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正在成为一门显学，绿色正在成为新闻出版界看好的时髦色之一。在这热闹之中，我读了一本相对默默无闻的专著，发现它是一本可以在此领域为我做向导的基本读物。在《文明的生态学透视——绿色文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3月）一书中，生态学家周鸿清晰地阐述了生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脉络，使我获得了有关知识。当然，这本著作的主旨不是介绍这些知识，而是以生态学观点研究人类文明。这一研究涉及到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复杂问题，我想结合此书的阅读谈一谈我的思考。

        文明与自然的冲突是在文明早期就已提出的古老话题。中国的老庄，西方的犬儒派、斯多葛派，都认为文明是对自然的有害干扰，因此皆对文明持拒斥立场。按照现代的看法，地球上迄今为止的生态破坏也的确是人类社会对生物圈影响的结果。然而，文明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方式，人类绝不可能停留在或者回到纯粹的自然状态，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么，问题就只能归结为选择一种尽可能与自然相和谐的文明。

        常常听到有人为古代文明、尤其是东方古代文明唱赞歌，仿佛那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天堂，而生态危机仅仅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事实却大不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许多辉煌的古代文明，括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等，它们之所以灭亡，最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人类早期农业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和灌溉所导致的沙漠化与贫瘠化，使得支撑这些文明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彻底破坏。作为古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和作为古印度文明发源地的印度河流域，也因生态恶化而成了世界最贫困的地区。由此可见，古代人因为科学知识上的无知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其严重程度决不亚于现代人运用技术所造成的破坏。

        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现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包括能源短缺、土地减少、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以及温室效应、臭氧损耗等全球问题。就对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古代文明的长处在于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古代各民族的宗教中均有体现，短处在于不具备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和自觉性。现代文明则正好反过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业已淡薄，而干预自然过程的能力却空前地加强了，这正是危险所在；但是与此同时，由科学知识导引的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也正在空前地提高，其突出表现是自六十年代开始的绿色生态运动，这一运动声势日趋浩大，并因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而达于成熟。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倘若既失去了古代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又未达到现代文明对环境保护的自觉，情形会怎么样呢？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可怕情形。我想举书中大量涉及的森林状态为例。本世纪以来，全球的森林覆盖率在下降，越是落后的地区下降幅度越大，但在覆盖率本来就很高的欧洲和前苏联却已开始呈上升趋势。现在，全球森林面积的80%在发达国家，仅20%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森林密集地区包括东北、四川、海南等地毁林速度惊人，例海南的热带雨林在不到40年间被毁五分之四，近19年间全国森林面积减少了23.1%，现有覆盖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森林是地球的“绿色的肺”，地球上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中枢，它通过储存碳而调节空气和气候，能够蓄积水和控制水土流失，并且还是物种的主要居所。因此，森林的毁坏必然导致严重的生态后果。毫无疑问，90年代以来我国水灾不断，便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以环境为发展的代价，这是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走过的弯路，也许我国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在有了西方国家的正反面经验之后，我们没有理由不缩短这一段弯路。我相信，一种健全的文明对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结合了古今文明之优点的，既怀着宗教性的敬畏之心，又有着科学性的保护意识。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文明正在形成之中。现代生态运动的主导精神并非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具有泛神论意味的生态伦理学，其基本思想是把人看作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员，以平等的态度尊重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主张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权利。这种伦理学在现代的兴起无疑得力于对生态平衡之重要性的科学认识，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也复活了那种敬畏自然的古老宗教精神。据说古代曾经流行树崇拜的习俗，先民们把树看作神在人间的驻地。一位现代生态学家则说人类是作为绿色植物的客人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个比较温和的说法减弱了古时的神话色彩，也许更适合于现代人。若把这个说法加以扩展，我们便可以说，人是地球的客人。作为客人，我们在享受主人的款待时倒也不必羞愧，但同时我们应当懂得尊重和感谢主人。那么，做一个有教养的客人，这可能就是现代人对待自然的最恰当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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