车轮声、公共马车的铃声、行人的脚步声就害怕。瓦西里耶夫顺着萨多夫大街一直走到苏哈列夫塔，然后又走到红门，从那儿拐弯走到巴斯曼大街。他走进一家小酒馆，喝下一大杯白酒，可是那也没使他觉得畅快些。他走到拉兹古里亚，往右拐弯，走进一条以前从没来过的小巷子。他走到一座古老的桥边，桥下是水声喧哗的雅乌扎河，他站在桥头。可以看见红营房一长排窗子里的灯光。瓦西里耶夫一心想用新的感觉或者别的痛苦来摆脱他眼前的精神痛苦，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哭泣着，颤抖着，解开大衣和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迎着潮湿的雪和风。可是这也没减轻他的痛苦。随后，他凑着桥上的栏杆弯下腰，低头瞧着雅乌扎河漆黑的、滚滚的流水，很想一头栽下去，倒不是因为厌恶生活，也不是想自杀，却是打算至少叫自己受点伤，用这种痛苦来摆脱那种痛苦。可是漆黑的河水、黑暗的空间、铺着白雪的荒凉河岸，都可怕得很。他打了个冷战，往前走去。他沿着红营房走了一个来回，然后下坡，进了一个矮林，又从矮林回到桥上……
“不行，回家，回家去！”他想，“在家里似乎会好过点……”
他就往回走。他回到家，脱掉湿大衣和帽子，在房间里沿着墙边兜圈子，就这么不知疲倦地一直走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来看他，他正痛苦地呻吟着，在房间里跑个不停，衬衫已经撕碎，手也咬破了。
“看在上帝面上！”他一看见他的朋友就哭着说，“随你们爱上哪儿就带我上哪儿，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救救我才好！我要弄死我自己了！”
艺术家脸色变白，慌了手脚。医科学生也差点哭起来，可是想到做医生的在生活里不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冷静严肃，就冷冷地说：
“这是你神经出了毛病。可是不要紧。马上到大夫那儿去。”
“随你们怎么办好了，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才好！”
“你不用发急，你得尽力控制自己才成。”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伸出发抖的手替瓦西里耶夫穿好衣服，带他出去，到了街上。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早就想跟你认识了，”在路上医科学生说，“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医道也高明得很。他是一八八二年毕业的，可是经验已经很丰富。他对待大学生就像对待同学那样。”
“赶快，赶快……”瓦西里耶夫催促道。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医师，他接待这几位朋友时，半边脸微笑着，态度又客气，又庄严，又冷静。
“艺术家和迈尔已经跟我讲到过您的病，”他说，“很愿意为您效劳。怎么样？请坐吧……”
他让瓦西里耶夫在书桌旁边一把大圈椅上坐下，把一个烟盒送到他跟前。
“怎么样？”他开口说，摸着他的膝头，“我们来谈正事吧……您多大岁数？”
他提问题，医科学生回答那些问题。他问瓦西里耶夫的父亲害过什么特别的病没有，是不是常喝醉酒，有没有什么残酷的行为或者古怪的脾气。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到他祖父、母亲、姐妹、弟兄。他听到瓦西里耶夫的母亲有很好听的歌喉，有时候还上台演戏，就忽然活泼起来，问：
“对不起，您可记得您母亲对舞台的兴趣浓不浓？”
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瓦西里耶夫讨厌那位医师一个劲儿摸他的膝头，老是讲那一套话。
“大夫，您那些问题，依我看来，”他说，“是想弄明白我的病有没有遗传性。”
医师又问瓦西里耶夫年轻时候干过什么秘密的坏事没有，脑袋受过伤没有，有没有什么爱好、怪癖、特别的嗜好。凡是勤恳的医师通常问到病人的种种问题，即使有一半不回答，也丝毫无损于病人的健康，可是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医科学生、艺术家，全都现出一本正经的脸色，仿佛只要瓦西里耶夫有一个问题答不上来，就会前功尽弃似的。医师听到答话以后，不知为什么，总在一片纸上记下来。听说瓦西里耶夫学过自然科学，眼前在学法律，医师便深思起来……
“去年他写过一篇精采的文章……”医科学生说。
“对不起，别搅扰我，您妨碍我集中思想，”医师说，用半边脸笑了笑，“是的，当然，这对病的形成也不无关系。紧张的脑力劳动，疲劳过度……对了，对了。您常喝酒吗？”他对瓦西里耶夫说。
“很少喝。”
又过了二十分钟。医科学生开始压低声音述说自己对这次犯病的直接原因的看法，说到前天艺术家、瓦西里耶夫和他怎样去逛C巷。
瓦西里耶夫听他的朋友们和那位医师讲到那些女人和那条悲惨的巷子的时候用那么淡漠的、镇静的、冷冰冰的口吻，觉得奇怪极了……
“大夫，请您只回答我一个问题，”他说，按捺自己的火气，免得说话粗鲁，“卖淫是不是坏事？”
“好朋友，这还有问题吗？”医师说，表现出这个问题他早已解决了的神情，“这还有问题吗？”
“您是精神病医师吧？”瓦西里耶夫粗鲁地问。
“对了，精神病医师。”
“也许你们大家都对！”瓦西里耶夫说着，站起来，开始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许吧！可是我却觉得奇怪！我学了两门学问，你们就看作了不起的成就，又因为我写过一篇论文，而那篇论文不出三年就会给人丢到一边，忘得精光，我却被你们捧上了天。可是由于我讲到那些堕落女人的时候不能像讲到这些椅子的时候那样冷冰冰，我却要受医师的诊治，被人叫做疯子，受到怜悯！”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瓦西里耶夫忽然心中充满难忍难熬的怜悯，他可怜自己，可怜他的同学，可怜前天见过的那些人，也可怜医师。他哭起来，倒在那把圈椅上。
他的朋友们探问地瞧着医师。那个医师现出完全了解这种眼泪和这种绝望的神情，现出自认为在这方面是专家的神情，走到瓦西里耶夫跟前，一句话也没说，给他喝下一种药水，然后，等到他平静点，就脱掉他的衣服，开始检查他皮肤的敏感程度、膝头的反射作用，等等。
瓦西里耶夫觉得舒畅一点了。等到他从医师家里走出来，他已经觉得难为情，马车的辘辘声不再刺激他，心脏底下那块重负也越来越轻，仿佛在溶化似的。他手上有两个方子：一个是溴化钾，一个是吗啡……这些药他从前也吃过！
在街上，他站定一会儿，想了想，就向两个朋友告辞，懒洋洋地往大学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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