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轮明月照着花园。在舒明家里，祖母玛尔法·米哈伊洛芙娜吩咐做的晚祷刚刚完事，娜佳到花园里去蹓跶一会儿，这时候她看见大厅里饭桌上正在摆小吃，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样忙那样。安德烈神甫，大教堂的大司祭，正在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谈一件什么事，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很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快，宁静的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很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吧，有些青蛙呱呱地叫声。现在有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那是软弱而犯罪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从十六岁起就热切地盼望着出嫁，现在她总算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这个青年现在正站在窗子里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不高兴，夜里也睡不好，兴致提不起来……厨房是在地下室那一层，从敞开的窗子里，她听见人们忙忙碌碌，刀子叮当响着，安着滑轮的门砰砰地开关，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整个生活似乎会永远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候有一个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地叫做萨沙。他是大约十天前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贵族出身的穷寡妇玛丽亚·彼得罗芙娜，一个带着病容的、瘦小的女人，常到她们家来请求周济。她有个儿子名叫萨沙。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送他到莫斯科的科米萨罗夫斯基学校去念书。大约两年以后他转到一个绘画学校去，在那儿差不多念了十五年书才勉强在建筑系毕业。可是他仍旧没做建筑师，却在莫斯科的一个石印工厂里做事。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到祖母这儿来，总是病得很重，以便休息调养一阵。

        他现在穿着一件常礼服，扣上纽扣，下身穿一条旧帆布裤子，裤腿下面都磨破了。他的衬衫没熨过，周身上下有一种没精神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瘦，留着胡子，黑脸膛，不过仍旧挺漂亮。他跟舒明家的人很熟，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住在他们家里，觉得跟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每回来到这儿所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做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门廊上，看见娜佳，就走到她面前去。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挺好。您应当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是的，大概会这样的。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间呢。”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当然，我妈妈有弱点，”她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不过她仍旧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她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今天一清早我偶然到你们家的厨房里去，在那儿我看见四个女仆干脆睡在地板上，没有床，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烘烘，还有臭虫，蟑螂……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动也没有。哦，奶奶呢，求上帝保佑她，她毕竟是个老奶奶，不能怪她了。可是要知道，您母亲多半会讲法国话，还参加演出。想来，她总该明白的。”

        萨沙讲话的时候，总要把两根瘦长的手指头伸到听话人的面前去。

        “不知怎么这儿样样事情我都觉得奇怪，看不惯，”他接着说，“鬼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跟一位公爵夫人一样，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了，仿佛前年也听过。她知道萨沙一开口，总离不了这一套，从前这种话引得她发笑，可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她听着心烦了。

        “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我早就听厌了，”她说，站起来，“您应当想点比较新鲜的话来说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朝正房走去。她又高又美，身材匀称，这时候挨着他，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替他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挺窘。

        “您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喏，您方才谈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惋惜呢。”

        等到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已经坐下来吃晚饭了。祖母，或者照这家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两道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在这儿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一面祷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掉了牙齿的瘦老头子，看他脸上的表情，总仿佛要说什么很逗笑的话似的。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头发卷曲，样子像是演员或者画家。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养好了，”奶奶转过身对萨沙说，“只是务必要多吃一点。看你像个什么样儿！”她叹口气，“你那样儿真可怕！真的，你简直成了个浪子。”

        “挥霍掉父亲所赠的资财以后，”安德烈神甫眼睛里带着笑意，慢吞吞地说，“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

        “我喜欢我的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摸摸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阵。萨沙忽然笑起来，拿起餐巾捂住嘴。

        “这么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万诺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万诺芙娜回答，脸上做出很严肃的、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必须承认，自然界有许多神秘而无从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不过我还得加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地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来。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仍旧在谈下去。钻石在尼娜·伊万诺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争论，”她说，“不过您也会同意，生活里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谜！”

        “我敢向您担保：一个也没有。”

        吃过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目的召开的音乐会。在城里大家都称他为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子上，茶炊轻声地滚沸，只有萨沙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小提琴的一根弦忽然断了，大家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佳送未婚夫出门以后，走上楼去，回自己的房间，她和母亲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仆人把大厅里的灯熄了，萨沙却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照莫斯科的风气喝很久的茶，一回要喝七杯。娜佳脱了衣服上床，很久还听见女仆在楼下打扫，奶奶发脾气。最后一切都安静了，只是偶尔听见萨沙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用男低音不时咳嗽几声。

        二

        娜佳醒来的时候，大概是两点钟，天在亮起来。守夜人在远处什么地方打更。她不想睡了，床很软，躺着不舒服。娜佳在床上坐起来，想心事，跟过去那些五月里的夜晚一样。她的思想也跟昨天晚上一样，单调、不必要、缠着人不放，总是那一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怎样开始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她怎样接受，后来她怎样渐渐地敬重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现在距离婚期只有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缘故，她却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仿佛有一件什么不明不白的苦恼事在等着她似的。

        “滴克搭克，滴克搭克……”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滴克搭克……”

        从旧式的大窗子望出去，她可以看见花园，稍远一点有茂盛的紫丁香花丛，那些花带着睡意，冻得软绵绵的。浓重的白雾缓缓地飘到紫丁香上面，想要盖没它。远处树上，带着睡意的白嘴鸦在呱呱地叫。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我这样苦恼！”

        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谁知道呢！要不然这是萨沙的影响？可是话说回来，接连几年来，萨沙一直在讲这样的话，好像背书一样，他讲起来总显得很天真，很古怪。可是为什么萨沙还是不肯离开她的头脑呢？为什么呢？

        守夜人早已不打更了。窗子跟前和花园里，鸟儿吱吱地叫，花园里的雾不见了。四下里样样东西都给春天的阳光照亮，就跟被微笑照亮了一样。不久，整个花园被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抚着，苏醒过来，露珠跟钻石那样在叶子上放光，这个早已荒芜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显得那么年轻，华丽。

        奶奶已经醒了。萨沙粗声粗气地咳嗽起来。娜佳可以听见他们在楼下端来茶炊，搬动椅子。

        时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来，在花园里散步了很久，早晨却仍旧拖延着不肯过去。

        后来尼娜·伊万诺芙娜带着泪痕斑斑的脸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和顺势疗法很有兴趣，看很多的书，喜欢谈自己心里发生的怀疑。所有这些，依娜佳看来，似乎包含着深刻而神秘的意义。这时候，娜佳吻一吻她的母亲，跟她并排走着。

        “您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

        “昨天晚上，我开始看一个中篇小说，那里面写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在一个什么机关办公，不料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我还没看完，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看了叫人忍不住流泪。”尼娜·伊万诺芙娜说，喝一口杯子里的水，“今天早晨我想起来，就又哭了。”

        “近些天来我心里那么不快活，”娜佳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什么我夜里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逢我夜里睡不着觉，我就紧紧地闭上眼睛，喏，就照这个样儿，而且暗自想象安娜·卡列宁娜怎样走路，讲话，或者暗自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一件什么事情……”

        娜佳觉得她母亲不了解她，而且也不可能了解。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有这样的感觉，她甚至害怕，想躲起来。她就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下午两点钟，他们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星期三，正是斋日，因此给祖母端上来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为了跟奶奶逗着玩，萨沙又喝他的荤汤，又喝素甜菜汤。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却一直说笑话，可是他的笑话说得笨拙，一律含着教训，结果就完全不可笑了。每逢说俏皮话以前，他总要举起很瘦很长跟死人一样的手指头，因而使人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了，谁都会为他难过得想流泪。

        饭后奶奶回到自己房间去休息。尼娜·伊万诺芙娜弹了一会儿钢琴，然后也走了。

        “啊，亲爱的娜佳，”萨沙开始了照例的午饭后的闲谈，“您要听我的话才好！您要听我的话才好！”

        她坐在一张旧式的圈椅上，背往后靠着，闭上眼睛。他就在房间里慢慢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

        “您要出去念书才好！”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就渐渐不会有一块石头留下，一切都会翻个身，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极其富丽堂皇的大厦、神奇的花园、美妙的喷泉、优秀的人……可是这还算不得顶重要。顶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群众，照现在那样生活着的群众，这种恶劣现象，到那时候就不再存在，因为人人都会有信仰，人人都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再也不会有人到群众里面去寻求支持。亲爱的，好姑娘，走吧！告诉他们大家：您厌倦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这层道理才对！”

        “办不到，萨沙。我就要结婚了。”

        “唉，得了吧！这种事对谁有必要呢？”

        他们走进花园，蹓跶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吧，我亲爱的，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萨沙接着说，“您得明白，比方说，要是您，您的母亲，您的奶奶，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想说：“不错，这话是实在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忽然不再作声，整个心发紧，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他总是不爱讲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因为一拉小提琴，就可以不用讲话吧。到十一点钟，他已经穿好大衣，要告辞回家去了，却搂住娜佳，开始贪婪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宝贝儿，我心爱的，我的美人儿！……”他喃喃地说着，“啊，我多么幸福！我快活得神魂颠倒了！”

        她却觉得这种话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过，或者在什么地方……在小说里，在一本早已丢掉的、破破烂烂的旧小说里读到过似的。

        萨沙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边喝茶，用他那五根长手指头托着茶碟。奶奶摆纸牌卦，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看书。圣像前面的油灯里，火苗劈劈拍拍地爆响，仿佛一切都安静平顺似的。娜佳道了晚安，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可是如同前一天夜里一样，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苦恼。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不知什么缘故，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娜佳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以前为什么会认为妈妈有什么特别的、不平常的地方，怎么会一直没有发现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楼下，萨沙也没睡着，她可以听见他在咳嗽。娜佳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中，所有那些神奇的花园和美妙的喷泉，都使人觉着有点荒唐。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天真，甚至那种荒唐，却又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只要她一想到要不要出外求学，就有一股凉气沁透她整个的心和整个胸膛，给它们灌满欢欣和快乐的感觉。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克搭克……”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三

        六月中，萨沙忽然觉得烦闷无聊，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里我住不下去，”他阴沉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腻味：厨房里脏得不像话……”

        “再等一等吧，浪子！”不知什么缘故，奶奶小声劝道，“婚期就在七号啊！”

        “我不想再等了。”

        “可是你本来打算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间的！”

        “不过现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渌渌的，花园里样样东西都显得阴沉沉的，垂头丧气，这也实在使得人想要工作。楼下和楼上的房间里响起一些陌生女人说话的声音，奶奶的房间里有达达达的缝纫机声音，这是她们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顶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说来，也要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惹得萨沙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可是大家仍旧劝他留下，他就答应七月一日以前不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在圣彼得节那天吃过午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佳一块儿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来、准备给年轻夫妇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两层楼，可是至今只有楼上刚装修好。大厅铺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细木精镶的样子，有几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一架钢琴、一个小提琴乐谱架。屋里有油漆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张大油画，装在金边框子里，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她身旁有一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美妙的画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出于尊敬叹了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马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摆着一张圆桌子，一张长沙发，几把套着鲜蓝色布套的圈椅。长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张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然后他们走进饭厅，那儿摆着一个餐具柜，随后走进寝室。这儿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看上去好像在布置寝室的时候，认定将来这儿永远很美满，不会有别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各个房间，始终用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呢，觉着衰弱，惭愧，痛恨所有这些房间、床铺、圈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恶心。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觉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许从来就没有爱过，可是这句话怎么说出口，对谁去说，而且说了以后要怎么样，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没法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谈得那么热情，那么谦虚，他在自己的住所里走来走去，显得那么幸福。她呢，在一切东西里，却只看见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搂着她腰的胳膊，她也觉得又硬又凉，跟铁箍一样。她随时都想跑掉，痛哭一场，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他碰了碰一个安在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刻流出来了。

        “怎么样？”他说，放声大笑，“我叫人在阁楼上装了一个水箱，可以盛一百桶水，喏，我们现在就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尘土像浓重的乌云似地飞扬起来，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尘土吹得他眯缝着眼睛。

        她没答话。

        “你记得，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沉默一阵以后，他说，“嗯，他的话很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我亲爱的，这是什么缘故？就连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在额头上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觉着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他对他什么事不做这一点，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们结了婚，”他接着说，“那我们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亲爱的，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给自己买下不大的一块土地，外带一座花园，一条河，我们要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脱掉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扬起来。她呢，听着他讲话，暗自想着：“上帝啊，我要回家！上帝啊！”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车子追上了安德烈神甫的车子。

        “瞧，我父亲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地说，挥动帽子，“真的，我爱我的爹，”他一面给车钱，一面说，“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走进家里，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个傍晚会有客人来，她得招待他们，得陪着笑脸，得听小提琴，得听各式各样的废话，而且一味地谈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绸衫，又华丽又神气，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那么傲慢。安德烈神甫带着他那调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见您玉体安康，十分快慰。”他对奶奶说，很难弄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认真地说这句话。

        四

        风敲打着窗子，敲打着房顶。呼啸声响起来，家神在火炉里哀伤忧闷地哼他的歌。这时候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一家人都上床睡了，可是谁也没睡着，娜佳时时刻刻觉着仿佛楼下有人在拉小提琴似的。忽然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扇护窗板刮掉了。一分钟以后，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只穿着衬衫，手里举着一支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砰的一响，娜佳？”她问。

        她母亲，头发梳成一根辫子，脸上现出胆怯的笑容，在这暴风雨的夜晚她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回想前不久她还认为母亲是个不平常的女人，带着自豪的心情听她讲话，现在她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些话了，她所能想起的话都那么软弱无力，不必要。

        火炉里传出好几个男低音的歌唱，甚至仿佛听见：“唉，唉，我的上帝！”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抓住头发，痛哭起来。

        “妈妈，妈妈，”她说，“我的亲妈，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么样的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到哪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床边坐下来，问道，“要到哪儿去？”

        娜佳哭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离开这个城吧！”最后她说，“不应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了，你要明白才好！我不爱这个人……就连谈一谈这个人，我都办不到。”

        “不，我的宝贝儿，不，”尼娜·伊万诺芙娜赶快说，吓慌了，“你镇静一下，这是因为你心绪不好。这会过去的。这种事常有。多半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只不过是打哈哈呢。”

        “得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痛哭起来。

        “是啊，”尼娜·伊万诺芙娜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孩子，是个小姑娘，可是现在已经要做新娘了。自然界是经常新陈代谢的。你自己也没留意，就会变成母亲，变成老太婆的，你也会跟我一样有这么一个倔脾气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你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庸俗的话呢？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为什么呢？”

        尼娜·伊万诺芙娜想要说话，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哽咽了一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那些男低音又在炉子里哼起来，忽然变得很可怕。娜佳跳下床来，连忙跑到母亲那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泪痕满面，躺在床上，盖着浅蓝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了！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多么琐碎无聊，多么有失尊严就好了。我的眼睛睁开了，现在我全看明白了。你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主啊，我的上帝！你要明白，妈妈，他愚蠢！”

        尼娜·伊万诺芙娜猛的坐起来。

        “你和你的祖母都折磨我！”她说，哽咽一声，“我要生活！生活！”她反复说着，两次举起拳头捶胸口，“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你们却把我磨成了老太婆！……”

        她哀哀地哭起来，躺下去，在被子底下蜷起身子，显得那么弱小，那么可怜，那么愚蠢。娜佳走回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靠窗口坐下，静等天亮。她通宵坐着，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人老是敲打护窗板，发出呼啸声。

        到早晨，奶奶抱怨说，一夜之间风吹掉了花园里所有的苹果，吹断一棵老李树。天色灰蒙蒙，阴惨惨，凄凉，使人想点起灯来。人人抱怨冷，雨抽打着窗子。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墙角一把圈椅前面跪下来，双手蒙住脸。

        “怎么了？”萨沙问。

        “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想不通！现在我看不起我的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整个这种游手好闲、没有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萨沙说，还没听懂这是怎么回事，“还没什么……这挺好。”

        “我讨厌这种生活了，”娜佳接着说，“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看在上帝面上，带我一块儿走吧！”

        萨沙惊愕地瞧了她一分钟。临了，他明白过来了，高兴得跟小孩一样。他挥舞胳膊，鞋踏起拍子来，仿佛高兴得在跳舞似的。

        “妙极了！”他说，搓一搓手，“上帝啊，这多么好！”

        她抬起充满爱慕的大眼睛一??也不??地瞧着他，仿佛中了魔似的，等着他马上对她说出什么精辟的、有无限重大意义的话来。他还什么话也没跟她讲，可是她已经觉着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广大的、这以前她一直不知道的东西，她已经充满期望地凝神望着它，做了一切准备，甚至不惜一死了。

        “我明天走，”他想了一想，说，“您到车站来送我好了……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面，我替您买好车票。等到第三遍铃响，您就上车，我们就走了。您把我送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人到彼得堡去。您有身份证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萨沙热情地说，“您走吧，您去念书吧，然后听凭命运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您把您的生活翻转过来，那就一切都会改变了。主要的是把生活翻转过来，其余的一切都不关紧要。那么明天我们真走了？”

        “噢，是啊！看在上帝份上吧！”

        娜佳觉得很激动，心头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觉得她一定会在痛苦中，在苦恼的思索里打发掉她行前的这一段时间，可是她刚刚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就立刻睡着了，脸上带着泪痕和笑容，沉酣地一直睡到傍晚。

        五

        出租马车雇来了。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这时候就走上楼去再看一眼她的母亲，再看一下她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挨着那张仍有余温的床站着，往四下里瞧一遍，然后轻轻地走到她母亲的房间里去。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睡觉，房间里很静。娜佳吻了吻她的母亲，理一理她的头发，站了两分钟光景……然后她不慌不忙地走下楼去。

        外面雨下得很大。出租马车支起车篷停在门口，上下都淋湿了。

        “车上坐了他，就没有你的位子了，娜佳，”祖母说，这时候女佣人开始把手提箱搬上车去，“遇到这种天气还要去给他送行，这是何苦！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瞧，雨下得好大！”

        娜佳想要说一句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这时候萨沙扶娜佳上车，用毯子盖好她的腿。然后在她的旁边坐下。

        “一路平安！求上帝赐福给你！”祖母站在台阶上喊道，“你，萨莎，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来啊！”

        “好，再见，奶奶！”

        “求圣母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

        直到这时候，娜佳才哭起来。现在她才明白她确实走定了，先前她对奶奶告辞，她瞧着母亲的时候，还不相信真正会走。别了，这个城！她忽然想起一切：安德烈啊，他的父亲啊，新房子啊，裸体女人和花瓶啊，所有这些东西不再惊吓她，也不再压着她的心，却显得幼稚渺小，不住地往后退，越退越远。等到他们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那整个极其巨大严肃的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这以前她不大留意的那个广大宽阔的未来，却铺展开来。雨点抽打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看见碧绿的田野，电线杆子和电线上的鸟儿纷纷闪过去。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去念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所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又祷告。

        “没关系，”萨沙得意地微笑着说，“没关系！”

        六

        秋天过去了，冬天跟着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天天惦记母亲和祖母。她也想念萨沙。家里的来信，口气平静，和善，仿佛一切已经得到原谅，被人忘掉了似的。五月间，考试完结以后，她动身回家去，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她中途在莫斯科下车，去看萨沙。他跟去年夏天一模一样，仍旧一脸的胡子，一头散乱的头发，仍旧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眼睛也仍旧又大又美，可是他的外表看上去不健康，疲惫不堪，他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缘故，娜佳觉得他又灰色又土气。

        “我的上帝啊，娜佳来了！”他说，快活地笑起来，“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工厂里坐了一会儿，那儿满是纸烟的气味，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得闷人。后来他们到他的房间里去，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桌上，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个破碟子，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纸，桌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处处都表现萨沙把自己的私生活安排得马马虎虎，随遇而安，十分看不起舒适。要是谁跟他谈起他的个人幸福，谈起他的私生活，谈起对他的热爱，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倒笑起来。

        “挺好，样样事情都顺当，”娜佳匆匆忙忙地说，“去年秋天，妈妈到彼得堡来看过我。她说奶奶没生气，只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显得很高兴，可是不断地咳嗽，讲起话来声音嘶哑。娜佳一直仔细瞧着他，不能够断定究竟他真的病得很重呢，还是只不过她觉得如此。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病了！”

        “不，挺好。病是有病，可是不很重……”

        “唉，我的上帝！”娜佳激动地叫道，“为什么您不去看病？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我宝贵的，亲爱的萨沙，”她说，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在她的想象里浮起来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那裸体女人和花瓶、现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遥远的她那整个过去。她哭起来，因为在她眼里，萨沙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有见识、有趣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苍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情！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是我顶亲切顶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话。现在，娜佳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萨沙，他的话语、他的微笑、他的整个体态，在她看来，成了一种过时的、旧式的、早已活到头、或许已经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

        “后天我就要到伏尔加河去旅行，”萨沙说，“喏，然后去喝马乳酒。我很想喝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他太太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老是怂恿她，劝她出外念书。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转过来。”

        他们谈了一阵，就坐车到车站去。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向她微笑，挥动手绢，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未必会活得很久了。

        中午娜佳到了她家乡的那座城。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觉着街道很宽，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她只遇见那个穿着棕色大衣的、德国籍的钢琴调音技师。所有的房子都好像盖满了灰尘。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她伸出胳膊搂住娜佳，把脸放在娜佳的肩膀上，哭了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仿佛周身消瘦了，可是仍旧像以前那样束紧腰身，钻石戒指仍在她手指头上发亮。

        “我的宝贝儿！”她说，周身发抖，“我的宝贝儿！”

        然后她们坐下来，哭着，说不出话来。看得出来，祖母和母亲分明体会到过去已经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她们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没有从前那样的荣耀，也没有权利请客了，这就如同在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半夜里忽然跑进警察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者铸造伪币，于是那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结了一样！

        娜佳走上楼去，看见先前那张床，先前那些挂着素白窗帘的窗子，窗外也仍旧是那个花园，浸沉在阳光里面，充满欢乐，鸟语声喧。她摸一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思索着。她吃了一顿好饭，喝茶时候吃了些可口的、油腻的鲜奶油。可是总好像缺了点什么，使人觉着房间里空荡荡，天花板低矮。傍晚，她上床睡觉，盖好被子，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躺在这暖和的、很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待了一会儿，她坐下，就跟有罪的人一样，畏畏缩缩，小心谨慎。

        “嗯，怎么样，娜佳？”她停了一停，问道，“你满意吗？完全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万诺芙娜站起来，在娜佳的身上和窗子上画十字。

        “你看得明白，我开始信教了，”她说，“你要知道，现在我在研究哲学，我老是想啊想的……现在有许多事情在我已经变得跟白昼一样豁亮了。首先我觉着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地度过去。”

        “告诉我，妈妈，祖母的身体怎么样？”

        “她好像挺好。那回你跟萨沙一块儿走后，你打来了电报，祖母看完电报，当场就晕倒了。她躺在床上一连三天没动弹。这以后她老是祷告上帝，老是哭。可是现在她好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滴克搭克……”守夜人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首先，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度过去，”她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生活应当分析成最单纯的因素，就跟分成七种原色一样，每个因素都得分别加以研究。”

        尼娜·伊万诺芙娜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没听见，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家里已经住惯。祖母忙着张罗茶炊，深深地叹气。每到傍晚，尼娜·伊万诺芙娜就讲她的哲学，她仍旧像食客那样住在这所房子里，哪怕花一个小钱也要向祖母要。家里有许多苍蝇，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越来越低了。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不出门上街，因为害怕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蹓跶，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在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罢了。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搞成这样：四个女仆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肮脏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一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被人忘掉，谁也想不起它来……给娜佳解闷的只有邻居院里几个顽皮的男孩。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们敲着篱墙，笑着讥诮她说：

        “新娘哟！新娘哟！”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一封信。他用快活而歪歪扭扭的笔迹写道，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十分圆满，可是他在萨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喉咙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心里充满一种近似信念的兆头。她感到不愉快，因为不管这兆头也好，想到萨沙也好，都不像从前那样激动了。她热切地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她和萨沙的交往固然是亲切的，可是毕竟遥远了，遥远地过去了！她通宵没睡，早晨坐在窗口，听着。她也真听见了楼下的说话声音，惊慌不安的祖母正在着急地问一件什么事。随后有人哭起来……等到娜佳走下楼去，祖母正站在墙角，在圣像面前祷告，满脸泪痕。桌子上放着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来来去去走了很久，听着祖母哭，然后拿起电报读了一遍。电报上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一点，萨沙，昨天早晨已经在萨拉托夫害肺痨病去世了。

        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到教堂去布置安魂祭，娜佳呢，仍旧在房间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照萨沙所希望的那样翻转过来，现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灭，好像已经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她走进萨沙的房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别了，亲爱的萨沙！”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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