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生前不仅注意保存自己的档案，而且还专门设立机构，截收民国时期的各方电报，因此，台北“国史馆”所存阎锡山档案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是研究民国史的一座尚待开发的矿藏。
我访问台湾期间，曾浏览过阎锡山档案的部分内容，兹就30年代一项南北联合，打倒蒋介石计划的提出和夭折，略窥该项档案的价值。
30年代初期，天津是华北的政治重地，各派都派有代表常驻。阎锡山在天津也设有联络处，其负责人为傅觉民，任务是与各方联系，收集情报，收转各方文电。当时，各方打给阎锡山的电报常常是先打给傅觉民，再由傅打给山西清乡督办杨爱源，由杨加以处理。本文所述，即为此类电报。
日军侵略华北，胡汉民等加紧倒蒋，争取阎锡山，支援冯玉祥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进攻长城各口。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南京国民政府让出察哈尔北部与河北东部大片国土，并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于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在冀东建立伪组织，蓄谋进一步扩大侵略，建立所谓华北政府。
《塘沽协定》加深了华北危机，也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派）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加紧反蒋活动，计划出兵北上。6月4日，傅觉民致电杨爱源，汇报西南情况云：“塘沽签字丧权太甚，西南倒蒋，更为积极。惟对出兵事，须另定办法。” 在日军侵略热河时，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曾组织西南联军，以十九路军抗日名将蔡廷锴为总指挥，出师援热，但因蒋介石阻止，师至湖南郴州而返。本电所言出兵，指当时西南方面正在酝酿的新的倒蒋军事行动。
在30年代初期的反蒋派系中，最具实行精神的是冯玉祥。《塘沽协定》签字前几天，冯玉祥即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救国。第二天，西南派即通电支持，表示愿为后盾。《塘沽协定》签字后，李宗仁、陈铭枢、蒋光鼐等于6月7日在广州会议，就反蒋抗日问题达成初步意见。10日，胡汉民、邹鲁致电阎锡山，要求阎公开表态支持冯玉祥，并就近予以实际援助。电称：
焕公崛起，请公就近援应，并号召各方，与之一致，无使受各个击破，是所切祷！闽、桂、粤诸处，人已齐集广州，商讨蒋计划。乞示我周行，无任远盼。
西南派是一个复杂的派系，在反蒋抗日上虽然有共同语言，但其内部仍然矛盾重重。傅觉民将此电转报山西的同时，特别说明：胡汉民等西南元老派、在野的李济深、陈铭枢与广东陈济棠之间，“主张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时仍不易有开展作法”。阎锡山有鉴于此，决定暂时观望。
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种种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不仅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而且严重威胁着华北以至华东地区部分实力派的利益。为了自保，不少派系都有投入抗日反蒋潮流的动向，5月下旬，华北各实力派代表在天津会商，山东韩复榘的代表表示，将通电“数蒋误国之罪”，并与西南方面保持一致。其办法是：由阎锡山领衔；如阎有顾虑，则请杨爱源及山西将领参加联署；如杨爱源亦不便参加，则请山西方面“尽力援助” 。电发，山西方面没有反应。
阎锡山统治山西多年，既工于权术，又老于世道。他虽然和蒋介石有矛盾，但中原大战时他已经有过反蒋失败的经验，要他再一次挑头反蒋，“号召各方”，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南北两方计划会师长江，共讨蒋介石
冯玉祥察哈尔举事之后，南北各派反蒋力量都曾计划有所行动。南方，胡汉民等准备组织与南京相对立的政府，成立西南联军，北出长江；北方，梁冠英等推中原大战时的前敌总指挥鹿钟麟为首，准备出兵武汉，与胡汉民等会师。7月6日，傅觉民电杨爱源报告称：（一）西南出兵刻下积极进行，俟将来到达相当地方时，“剿共”、倒蒋即双管齐下。（二）冯玉祥就职多日，大家认清已无良好办法，但甚望他能支持下去，以待时局之变化。（三）梁冠英、张印相、上官云相等均有代表往返相商，俟西南出兵到湘，即拥戴鹿瑞伯（钟麟）进占武汉。傅觉民并称，李宗仁、白崇禧已派前同李宗仁夫人来过山西的瞿雨农来津，共商进行。傅电显示，一个南北同时出兵，会师长江，共同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计划正在酝酿中。
胡汉民等企图成立政府，公开与南京抗衡，虽成立有日，而终成泡影
西南方面虽然积极准备成立政府，出兵北上，但是，并未能实行。其原因，7月10日前后，西南方面曾致电傅觉民说明：“此间讨蒋，本已一致，只因军事、财政略有困难，故军事当局稍有踌躇，现已积极促开新局。”11日，再致一电，较前电说得更为具体，略云：
此间剿共，因相持千余里，未能一时将军队抽回，加以金银价本年起落太钜，金融发生恐慌，遂致未能即时成立政府，宣布讨蒋。倘今后剿共仍成相持之局，将来即由闽、桂出师，湘、浙原定计划决不变更，请促各方一致奋起。千夫所指之蒋，决无不倒之理也。
当时，陈济棠周旋于两种政治力量之间，既支持胡汉民等反蒋，又接受蒋介石的“剿共”指令。当年6月1日，陈通电就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布置对中国工农红军作战。本电所称因“剿共”，“未能一时将军队抽回”，以及所谓“金融发生恐慌”，均指陈济棠。看来，陈济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此，胡汉民等不得不将希望转寄于福建、广西方面。“湘、浙原定计划”云云，当指由广西、福建分别出兵进军湖南和浙江。
然而，世事正如浮云苍狗，在接连给华北方面发过两通令人沮丧的电报后，胡汉民等却突然派人到天津，给华北实力派们送来了一连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据称：陈济棠的态度坚定了，与陈铭枢、李济深、李宗仁的缓急之争也由于胡汉民的调停解决了。不仅如此，陈济棠还派人到香港表示，欢迎胡汉民入粤，组织政府。7月21日，傅觉民致电杨爱源云：
关于倒蒋抗日，伯南（陈济棠）与真如（陈铭枢）、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素来主张缓急不同，因胡汉民之从中调处，近已完全一致。伯南昨已派林翼中来港，谒汉民表示决心，欢迎汉民入粤，主持大计。胡汉民等主张于最近期间组织政府，陈济棠表示唯命是听。据来人言，西南政府不久即可组织，胡汉民不久即可入粤主持一切。
消息既然如此之好，韩复榘便首先积极起来，他表示：“只要西南方面有具体办法，彼可起而响应。”
其后，胡汉民、李宗仁等一再给傅觉民来电，声称“正积极筹备” 。7月26日，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邹鲁联名致电杨爱源称：“此间一切筹备已妥，日内即可发表。”胡等并称，已致电阎锡山：“请其领导北方同胞，一致动作。”在天津的各地实力派代表也纷纷表示拥戴阎锡山。8月4日，傅觉民电阎锡山称：“在津诸同人对我公之为人均深赞佩，除迳电我公外，并祝代为达意。”
然而，华北的反蒋分子并没有高兴多久。过了几天，西南方面又来电称：“大计已定，不日发动，但因陈济棠一人关系，至今仍不能有所表现。” 原来，问题还是出在陈济棠身上。
30年代初期，陈济棠游移于反蒋与拥蒋之间，一方面，他挟胡汉民以自重，对蒋保持半独立状态，另一方面，他又不愿真正拥胡，以免胡等威胁他的地位。对此，后来李宗仁分析说：“陈济棠盘据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东组织政府，则党中元老以及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陈济棠先已失去其在广东惟我独尊的局面。” 李宗仁的这一分析，是符合事实的。
西南方面既不能出兵北上，华北和各地的反蒋实力派自然不敢轻动。作为地方实力派，其中除部分人确实具有爱国思想，如冯玉祥外，其他不少人并无固定的政治主张，而是以割据和自保作为最高利益。为了自保，反蒋可，拥蒋亦可，抗日可，亲日亦可，完全视形势和条件是否于己有利而定。8月5日，冯玉祥因势单力孤，被迫交出察哈尔省大权，回泰山隐居，华北的抗日反蒋潮流暂时沉寂。
反蒋抗日乎？团结御侮乎？
为了使华北实力派不致过于失望，9月下旬，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邹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联名致电北方将领，坚持必须讨蒋才能抗日。电称：
今日国势阽危已极，始为日本暴力所侵凌，继为蒋日密谋勾结所危害，乱亡之祸，不可终日，故必讨蒋始足以抗日，始足以救亡，已为举国所公认，或有以国难方殷，宜协力御侮，而不宜自起纠纷者，此其自误误国，特为南京政府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口号所蒙蔽，蒋氏反而利用国难，排除异己，卖国家以求独裁，自难再事容忍。
从本电看，当时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讨蒋始足以抗日”，一种是“协力御侮”。胡汉民等坚持前者，反对后者；要转移到后者方面来，还有一段过程。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一方面不断制造侵华事件，企图扩大侵略；另一方面则扶持反蒋势力，企图制造纠纷，浑水摸鱼，以华制华。日本军方和特务机构有专人做胡汉民等西南派的工作。从阎档看，《塘沽协定》签字后不久，日本方面就表示：“愿助西南倒蒋。” 7月，日本方面宣称，蒋虽让步屈服，而日本仍不愿从此了事，以后当变更方略，与蒋为难 。8月中，又在华北派中表示：“凡系确实倒蒋分子”，均将加以援助 。在日方一再拉拢下，西南派中一度有联日的主张。10月14日，傅觉民致电山西称：“西南年来以为倒蒋抗日并重，近来已变更主张，以为倒蒋必须连日。” 不过，由于胡汉民等坚持民族大义，西南派中的联日主张没有成为主流。北方的方振武即使处于困境，宁可失败也拒绝和日方妥协 。
福建方面不能忍耐，决定甩开广东，联络广西，但最后只能单干
在南北反蒋潮流先后沉寂之后，福建方面不能忍耐了。李济深、陈铭枢等决定甩开陈济棠，与广西合作。他们先后派人北上称：“陈济棠倘真不干，彼等将推李宗仁为西南军事首领，积极讨蒋。” 资料表明，这以后，福建方面和阎锡山的谈判也似乎相当圆满。阎锡山提出注意对日外交、迎接张学良回国两点，福建方面完全接受。10月21日，傅觉民致电山西云：“闽虽一隅，而其势甚壮，宁府已乏善处之方。”傅并称：“若再迁延日久，桂、粤亦将另有举动，而华北之孙（殿英）、韩（复榘），闻亦将有同情之表示。”这样，形势似乎又乐观起来。
果然，过了两天，李济深就派人通知华北各反蒋派系：闽桂联盟已经形成，经济问题也解决了。10月23日，傅觉民致电山西称：
李与真如（陈铭枢）、李宗仁等已结合一致，得华侨经济之助，在闽、桂组府，暂不要党。先连〔联〕合南北实力派，共同推动现在僵局。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派人到天津，与福建代表进一步商谈。
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但是，由于它另建国号，另建党派，并且联合共产党，因此，遭到胡汉民、陈济棠等人的反对。李宗仁虽与福建方面有约，但因广东方面反对，他也不敢贸然行事。关于此，陈济棠后来回忆说：“余审度其所作所为，既不尊奉总理，又不要党，实感无限惊异，故当事变发生后数日，余即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通过反对此次事变之议案。当会议进行之际，李宗仁曾持异议，谓不可遽而通过，主张暂时静观其变，余事先已接获情报，谓李宗仁与闽方已早有默契，今观此而益信，余遂决意及早表明余之态度，故不顾李之反对，力主通过，众亦赞成。”
胡汉民等虽不愿与福建方面合作，但企图利用福建作为王牌，从政治上打击南京政府，逼迫蒋介石与汪精卫下台。12月8日，傅觉民致电山西称：
黄建平昨日返津，谓两广实力派与元老派已商妥一种挽救时局及逼蒋、汪下野办法，特派代表北来，向各方商洽，过济时与韩晤商，韩极端赞同，并由赵式中代表随同赴并。
黄建平，广西李宗仁的代表。从本电看，胡汉民等已将该计划付之行动，联络过韩复榘，并准备进一步联络阎锡山等。12月14日，傅觉民偕同黄建平、赵式中到达山西 。只不过蒋介石迅速对福建方面取得了军事胜利，胡汉民等人就无计可施了。
孙殿英怀着与杨虎城联盟的希望孤军西进
在长城抗战中，孙殿英所部有较好表现。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一直竭力防范孙部参加同盟军，企图将孙部调往西北。6月15日，蒋介石接受何应钦的意见，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同盟军失败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西北异己力量的防范，孙殿英与陕西实力派杨虎城陆续派人到天津，联络各方反蒋力量。孙、杨的代表都表示：自冯玉祥下野后，处境日益恶劣，决心共同讨蒋。孙殿英的代表并称：已多方请人与韩复榘接洽，“盼切实结合，造成一新局面”。
胡汉民的新计划失去实施可能，孙殿英的联合韩复榘，开拓新局面的计划也因故未能成功。11月下旬，孙殿英与马占山联合，准备进军西北 。其后，部分原东北义勇军投入孙部，但马占山并没有参加 。孙殿英西进之后，原计划与杨虎城联盟，打下兰州，以便胡汉民在当地建立反蒋政府。不过，孙部在到达宁夏后也很快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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