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家英先生在一篇批评我的文章中认为：“将官僚资本等同原始积累很容易使人在否定官僚资本之余一并否定原始积累” ，“然而，在批判权力与资本结合之余，我们必须肯定原始积累的成就及方向”。“原始积累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市场化、个体化及法制化程度的增加、资本流动加快、整体社会生产水平提高，民间资本上升等，这些都是原始积累的正面现象，需要积极地予以肯定”。

        这种现象在内地比较普遍，当议论起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时，总有人会说：“原始积累时期嘛，免不了的。”的确，从学界到社会上，“原始积累”是个被弄得比较混乱的概念。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夸耀地说当地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一部电视系列片则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这里“原始积累”俨然成了褒义词。另一部电视系列片在列举了深圳当时的一些“缺点”，如现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对打工妹的性奴役现象等等之后，话锋一转，大谈起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所谓“羊吃人”现象，说是那时死了“成千上万”人。言下之意是：我们这点“代价” 与之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

        “原始积累”一词被人们认为出自马克思。大家都知道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正被人从两个方面来引用：过去人们为抨击“资本”而痛斥它的“血和肮脏”，而目前更多的则是因向往“资本”而对 “血和肮脏”也见怪不怪了。马克思书中的原始积累被看成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于是我们这里的原始积累也似乎成了“市场经济初期”的理所当然。

        这是个歪曲。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他甚至没有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讲的是“资本构成不变时对劳动力的需要随积累而增加”、“在积累进行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以及“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等等。这里并未提到“抢来本钱做买卖”的种种行为。第二十四章是所谓“原始积累”，它开篇即明言“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即亚当·斯密所说的Previous accumulation”。Previous是“在……以前”之意，Pre vious accumulation即“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积累”。我国现行斯密著作中译本多译为“预先积累”，它与“最初的资本主义积累”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以德文写《资本论》时把英文Previous换成德文词ursprüngliche(原始的)，它表达的仍是斯密的意思。因此马克思明白地说，“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资本生出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生出更多的资本”这样一种积累，即它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它产生于尚无所谓“剩余价值”的那个时代，即“资本主义史前”时代。

        马克思之后直至二十世纪初的文献中也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说。列宁传世著作中提到“原始积累”不下十次，也是沿用的马克思的提法。如早期的《什么是“人民之友” 》中说：“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至少在英国有过……所谓原始积累……。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则……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变(变为资本)，就要采取新的形式。”后期的著作中也强调“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

        到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借“红色恐怖”之势实行“余粮收集制 ”，无偿夺取农民粮食来供给苏俄创业所需。为了替这种作法寻找理论依据，著名布尔什维克学者B.M.斯米尔诺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先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积累”，他称之为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以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区别。这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提法之始。这个“两种原始积累”论很快为当时苏俄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不少篇幅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比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的著作，其中也有大量关于两种“原始积累”之比较的论述。该书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以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方式获得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主义苏俄在国营经济能按计划经济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来建立国营经济，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由于苏俄国家具有更大的强制与垄断权力，因而其“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能力更大。同时由于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对本国农民搞“原始积累”。所以苏俄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小生产——农民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后者“拿得更多”。

        显然，从斯米尔诺夫、布哈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讲的“原始积累”与马克思讲的一样，都是在某种生产关系建立之前(而不是建立之初)的强制聚敛，即布哈林讲的“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它与这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正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过去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而今天苏俄搞的原始积累是“社会主义积累”之前的事。之所以加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定语只是为了区分两种“原始积累”的用途(是用来做买卖还是用来搞计划)。然而，把“原始积累”这个令人联想起“血和肮脏”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总让人觉得不舒服，于是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以后便不再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术语。到三十年代斯米尔诺夫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作为托派被镇压后，这个术语便在苏俄消失了。然而原先为与它相对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词却留了下来，而且为显示资本主义的“血和肮脏”，它被使用得更频繁，以至于取代了马克思用的“所谓原始积累”一词。

        而从俄国人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驱者，自一九二０年赴俄的瞿秋白始，便把俄国人创造的这一术语译作“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于是在斯密与马克思那里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种种野蛮行径，便成了“资本主义中”的东西。延及于今，原为市场经济以前的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一系列恶行，也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中(至少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总之，所谓资本主义积累就是在市场机制下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所谓原始积累，按马克思的说法，则纯属一些在逻辑上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诸如强迫劳动、圈地运动、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显然，这两种积累之别是性质之异，而非数量之差。而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并无逻辑联系，但却有经验的联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抢来本钱做买卖”，即用非资本主义的野蛮手段创造资本主义的“史前”基础的事。

        即使如此，“做买卖”的时代也并非都从“抢来本钱”开始，而“抢来本钱”也并不是都去“做买卖”，用这些本钱搞垄断和统治更顺理成章。 过去许多论述把“原始积累”描述为仿佛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这在理论上与历史上都远非如此。如前所述，马克思明言的“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 这一命题只是一个“假定”。英国经验符合这一“假定”，但马克思并未因此就把它上升为 “规律”——尽管他喜欢用这个词是人所周知的。而列宁也只是说“所谓原始积累”“至少在英国有过”。

        不仅如此，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宁经常强调的一点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通过“原始积累”以强权与暴力剥夺小生产或侵占公产的“普鲁士道路 ”(在一些场合列宁也称为英国道路、意大利道路等)；另一条是摆脱压迫与强权后的自由小资产阶级公平竞争、经济分化的“美国式道路”。据说这后一条道路能使“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力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一般可能的最好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无论这一说法在史实上能否成立，至少在理论上表明这时的列宁并不认为“抢来本钱”是资本主义起步的“必然规律”。只是到了二十年代，为了强调苏俄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具有历史合理性与道义正确性，“原始积累”才被抬到了“规律”的高度，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们在大讲“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同时也就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规律”化了。

        从史实而言更难把“原始积累”说成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阶段”。姑且不论当代新兴工业化地区(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亚洲“小龙”在内)的经济起飞并不是靠的“抢来本钱 ”(某些东亚国家的“专制资本主义”中“权贵资本”起着相当作用，这并非“东亚模式”的光彩之处，但这类资本虽在竞争中可占便宜，毕竟不是以暴力剥夺小私有者或窃占国库为“ 起点”的)，就从历史上讲，如今发达世界中的北欧诸国、瑞士乃至德国都未经过什么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诸国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积累比英国搞得更早更疯狂，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这两国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南、北美洲本来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对象，而且十七世纪时南美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远优于北美；拉丁移民在南美的原始积累也远比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更厉害。但是新大陆后来的发展却形成了北兴南衰的鲜明对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美移民的主体是持守勤俭创业、机会均等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农民，而南美移民的主体则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许状的一伙权贵痞子，他们是精于“抢钱”而拙于“做买卖”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之前未必要经过“原始积累”，那么“原始积累”更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事实上，“抢来的本钱”不仅可能用来搞统制经济，而且由于“抢钱”与统制都以强权为基础，这种可能甚至比“抢来本钱做买卖”更自然。如今世人都知道前苏联人在从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即强制劳动)、强制不等价交换(所谓“贡税制”)、强制集体化及“消灭富农 ”运动直到古拉格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仅因集体化而造成的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大饥荒就导致约八百万人饿死，而这两年苏联为“积累”竟然还廉价出口了二百八十一万吨粮食。一九二六-一九三九年仅乌克兰一地就在和平时期净减少了百分之十的人口！与之相比，英国的“羊吃人”是个文学上的形容，我们的电视剧作者望文生义地说是“死了成千上万人”，实则圈地运动固然野蛮可耻而且给英国工农造成极大苦难，但并无大规模人口损失之事。苏联人(当然不仅是苏联人)为旧体制下的原始积累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难道不正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原始积累之苦，人们才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吗？

        因此即使原始积累真的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也早已百倍地付过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旧体制通过原始积累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国库”中，如今的某些国库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轻松地从事“第二次原始积累”，把财富从国库转入自己的私囊。他们因此无须冒当年西方“原始积累骑士”所冒的风险——后者需要夺取分散于众多传统小私有者手中的财富，因此会面临强烈的反抗。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一过程一方面成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因其无须面临反抗而得以“和平”进行，使一些人得以誉之为“最高尚的原始积累”！其实这种无风险的掠夺只是使他们比当年西方的“原始积累骑士”更具寄生性。当年这些“骑士”们虽不仁不义，但他们把农业社会分散的传统财富集中为工业社会所需的要素资产，也算是完成一桩历史使命；然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中，这一使命已由“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完成，如今的“第二次原始积累”连这点意义也没有。

        当然有些人会说，“第二次原始积累”虽已无变传统财富为要素资产的意义，却改变了要素资产的配置方式。还是有“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意义的。

        这就涉及到人文立场的问题。当前有些“人文精神”的弘扬者在揭示理想主义的同时似乎有种排拒世俗权利的倾向。正如八十年代那场“荆轲刺孔子”的文化批判运动于“激进”之余也有几分滑稽一样，如今那种不是针对权贵而是针对市井的“抵抗投降”呼声似乎也是滑稽多于悲壮。有论者批评这种带有红卫兵情结乃至教主情结的“人文精神”，指出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恰恰是一种弘扬世俗权利、赞美世俗生活的精神。这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恰恰是与教主情结、神父倾向对立的。应当说这话确有道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今天不存在。事实表明，道德沦丧、恶欲横流的确已经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但造成这种危机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抢来本钱”。“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淡化了“终极关怀”，勿宁说是原始积累中的强权原则破坏了社会公正。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 ”是“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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