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身在前往欧洲的船上时，父亲荣幸地参加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登基后的首次晨会。我有一张父亲大步走过白金汉宫前庭的照片。他为出席这一隆重场合而盛装打扮，穿着宫廷礼服、及膝短裤、黑色长筒袜和漆皮鞋，胸前挂着一排勋章，都是由与IBM有生意往来的各个国家授予的。从前的缝纫机推销员，现在大名鼎鼎的托马斯?沃森来了。

        与此同时，我在漂洋过海的途中认识了一位美人，那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模特，正同她母亲一起旅行。我对这位姑娘一见倾心。当船驶进南安普敦港时，我前去向她告别，话到嘴边却化成深深热吻。那大概是早晨七点，当我走过甲板准备上岸时，经过的每一个人都在笑我。我很庆幸当时没有照相机把这一幕记录下来。

        我在柏林同父母及赫伯特?休斯顿会合时，国际商会1937年度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了。国际商会在当时被视为商业界的国际联盟，它的宗旨可以用父亲提出的一句口号概括：“以世界贸易实现世界和平。”那年的大会有1400名代表参加，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许多人都寄希望于像父亲那样的国际贸易商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

        柏林的气氛非常紧张。希特勒已经在莱茵兰重新布设好军事力量，大规模的扩军正在进行之中。就在我抵达之后，母亲告诉我们说，她的朋友韦尔特海姆一家正要离开德国。韦尔特海姆家族拥有柏林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当1935年纳粹分子在柏林大街上横行肆虐、打砸犹太人店铺时，他们家的商店也在受袭之列。我们认识的德国人在提到那次暴力事件时只是不屑一顾地说：“哦，那是挺糟糕的，不过你知道啦，现在的年轻人就那样。”而母亲却十分震惊。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韦尔特海姆先生已经将商店转到了自己妻子的名下——韦尔特海姆夫人可是如假包换的雅利安人，但他们还是对未来感到担忧，决定离开。因为政治压力而放弃偌大的家产，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难以理解。韦尔特海姆一家最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了商店，把所有家当装在六节车厢里，遣散了所有员工，乘着火车去了瑞典。

        我还记得和IBM当地经理一同走过柏林要道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 Avenue）时的情形。我们经过柏林总理官邸（德语：Reichskanzlei）时，我看到了头戴钢盔的制服军人。再往前走了一会儿，我看到了苏联国际旅行社。因为想为即将进行的远东之旅获取一些相关信息，我走了进去。与我同行的IBM当地经理漫不经心地跟着我进去了，但当他环视四周，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时，他立刻退出门去。当时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他不想冒这个风险被别人看到自己站在苏联人的地方。我还参观了日本大使馆，休斯顿带我参加了一次在那儿举办的招待会。那是栋漂亮的建筑，我们站在花园里品茶，这时一位德国外交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说，这地方原本属于一位富有的犹太人，现在那人已经流亡他国。在场的诸人听闻此言后都没有发表异议，我却暗暗地想着那位犹太人在自己家宅被强占时心里会是何种感受，那些德国人的无动于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父亲的乐观心态让他看不到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德国人欢迎国际商会在柏林召开大会，但他们并不乐见于促进贸易的想法。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太多的国际贸易将毁掉他们自给自足的经济——他们需要这种经济模式，以备战争之需。但父亲相信他那些德国商人朋友，他们向父亲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让希特勒恣意妄为。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当面去问阿道夫?希特勒的想法。在大会进行的第三天，我父亲同希特勒进行了一次私人会面，而希特勒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的父亲。父亲在会面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赞扬了一番希特勒的诚意。据父亲回忆，希特勒当时说：“绝不会有战争的。没有哪个国家想要战争，也没有哪个国家负担得起战争。”

        国际商会代表大会落幕时，纳粹政府授予了父亲德意志雄鹰荣誉十字勋章。彼时此种勋章刚刚设立，用以“将尊荣加于对德意志帝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我亲临授勋仪式现场，看着德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将绶带挂在我父亲的脖子上。那枚勋章中间是个白色十字，十字臂之间是金色的纳粹鹰徽和万字花环。父亲当时很乐意接受它，但到了1940年，在希特勒攻占了欧洲许多地区之后，父亲将勋章退了回去，还附了一张愤怒的便条：

        1937年6月国际商会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我在那次大会上当选国际商会主席，我们就世界和平与国际贸易进行了讨论。您曾表示绝不会再有战争，并表达了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的意愿。

        会谈结束后数天，您的代表亚尔马?沙赫特先生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将这枚德意志雄鹰荣誉十字勋章授予了我，以褒奖我对世界和平及国际贸易作出的努力。我基于此项理由接受了这枚奖章，并向您表示，为了这两项大业，我将继续与贵国通力合作。

        鉴于贵国政府眼下的政策已经违背了我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同时也违背了我接受这枚奖章的初衷，现将其退还与您。

        在柏林时，父亲还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对我的远东之行提供建议。我们俩都把这次出行看成我同现实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他肯定十分担心我会径直堕入东亚的花花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他警告我不要同其他民族的女人乱来，因为文化差异会让人很难分清她们教养的好坏。虽然父亲没有直接谈到性的问题，但他用了一种委婉的方式来提醒我。他说：“汤姆，你将去往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非常小心，永远只用干净的毛巾。要是你因为刮胡子或别的什么原因弄破了皮，又用了不是真正清洁的毛巾，你会染上可怕的传染病。”

        1937年7月3日，我同父母告别，次日清晨，我和赫伯特?休斯顿在华沙踏上了火车，这天就像是我的个人独立日。我站在那里，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对世界一无所知，亦全然不了解自己。接下去的十周里，我将努力证明自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秘书。休斯顿的计划是先往东北方向走，到莫斯科，再在那里搭乘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抵达满洲里，到达之后便立刻来时推销展示馆厅。当时，满洲里是日本操纵下的傀儡政权的所在地。

        刚开始我很喜欢休斯顿，因为是他选择让我出任这份工作的，但我们从未变得非常亲近。他六十多岁，同我父亲差不多，但看上去已然垂垂老矣——拘谨；耳背；没完没了地打瞌睡。他在远东认识许多大人物，并且因为主编一本叫作《世界事务》（orld''s ork）的外交杂志而颇有名气。那本杂志曾经一度辉煌，不过在经济萧条时期走了下坡路。我们一同旅行之时休斯顿几乎已经一文不名，是我父亲帮他得到世界博览会的这份工作。

        在苏联边境时我们得换车，警卫将我们带的东西毫发无遗地搜查了一遍。很快我就发现，苏联正处在风云剧变之中。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不分左派右派都会获罪，或被处决，或被流放。有新闻报道说一位陆军元帅和十四名高级将官被指控犯下间谍罪。他们在八个小时的秘密审讯中被确认有罪，立即处决。尽管谁也猜不到斯大林的整肃行动将达到何种程度，但那些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推测，有非常多的人命不久矣。

        不像那些在20世纪30年代专程前往苏联进行朝圣之旅的美国人，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只是在去往东京的途中经过了这个国家而已。不过当时距俄国革命发生才20年，出于个人好奇，我倒是很想看看这一全新社会体制的运转情况。在火车上，休斯顿打着小盹，而我则在思索。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在美国的时候，即使只是谈论共产主义都会被视作异端。为什么那些有思想的人会不乐于探讨别的财富分配方式呢？实际上，美国的财富分配方式也不见得是全然公平的。母亲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工作努力，因此获得了成功。”但我能想到有许多别的人，工作如同我父亲一般努力，却什么也没得到。也许别的社会体系在这点上会做得更好；我愿意相信共产主义制度有它自身的优点。

        当列车抵达莫斯科时，一个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人到车站接我们，开车把我们送到了莫斯科最好的酒店——大都会酒店。这地方看起来相当破败，我很感兴趣地了解到酒店的许多房间里住的是来自当地工厂的生产能手——我不禁暗自揣测这种对先进个人的奖励是否同列宁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关。另一位长住大都会酒店的是基恩?施瓦泽，一个荷兰人，是IBM驻莫斯科代表。当时IBM同苏联政府有大笔生意往来，苏联政府依靠IBM的机器处理“五年计划”相关的大量数据。施瓦泽看出我的单纯无知，便把我邀请到他的房间，给我上了一堂有关苏联的“速成课”。“在这里要当心，”他告诉我说，“他们会用美人计让你落马。他们还会监听你的房间，所以要小心说话。”接着他告诉我莫斯科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所有的苏联人对此都心照不宣。从一开始，斯大林就通过处决右派人士树立起了威势，接下来——施瓦泽在这里用了推销措辞——他逐渐扩大“目标市场”的范围，直到枪决判决在苏联变得像美国的交通罚单一样司空见惯。我在他房间里坐了两个小时，听他说着政治宣传、密探、黑市、住房短缺以及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的官僚主义。离开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惊呆了。

        在美国大使馆，当出示了国务卿科迪尔?赫尔（Cordell hull）——他也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写的介绍信时，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在大使馆里遇到的每一个人在谈到苏联时都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厌恶之情。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二等秘书乔治?凯南。他是个瘦瘦的黑发男子，充满热情，当时年仅33岁。他将苏联描述成一个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独裁政权。

        过了一两天我给父亲写了封信，在信里说苏联是个可怕的地方。我原本以为他会生气地回信告诉我说闭上臭嘴别惹麻烦。但不到三天他的回信到了，信里只是简单地说道：

        “我相信你会发现，对于民众来说，现在苏联的条件要比战前好了很多。此外，你要记住，每个国家都能找到对于自己人民来说最好的体制方式。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批评或是建议他们该怎么做。”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接下来待在苏联的日子里，我收敛了对于苏联政府的批评言论。

        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人尽心竭力地想让苏联给我们留下好印象。我们做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列宁格勒之旅，在那里他们让我们参观了历代沙皇收藏的艺术珍宝以及奢华宫殿——沙皇们修建这些宫殿时，俄国的民众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让我们对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个概念，苏联国际旅行社安排我们搭乘巴士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处集体农场。它看起来同一处平常的美国农场差不多，不过他们照料孩子的方式倒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将孩子们放在干净明亮的托儿所里。我对孩子们表现出的兴趣比对农场本身还大，让我的导游很是懊恼。当我想给一个小男孩钱的时候，导游没好气地说：“他们不需要钱。他们有的是。”不过最后我还是悄悄地把钱塞给那个小男孩，孩子迫不及待地收下了。

        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对休斯顿指派我做的工作之少非常不解，他宁愿亲自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日本大使馆为我们东去的行程拟定计划。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他告诉我说还将有一个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更是让我吃惊了。那个年轻人叫彼得?韦尔（Peter eil），是纽约一位著名投资银行家的侄子。当我问休斯顿为何前来时，他说：“像你一样，做我的秘书。”这让我大为光火，因为我觉得休斯顿根本不需要两个秘书。我追问他，最后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彼得?韦尔是由家里出钱送来的，正同我一样：我的此次出行全出自父亲的私下安排，他向世界博览会组委会支付了一笔款项，充当我的工资和旅费。这对我的自尊心是个严重的打击。如果知道这是父亲的安排，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我觉得受到了父亲的欺骗；我气自己为何没有很快看穿事实真相；我恼恨休斯顿一路瞒着我。我心想，如果休斯顿实际上并不需要我，那我就用父亲的钱瞎混过这趟旅程好了，就像我之前四年在布朗大学干的那样。但我没能轻易地将恼怒难堪之情抛诸脑后。接下来的八周是我一生中最混乱的时期。

        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期间，彼得?韦尔和我共住一个隔间。他是个相当友好的人，看起来很有教养。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玩西洋双陆棋到很晚，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当我们抵达满洲里时，我下棋已经输给他四十美元了，这让我气得跳脚，特别是在我当场抓住他偷看一本叫作《双陆棋致胜秘籍》的书时——他偷偷地把这本书藏在行李里。自那以后，虽然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但我却对他有所戒备了。火车走得很慢，经常停下。我经常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泰加森林，郁郁葱葱的针叶林和白桦树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头。我幻想着，要是能获准开辟一条穿越这片辽阔大地的航线，那将是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航线：只要5天就能从柏林到达东京。我对西伯利亚人充满好奇，每次火车在某个小镇靠站，我都会下车逛逛，在小店铺里讨价还价一番。在那漫长的6天里，这似乎是我唯一的乐趣，除此之外只能同我们发现的一群德国人和几个英国姑娘坐在三等车厢的贩夫走卒中间唱唱歌说说话了。

        火车摇摇晃晃地从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驶进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我们重新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抵达东京，我们得先穿过满洲里，接着穿过整个朝鲜半岛，在釜山搭船渡海。一路上，我为日本人的工作成果而惊讶不已。他们控制满洲里刚刚6年时间，就在这里我们却坐到了一辆极好的火车，这辆叫作“亚洲号”的火车装有空调，车身是流线型的，跑起来非常快，而且稳当得就像一艘驶在平静海面上的船只。唯一让人不安的是随处可见日本兵力集结的迹象——火车站里的部队和军车、港口的战舰。我为日本当时的现代化程度深深吸引，以至于未能对那些备战行径足够留心——甚至一个日本便衣密探走来宣称我们拍摄了一处军事禁地的照片，将我们的胶卷全部没收时，我也没太在意。但就在几天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些历史学家将此称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我们抵达东京后，住进帝国酒店，开始出售世界博览会的展位。休斯顿把事情办得乱七八糟，让人绝望，而且他还遮遮掩掩，不让彼得或我拆哪怕一封信件，甚至连日程安排都对我们保密。幸亏他人脉甚广，最后展位都卖出去了。通过同休斯顿外出应酬，我们认识了许多日本名流，其中包括一位纸业公司老板藤原银次郎（Ginjiro Fujhara），他后来当上了内阁商工大臣。藤原银次郎邀请我们到他家欣赏茶道，随后谈到了日本侵华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将对日本同英美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藤原毫不遮掩地说日本已经不再惧怕英国，因为英国已经日薄西山，而日本却如日东升。当休斯顿问道：“那美国呢？”藤原微笑着说：“我们乐见于罗斯福总统的‘睦邻友好政策’。”对这句话，我是按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对我来说，很难相信日本会将美国视作对手。相反，我在东京印象最深刻的恰恰是日美两国之间利益关系的深厚程度。我以前一直觉得日本是个非常遥远的国家，但我在东京时不断见到熟悉的面孔——认识我父亲的人、我认识或是熟知的常青藤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伯爵——我在胡恩中学念书时，他正是普林斯顿大学最有名的公子哥儿。

        这时我正在考虑对原定行程作出一个大的变动。我在IBM的实习本应在秋天开始，但彼得正在安排相关事宜，准备在我们结束东京的事务之后前往印度，我也想一起去。于是我写信给父亲征求同意。他的答复带着怒火，几乎要把电报线烧焦了。

        出于对未来的考虑，我不会准许你进行此次旅行。公司规定秋天开始培训。你不会希望自己搞特殊化的流言伴随你的职业生涯……你的理智会告诉你，应该同休斯顿先生一同回国，正如原定计划安排的那样。不要耽误自己的前途，不要让我失望。

        我没有胆子更进一步地挑衅他——至少不是当面挑衅。于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抗议。在远东地区待了三个星期后，休斯顿告诉我们，接下来在日本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自由活动，我想找个法子给我此次出行来个精彩收尾。当时日本刚刚占领北平，我向彼得提议一同到那里去拜访我们在西伯利亚火车上认识的两位英国姑娘。我们恳请休斯顿帮我们弄来了官方许可，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北平已是战区。我父亲自然很清楚：当休斯顿告诉他我们去了哪里时，父亲大发雷霆，可怜的休斯顿首当其冲被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们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在东京火车站，我们在那里看到挤得水泄不通的士兵和送行亲属。看着那些家庭与他们儿子之间仪式般的告别场面，我第一次认识到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是多么深入人心。人们会在火车启动前大约一个小时就来到车站，把自家儿子安全送上火车，接下来所有人会不断地高呼“万岁”，持续大概十五分钟，手里还挥舞着小小的日本国旗。接着，就在人们的嗓子渐渐嘶哑时，会有人起头唱起歌来。歌声又会接着再延续十五分钟。接着他们会山呼万岁，一遍又一遍。在列车启动前的最后几分钟，车上车下会爆发出极度兴奋的尖叫。等火车开动时，每个人看上去都筋疲力尽了。

        到北平的旅程花费了5天时间。我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战争留下的疮痍——火车站屋顶上持着机关枪的士兵、断壁残垣、战壕弹坑。看到这些我没有害怕，反而感到兴奋。我们旅途的最后一段是从天津到北平，这段短短的距离花费了我们一整晚的时间，不过我几乎没有意识到火车龟爬般的速度，因为我的目光被车厢里的各色人等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个中队的士兵；一个藏族贵族和他的妻小；一个前去北平同丈夫会合的白俄美女。一个日本兵紧紧地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走过来，指着自己，开口道：“来用英语唱歌吧！”他曾上过教会学校，会唱那支古老的宗教歌曲《马萨在冰冷的黄土中》(Massa''s in de Cold Ground)。之后他还唱了几首歌舞伎表演的曲目，非常动听。

        我们住进了北平贵宾楼饭店，拜访了那两位在西伯利亚火车三等车厢里认识的英国姑娘。其中一个姑娘正和一位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士官同居，这在我眼里看来相当新鲜。他们倒不是真的准备结婚了——只是住在一起。大家在北平都这么做，在当时这是个享乐主义者的天堂，之前我从未见过哪个城市如此这般。在这里，你不用很多钱就能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每月10美元就能雇个上好的仆从，1.8美元就能包一整周的黄包车，其他的物价相比之下也非常便宜。因为这个原因，北平吸引了大批的西方人，包括来自各个国家的社会渣滓。一次晚宴上，我发现自己左手边坐着一位来自纽约、首次登台的男演员，而右手边坐着一个法国瘾君子。北平的社交场合并未因为日本占领而受到丝毫影响，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去处之一就是贵宾楼饭店的顶层。你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点上一杯杜松子酒，看着炮火划过城市西边夜空——在那里，战斗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彼得和我认识了一对姓方斯托克的兄弟，他们来自长岛，在北平混得如鱼得水。当时北平城里到处流传着关于战争的谣言，一天晚上方斯托克兄弟提议说我们应该亲自去市郊看看情况如何。第二天清早他们雇来了车和司机，找来一面硕大的美国国旗，铺在车子的引擎盖上，然后我们出发了。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在两周前有两百名中国人被日本人伏击、屠杀。只见路的两边新坟累累，死亡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

        接着，在我的极力鼓动下，我们去了机场。令人意外的是，我们的车居然径直开到了停机坪边上，一路上无人阻拦盘问。我们看到了执行任务归来的日本轰炸机。那些飞机非常老旧，似乎眼看着就要散架了——我不禁猜想日本并未拿出自己最好的装备投入此次战争，我还对飞行员们感到同情，因为停机坪受到过轰炸，跑道上满是弹坑，这会让飞机降落变得很危险。我打算照几张相片，于是带着照相机下了车。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两下“咔啦”声。我转过身。一个日本哨兵正把刚上好膛的机枪笔直地对准我的胸口。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美国国旗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护身符。这个插曲把我们吓坏了。我跳回车里，灰溜溜地回城去了。

        在北平剩余的日子，我积极地加以利用——用在商店里。我喜欢买东西。我到北平时口袋里装了400美元，一周之后我花得一个子儿不剩，换来两只装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我给妹妹们买了古香古色的中式裙子；买了浮花织锦的丝绸浴袍，袍子的内里是未出生羊羔的毛皮；我还买了不计其数的翡翠和青金石雕件。商人们都爱死我了，以至于在我离开北平的那天早晨，他们中有不少人派了自己的儿子或是伙计带着小礼物到火车站来给我践行。我前往北平时带着冒险的雀跃心情，离开它时心情却很沉重。

        日本侵略的步伐在上海陷入了停滞，我一路上遇到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很紧张。在火车上时，我附近坐了两个表情严肃的日本兵，他们正要将他们上将的骨灰运回东京。日本有这样的习俗，战死的人会被火化，骨灰被放入贴有标记的盒子，然后按照传统的样式用布包成一个包裹，运回家乡。那两个日本兵要运送的骨灰盒就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摆了一路。

        在朝鲜边境，一个日本官员坚持声称我的护照无效，要求我交出100美元。当我拒绝交钱时，他大声嚷道：“这事没的商量！”然后叫进来两个士兵，用刺刀顶在我肚子上，我吓得马上交了钱。

        我又气又怕，接下来几天都在想这件事情。我想：“这些混蛋真的是准备打仗了呀！”然后突然之间，美国和英国没有站在中国方面介入干涉日本侵略行径的做法，让我觉得非常丢人。在途经天津前往北平时，我曾见到美国海军的驱逐舰“U.S.S.福特号”停在港口。它在那里等着将撤出北平的美国侨民接回国去，在当时的我眼里，它自然是十分威武的，到处都漆着美国国旗标志。现在我多么希望当时自己上了那艘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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