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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亲爱的安德烈 电子版二十六 孩子,你喝哪瓶奶?

二十六 孩子,你喝哪瓶奶?

        MM复儿子的信:永远追赶坏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对你的世界没有兴趣?什么跟什么呀!你不记得,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们听hip-hop音乐,我仔细听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词,对着歌词细听的。不但听了正在流行的,还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来听,为的是了解这个乐种的发展过程。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hip-hop来自一种抗议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词,根本就进入了诗的境界。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来自于,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愿意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愿意进入。你不就嫌恶我“母爱”太多,电话太多吗?今天抵达台北。在开往阳明山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两公升的鲜奶。回到家,打开冰箱,发现丽沙阿姨知道我要回来,早一步填满了冰箱,里头已经有一瓶两公升的鲜奶。现在我有两瓶两公升的鲜奶。仔细看了一下保鲜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经接近不新鲜了;另一瓶则是三天后。你会从哪一瓶开始喝,安德烈?一个青岛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人家送了他们一箱苹果。打开一看,大部分新鲜青翠,有几个却已经开始变色。我的青岛朋友不经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坏的;她17岁的儿子也不经思索就抓了一个最青翠的开始喀嚓喀嚓啃起来。他母亲急急说,“唉呀,先吃坏的呀。坏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儿子觉得母亲很奇怪,说,“你从坏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渐变坏了,结果你就一路在追赶那坏的,你永远在吃那不新鲜的苹果。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朋友说,她听了儿子的话,半坏的苹果拿在手里,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吧,安德烈。现在我站在那打开的冰箱前面。请问,你会先喝哪一瓶牛奶?

        翩翩少年时

        我在阳台上坐下来。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只老鹰,孤孤单单,在风里忽上忽下,像一个少年独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听不见他拍打翅膀的声音?侧耳细听,知道是被满山满谷的蝉声覆盖了。夏天,阳明山被蝉的部队占领。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头检视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么?一件青烟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个大塑胶袋,在上面剪出一个半圆,两翼剪出两个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没有颜色,脸上没有脂粉。身上没有首饰;今天是个独处的日子。我出门的时候,是会“打扮”的,安德烈。不过衣服总是白色或黑色,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的行动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时间投掷在衣着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谓“极简”美学来掩饰自己其实对“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没有成就。大概在你进入14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穿衣服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14岁的时候,开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说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谁都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长高了,细细的胡子冒出来了,声音突然改变了,鼓鼓的孩儿脸颊被棱角线条取代,但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眼里的稚气消失,一股英气开始逼人;人们也不会发现,他的穿着、他的顾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个音符旋绕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领子竖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裤皮带系在腰间的哪一个高度,他穿恤衫还是衬衫,衬衫尾扎进或露出……所有的细节都牵引着他的心的跳动。而你我之间,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异,甚至是阶级的分野。

        我是“台妹”

        你的母亲,安德烈,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 1970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因此阿姆斯壮1969年的登陆月球,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台湾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咬、长着翅膀的天使。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胸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写着:“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马铃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亲是“面粉麻布袋”的一代。除了面粉袋恤衫,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别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领带和皮鞋。我们穿着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极简美学”的原始来处了吧?)。裙长超过膝盖,要受罚;发长超过耳根,要受罚。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外国人来台湾,吓一跳,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个警察国家;他们不知道,那是学生。你会说,可是这些和“贫穷”没什么关系。是的,这种美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和贫穷的关系少,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另一种贫穷

        安德烈,你是否开始觉得这样成长的母亲挺“可怜”的?那你就错啦。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过去,是我们必须概括承受的。那么你必须“概括承受”的过去,是什么?你所成长的国家,人均收入是30579美金。培育你的是一个民主开放、文化多元的社会;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学位(尽管“博士”可能是100分的笨或流氓);你属于那种还不到15岁就已经走过半个地球的“国际人”;你简直就是一个被太好的环境宠坏的现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但是,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这太好的环境赋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么它剥夺了你一些什么?你的一代,是否其实有另一种的 “贫穷”?

        MM

        200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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