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是这样评价皇太极的：“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諅年，中外即归于一统，盖帝之诒谋远矣。”《清史稿》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媲美远古之圣贤。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矣哉！”

        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四十八本的《清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史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

        在古人的观念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与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我们知道，《清史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修撰的。那时，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了十数年，中国人民正在军阀混战的黑暗里，苦苦寻找着生存图强的道路。当年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们则在钻头觅缝地忙于找到买家，好把祖宗留下的家财宝贝——从府邸物业、珍玩字画、翡翠扳指，到鼻烟壶、蛐蛐罐儿，卖上一个好价钱，以便苦度时光。八旗铁骑的雄风早就荡然无存，八旗子弟已经成为膏粱、纨绔、败家子的代名词。爱新觉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黄金种姓，如今成了不祥的字眼，黄带子、红带子们纷纷改名换姓，用以逃避歧视、仇恨或者觊觎的目光。

        斯时，《清史稿》的撰写者们，即便是遗老遗少，却也已经没有了太多现实的压力或者动力，去为一个死了将近三百年的先皇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以便为自己赚一个残渣余孽的恶名。由此大抵可以部分地知道，在晚明前清时代，皇太极的作为，可能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中，最为可圈可点的一位。

        皇太极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皇太极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中，许多人的名字与飞禽走兽有关，表明其生存状态必定与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便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台吉，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黄台吉，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译音。于是，皇太子——黄台吉——皇太极三者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譬如，《清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述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咸以为有天意焉”。（《清史稿》本纪二）

        史籍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清史稿》中，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她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她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务，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十四岁，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十一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恸。他痛哭不止，下令四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一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三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她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激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便率兵攻打叶赫部落。这一年，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七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清太宗实录》卷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不用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七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七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十余岁的皇太极。

        从史书记载上看，那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时，努尔哈赤全家住在费阿拉城的内城里，用木栅栏圈成了一个圆形的大院，其中，有一到四间不等的瓦房、草房十余座、三十余间，其中住着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儿女、卫兵、仆役、文书等工作人员和教育子女的教书先生等等。此外，城外有众多的庄田，城内有大量的财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校注》）

        大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这一年，皇太极的母亲去世了。也是这一年，努尔哈赤将他的王城由费阿拉迁到十余华里外的赫图阿拉，他们的家业更大了。不过，据说皇太极仍然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很对努尔哈赤的心思。这样的锻炼与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是不可小觑。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记录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酷爱射猎。每当大规模围猎时，人们带上炒面，用水调和后充饥，风餐露宿，不以为苦；马匹也很能耐饥劳，只吃很少的水草便可以昼夜驰骋；女子奔腾驰猎不亚于男人，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够弓矢驰逐，争强斗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多年以后，皇太极曾经回忆说：“小时候，听说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满文老档》太宗崇德二十三）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成年后武功超群的部分原因。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五月）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

        皇太极的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庞大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惊异兼钦佩莫名。（《清太宗实录》卷七）《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并在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得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二十岁左右。大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

        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腹心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瞩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以至于不可收拾。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是不胜枚举，称得上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郑忠信《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固统治，是在皇太极的十七年执政生涯中奠定的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之《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如此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迹，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那么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

        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不是事实。

        《清史稿》在介绍皇太极的爱好时写道：皇太极“性耽典籍，谘览弗倦”。就是说，此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很是喜欢读书，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和阅读。从实录记载中可以看到，皇太极经常以古论今，可以准确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譬如，他很喜欢用古代名将爱兵如子的故事教育那些贝勒，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吮疮的将军，对于汉代那位大将军于艰难困苦之中不肯独享美酒，将之倒进河里与士兵共享的故事，皇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清太宗实录》卷八；《满文老档》太宗天聪二十三）

        在关于皇太极的历史记载中，提到他学习历史、谈论历史的地方可能有近百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历史涉及范围极广泛，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到宋、元、明、清，且每每有精彩中肯的见解，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亦属少见。在三百多年前，他就曾经很中肯地指出：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皇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赞叹为“圣矣哉”了。

        做了汗王后，有一次，他信步走进文馆，看到一个官员正在伏案工作，便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官员回答：正在整理汗王的实录。皇太极马上说：“这是史官的工作，我不适宜观看。”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清太宗实录》卷八）

        在其当时，汉字汉语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异质文化，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之发达。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皇太极是一位“聪睿绝伦”的人。（《清史稿》太宗本纪一）

        这样的文武全才，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这种情形，可能使皇太极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他显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别是与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这些粗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想必会有鹤立鸡群的效果。

        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训诫皇太极：你是贤人，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放纵诸兄弟任意行事，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必定会回报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子岳托等人的不满，说你做得过分。这虽然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你是我的嫡妻所生，我很喜爱你，可你不能为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想，是何等愚昧无知呵。”史书记载说，动情处，努尔哈赤老泪纵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四）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颇为耐人寻味。

        此事发生在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六月。三年后，努尔哈赤就死了，皇太极被众人推举继位。推举者中，偏偏是岳托兄弟表现最力。从史书记载中判断，济尔哈朗、岳托、萨哈廉文武双全、能征善战，属于最受皇太极信任的高级将领一类，在未来的岁月中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不知是皇太极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同气相求。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情形大体如此。他做了汗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集会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

        链条首先是在二贝勒阿敏身上被打断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继位为汗后的第四个年头。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努尔哈赤将弟弟舒尔哈齐杀死后，让阿敏继承其父亲舒尔哈齐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因此，阿敏死心塌地地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所立战功颇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大约属于那种凶猛、不怕死，很能打仗，却也十分粗野横暴一流人物，在推举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很痛快。谁知，皇太极刚刚继位不久，这位阿敏就要求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就是打算自己自成一国，皇太极断然拒绝。由此，皇太极对阿敏心生不满。（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八月）

        皇太极第一次率军袭扰北京时，可能有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进军之路的意图，因此，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之后，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敏率兵前去驻防。当时，皇太极安置了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并严厉约束诸王贝勒，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扩大政治影响，违者将要从严治罪。

        不料，阿敏根本不以为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为什么不屠其民？我既然到这儿了，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当时，正值孙承宗率领明军实施大反攻之际，这厮既不组织抵抗，也不支援友邻部队，而是下令屠城，将已经归降的所有汉官与永平（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与迁安两城百姓全部杀死，将所有财物掳掠一空，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沈阳。

        这场血流成河的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与此次屠城有直接关系。

        皇太极收到明军反攻的军报后，立即派遣部队紧急赴援。随后，便传来阿敏弃城逃归的消息。皇太极大惊，勒令阿敏驻屯于城外十五里处，不许进入沈阳城，并责问原因。

        三天后，大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六月七日，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一口气宣布了阿敏十六条大罪。平心而论，阿敏这厮的确有他自己的取死之道，咎由自取的味道很重，并不值得同情。永平屠城并弃守后，有资料说，该城之中血流有声，这阿敏实属罪该万死。其他那些罪名，也显然背离了推举皇太极继位时他本人亲口立下的誓约。因此，细细考究起来，虽然不无欲加之罪的嫌疑，譬如，其中指斥阿敏轻视皇太极、有不轨之心的罪名达十一条之多，叫人无法完全心服口服，但毕竟还不是无中生有。皇太极让大家集体讨论处理办法，众人异口同声，以为应该处死阿敏。最后，皇太极下令将其幽禁起来。（《清太宗实录》卷七）

        十年后，即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阿敏在幽禁中死去。

        接下来，轮到了莽古尔泰。

        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哥，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中，他能够成为四大贝勒之一，显然与他骁勇善战且战功赫赫有关。莽古尔泰很早就与皇太极并肩作战，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一度还很亲密。二人反目是在阿敏被幽禁的第二年。

        大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十二日，皇太极率军围攻大凌河城，猛攻不下，伤亡甚众。第二天，莽古尔泰找到皇太极，要求把隶属他的旗下，如今被差遣出去的精兵归还给他。皇太极说：“我听说你的部下凡有差遣，总是违误。”莽古尔泰说：“一有差遣，我的部众总要比别人多一倍，什么时候有过违误？”皇太极恼火道：“果真如此，就是诬告，我会严加追究；如果揭发属实，就要把违误者绳之以法。”说完，皇太极红头涨脸地准备上马离去。莽古尔泰急了，说：“皇上应该出以公心说明白，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因为你是皇上，我一切都顺着你，你却这么不知足！难道是想杀我吗？”边说边握住腰间的刀柄，注视着皇太极。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弟德格类见此情形，忙打了莽古尔泰一拳，并骂道：“你这是大逆不道呀。”莽古尔泰怒骂道：“蠢东西，竟敢打我！”说着，将佩刀拔出了半尺许，德格类连忙把他推到了一旁。

        回到营帐后，皇太极对诸贝勒将领痛骂道：“他不过是个弑母邀宠的家伙，怎么竟然轻视我到了这个地步？”随后，痛斥那些御前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看他拔刀，你们为什么不上前护卫？”（《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大凌河战役结束后，当年十月，众贝勒议定，以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大不敬罪”，革去其大贝勒爵位，降为多罗贝勒，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五牛录。莽古尔泰也在事后表示，当时喝酒喝多了，所以没能控制住自己。第二年，莽古尔泰参与了征伐蒙古察哈尔部与攻掠大同、宣化的战斗，十二月，莫名其妙地死去。

        史书记载说，皇太极参加了莽古尔泰的丧礼，直到后半夜才回来，然后，在中门设灵堂祭奠，大哭了一场。（《清史稿》列传四，诸王三）三年后，莽古尔泰的弟弟德格类死后一个月，有人告发莽古尔泰兄妹三人合谋危害皇太极。抄家时，发现了十六块刻着“大金国皇帝之印”字样的牌印，遂削夺封爵，莽古尔泰的妹妹和一个儿子被处死，六个儿子降为庶人，所有人口财产抄没入官。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收归皇太极自己统领。最后，形成了正黄、镶黄、正蓝的所谓上三旗。

        现在，四大贝勒中，除了皇太极，只剩下了一个大贝勒代善。

        皇太极继承汗位时，代善推举最力。当时，努尔哈赤一辈人已经基本过世，代善是年岁最长、行辈最高、资历和战功最显赫的在世者，其声望远在阿敏、莽古尔泰之上，且性情宽柔得众人心，是后金乃至大清决策层中的平衡器与稳定器。可能与母亲佟佳氏和哥哥褚英的遭遇有关，代善表现得谦退平庸，没有显示出领袖群伦的格局与魄力。我们无法断言，代善究竟为什么自动退出汗位竞争，转而全力支持皇太极。有自知之明？为了六年前与大妃的暧昧传闻？顾全大局？皇太极众望所归？我们不得而知。从代善一生行事品格推断，也许是上述因素综合发挥作用所致。

        一般说来，皇太极和代善的关系还算不错，团结多，斗争少，即便有斗争也从不涉及根本的利害关系，一旦触及，代善立即谦让后退并坚定支持皇太极。譬如，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争吵时，明明有可能是皇太极理亏，代善仍然气恨恨地斥骂莽古尔泰：“如此悖乱，还不如死！”（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并在后来主动提出不再与皇太极并肩而坐，使皇太极顺利实现了“南面独坐”。（《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四十五）

        天聪九年，多尔衮远征察哈尔，获得传国玉玺，令后金人众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从而士气大振。众人仿效当年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的做法，纷纷立誓书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皇太极指示由于大贝勒年纪大了，可以免于立誓。代善不同意，主动要求并最后带头在众人面前发下拥戴皇太极登帝位的重誓，表示，若像莽古尔泰、德格类那样心怀不轨的话，将天地不容、遭殃而死。（《汉译〈满文旧档〉》）

        就这样，代善大体受到了皇太极的礼遇和尊重。不过，二人之间的一些摩擦也很有意思，颇为意味深长。在代善，会不时地做一些令皇太极不那么舒服的事情，表明自己的存在；在皇太极，则随着威权日重，也时不时对代善晓以利害，甚至丝毫不假以辞色。

        二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天聪九年，事情是由皇太极的姐姐引起的。

        据皇太极说，他的这位姐姐哈达公主脾气暴躁乖戾，且特别喜欢在背后进谗言搬弄是非，大约属于悍妇加长舌妇一类人物。因此，可能从努尔哈赤时代起，姐弟二人关系就不好。这年九月，皇太极率领大家迎接多尔衮远征察哈尔凯旋。在返回沈阳的路上，哈达公主和皇太极发生不愉快，赌气先走。路过代善的营帐时，代善叫他夫人把公主迎进帐，设盛宴款待，并赠送财帛礼物。皇太极知道后，震怒，除派人前去责问外，还不知会任何人，独自返回沈阳，并关闭宫门，不许任何人觐见。

        数日后，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与侍卫，当面痛斥代善。他长篇大论，痛说家史，把数十年来和代善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一倾诉。他愤怒责问代善：为什么过去和哈达公主的关系并不好，如今看到哈达公主与自己闹别扭，就这样对待哈达公主？居心何在？然后，又一一点名痛斥其他诸贝勒。最后，他愤怒地表示：你们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外推举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我安分守己过日子足矣。随后，怒火万丈地返回宫中，关闭宫门不再露面。

        最后，心惊肉跳的诸贝勒大臣会同六部官员公审代善，拟定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职，夺十牛录，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并拟定处罚他的儿子萨哈廉。然后，所有人等一齐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宫视政。

        皇太极挣足了面子，遂下令宽免代善、萨哈廉，罚款了事。（《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九月壬申）

        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廉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更加有趣的是，一年后，代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儿。

        皇太极即位后，曾经作出一项规定，限制诸王贝勒的侍卫人数。代善可能不太高兴，有一天，他不带侍卫，自己牵着马，腋下夹着褥垫去见皇太极，显然是故意做给皇太极看。后来，皇太极称帝的第二年，代善违反规定，为自己多配备了十二名侍卫，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皇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这件事逼得皇太极当众对证，最后，证实其侍卫人数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还不够定额。（《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我们知道，皇太极前后执政十七年。这件小事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在皇太极继承汗位十年、登基做皇帝两年之后，代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并不将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崇德四年底，皇太极携众人前往叶赫地区打猎。代善马失前蹄，伤了脚。皇太极跳下马，亲自为他裹伤、给他敬酒，并且流着泪责备他：“大哥年纪大了，我再三劝你不要驰马，大哥为什么这么不善自珍重？”随即罢猎而还，并命代善坐轿缓行，一直护卫到家。（《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三年后，皇太极死。代善为防止内乱，拥戴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并可能亲自出面，断送了自己策划拥立多尔衮的一子一孙的性命。就这样，他成了大清帝国前期最受人尊敬的安全阀，并在威望崇高、地位尊荣之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虽然他可能时时感受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深深的悒郁。

        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代善显然不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在他的行事中，甚至能够令人部分地体味出，人口满打满算不到一百万的女真人，怎么就能够取代大明，在人口上亿的中华帝国，建立了最后一个王朝？！

        严厉执法从而赏罚严明，是皇太极执政岁月里十分引人瞩目的特点。

        除了上述发生在三大贝勒身上的故事，皇太极手下几乎所有著名的王公贝勒、高级将领都曾经受到过严厉的处罚。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岳托、多尔衮、阿济格、多铎、杜度、萨哈廉、阿巴泰、德格类、硕托还有皇太极自己的亲生儿子豪格等。似乎只有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是唯一的例外。同时，这些人也因为各种功劳而得到过崇高的奖励、荣誉与地位。

        崇德二年，在进行第二次征服朝鲜的战争总结时，皇太极认为：“诸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刑部审议后，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过，分别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十三人撤职，五人鞭刑，二十二人罚款处分。其中，有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子、额驸（即驸马），皇亲国戚占四分之一左右，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最后，从代善开始，这些人分别受到了处罚。据说，这帮家伙全部心悦诚服。（《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仅此一项，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

        在皇太极身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儿：一天，皇太极出宫时无意中违背了礼仪规定，按照制度，需要接受罚羊的处分。有关部门将此事通过皇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了皇太极。他立即认错，并将所罚羊只送往该部门。就在这一次，针对法治废弛、有法不依，他说了一句堪称千古经典的话：“朕若废法，谁复奉法？”（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二月）

        天聪四年十一月，正值禽兽最为肥美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节，皇太极率众进行大规模秋冬围猎。两员高级将领追逐一只被射中的狍子，然后，说是皇太极所射中的，将猎物贡献了上去。皇太极说，这不是我射的，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支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呵。”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大体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将肆意骚扰汉族官民，视同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以连同妻子一起杀死相威胁，以此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投降的汉人。（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为此，他甚至说出了准备辞职的话，从而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局势的全面迅速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民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是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相对于中原农耕文明地区的汉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的异质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两种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优质或精华部分相互结合后，会孕育出更加灿烂饱满的文明花朵和果实。同时，另外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即不同文化中劣质或糟粕部分同样具有异性相吸的强大力量，从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恶之花，结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丑陋怪胎。这种情形，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事实表明，辽、金、元三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纳了汉族政治文化传统之后，这三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政权，大体都迅速衰变，其堕落的速度惊人，其腐败的花样百出，其朽烂的深重程度，全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妓女们厮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的权势、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动机的形成，大体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是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臻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定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

        皇太极在其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上亦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

        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一位名叫岳起鸾的读书人上书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人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随即让汉官讨论此事。谁知，汉官们竟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该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而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努尔哈赤再暴烈，也没有这样干过。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此人蓄谋向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十二年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严厉查处。最后，将相当于礼部尚书的祝世昌发配到极寒的边远之地，将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一看法的官员。（《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中。松山城破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祖大寿家人及妇女儿童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余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与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自己更加感恩戴德。显然，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成为这种恶行被原谅和饶恕的理由。

        皇太极先后五次率领或者派遣大军，绕道进入关内烧杀抢掠，给至少数百万生灵带来深重痛苦。皇太极认为，这个责任，应该由明朝皇帝和政府来负。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毫无道理。

        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亥时，即夜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皇太极坐在沈阳皇城中宫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端坐着猝然死去。从症状上判断，很有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脑溢血。死前有两道“遗谕”，内容是安排减免朝鲜历年贡额等，只字未提身后继承人之类事项。（《清世祖实录》卷二，崇德八年九月丙午）

        皇太极是十五个妻子的丈夫，二十五个儿女的父亲，在后金汗王位和大清皇帝位上，前后执政十七年。在这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有一点相同之处：二人死前，都曾经缠绵病榻，也都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死去，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准备指定哪一个人来继承自己的家业与事业。虽然在帝制传统之下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普天之下、世界之上最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已然涉及了“国本”——国之根本，但这二位——此前的努尔哈赤和此后的皇太极——都是这么做的。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着意培养过哪一个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表明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改变本民族政治文化中的根本原则。

        皇太极享年五十二岁。他死后八个多月，他的弟弟多尔衮而不是儿子，率领大军杀进山海关，并一举拿下全中国。他死后正好一年，多尔衮迎接皇太极的儿子，从沈阳迁都到了北京。这本来是皇太极的梦想。

        不管怎样，从此，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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