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专家说，打仗最重要的是要保证通畅的补给线。

        我认为，人们绝大部分的忧虑都和家庭事务及金钱有关。十分幸运的是，我的妻子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小城镇，家世和我十分相似，兴趣和爱好也相同。我们俩尽量遵守这条金科玉律，将家庭烦恼降到最低点。此外，我们还使用另外两种方法来减少金钱烦恼。

        第一，坚持一个基本的做人原则：任何事情都保证100%诚信。譬如借人钱财必须如数归还，诚实可使人免去许多烦恼。

        第二，每当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时，我总是给自己预留后路。军事专家说，作战的第一要则是保持补给线的畅通。我认为这条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生的“战斗”。小时候，我生活在得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能深深体味到干旱带来的贫穷滋味。人们辛勤地工作，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我们家更是家徒四壁，小小年纪的我必须驾着篷车，带着交换的马匹，到处奔波求生。我渴望能找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能够给家庭一些帮助。通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在一家火车站谋到一份差事，并且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拍发电报。后来，我又得到另一份工作，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当一名轮班员，接替那些生病或休假的火车站站员，或者在他们忙不过来时提供支援。这份工作的月薪为150元，让我这样一个穷苦人家出生的年轻人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此，每当想独立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时，我总是将回到原先工作的路开放着，将它看成是自己的补给线。

        1928年，我被佛里斯科铁路公司派往俄克拉荷马齐尔市工作。一天晚上，一位陌生人信步走进车站办公室，要求拍发一封电报。当时我正在弹吉他，唱牛仔歌曲。他对我说：“你弹得很好，唱得也不错，应该到纽约去，在电台或戏院里找份工作。”最初我觉得他不过是在奉承我，但是当我看到他签在电报上的名字时，我惊讶得喘不过气来，他是威尔·罗吉斯。

        但是我并没有立刻到纽约去，而是将这件事仔细掂量了一番。在连续思考了9个月以后，我决定到纽约去，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所收获。我有铁路通行证，可以免费乘车；困了，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饿了，可以吃些三明治、水果点心之类的食品。

        到达纽约之后，我找了一间每周5元钱房租带家具的房间住下来。但是，在街头流浪了10个星期我却一无所获。如果没有工作提供经济保障，我一定会急出病来的。我已经在铁路公司服务了5年，取得了就职的优先权，但是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则不可离职超过90天。当时，我在纽约已待了70天。于是，我赶紧利用铁路通行证赶回俄克拉荷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我必须保证自己的补给线不断。

        工作了几个月后，我存了一些钱，于是又来到了纽约。这一次，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一天，我一边在一间录音棚等待考试，一边对着女接待员弹唱《珍妮，我梦到紫丁香》这首歌，恰巧歌曲的作者纳特·斯切克劳特走进办公室。他很高兴听到有人演唱自己的歌曲，于是写了一张条子，让我到维多唱片公司去试试。在维多唱片公司我录了一首歌，但太生硬，很不自然。我接受录音师的劝告，回到了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在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十分喜欢这种安排，它表明我的补给线是畅通的，对于经济问题我不再有任何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9个月，其间，与吉米·朗合作创作了一首《我那白发的父亲》的歌曲，颇获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为此灌制了一张唱片，也获得了成功。后来我又灌了许多张唱片，并且在芝加哥Ｗ15电台找到一份工作，演唱牛仔歌曲，薪水是每周40元。4年后，我的薪水提高到每周90元，与此同时，我在戏院登台表演，另外还有300元的额外收入。

        1934年，机会降临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商决定拍摄牛仔影片，他们需要一位会唱歌的新型的牛仔。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他对其他合伙人说：“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我那里正好有一个。”

        从此我进入了电影圈，周薪是100元。在开始拍歌手牛仔影片时，我曾担心自己所拍摄的影片是否能够成功，但我并不忧愁。因为我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找到原来的那份工作。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意料之外，现在我的年薪已达10000美元，而且不包括我拍摄影片应得的红利。我知道这种状况并不会永远保持下去，但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意外——哪怕是失去了所有的钱——我都可以随时回到俄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我的补给线永远是畅通的。

        美国知名歌唱牛仔影星 吉尼·奥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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