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当然她不向我伸手，也不向我问好。我的右手一直插在大衣口袋里。为了避免客套话，她用一种赌气的声音很快地说：

        “进来，随便坐，可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这是她，的确是她。她垂着两臂，闷闷不乐，那神气从前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但现在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胖了，胸部丰满。

        她关上门，用沉思的口吻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床上……”

        最后，她在一个铺着垫子的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与从前不同，走动时显出一种庄重的、带几分优雅的笨拙，她似乎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发胖而感到局促。然而，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她，是安妮。

        她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

        她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回答，而是显出吹毛求疵的样子：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门就摆出宽心的笑容，像位刚刚嫁出女儿的父亲。来，别站着，放下大衣坐下来，对，坐那儿，你要是愿意的话。”

        一阵沉默，安妮并不想打破它。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从前，安妮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围巾、头巾、头纱、日本面具、民俗图片。她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只箱子，拿出全部宝贝，按照复杂多变的秩序，将它们或挂在墙上，或罩在灯上，或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因此，不到半小时，最普通的房间也具有了个性，一种沉重的、感官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个性……这间冷冷的卧室通向盥洗间的门是半开的，卧室显得有几分阴森。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只是更豪华、更阴森。

        安妮还在笑。我完全认出了这种嗓门很高、略带鼻音的笑声。

        “你没有变。干吗这副慌乱的样子？”

        她在微笑，但是她用一种几乎仇视的、好奇的目光端详我。

        “我只是想，这间房不像是你住的。”

        “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又是沉默。现在她坐在床上，黑衣裙使她更显苍白。她没有剪发。她一直瞧着我，神态安详，眉毛略略抬起。她没有话对我说？那为什么叫我来呢？这种沉默难以忍受。

        我突然可怜巴巴地说：

        “我很高兴看见你。”

        最后这个字哽在我喉咙里。与其说这句话，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她肯定会生气。我知道最初一刻钟是很难熬的。从前，每次我看见安妮，不管是在分别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在清晨一觉醒来，我说的话从来就不是她想听的，从来就与她的裙衣、天气以及前一天的最后交谈不相适应。但是她要什么？我猜不着。

        我抬起眼睛，她正带着几分温情看着我。

        “这么说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傻？”

        她脸上流露出满意，但她看上去很疲乏。

        “你是一块界石，”她说，“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

        “需要我？我有四年没有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需要我吗？你可真是严守秘密。”

        我笑着说，她也许会以为我怨恨她。我感到自己嘴上的微笑很虚假，我感到局促。

        “你真傻！当然，我不需要看见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悦目的地方。我需要的是你的存在，我需要你保持不变。你就像那只白金米尺，它被保存在巴黎或近郊，但是大概谁也不想看见它。”

        “你这就错了。”

        “总之，这无关紧要，对我无关紧要。怎么说呢，我很高兴这只米尺存在，它的准确长度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每当有人测量住房，或者卖我一米一米的布料时，我都想到那个米尺。”

        “是吗？”我冷冷地说。

        “可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仅仅看做是抽象的道德，看做一种界限。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你该感谢我才是。”

        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我想对她说我爱她，想将她抱在怀里。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安妮在我面前。对她来说，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她的手并不颤抖。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突然，安妮满怀深情地对我微笑，以至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我想你比想白金米尺要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的整个模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站起来到我身边，手搭在我肩头：

        “你在抱怨，可你敢说你没有忘记我的脸？”

        “你真鬼，”我说，“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

        “你承认了，你把我完全忘了。在街上你能认出我吗？”

        “那当然。这不成问题。”

        “你还记得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当然，浅黄色。”

        她笑了起来：

        “你说得倒得意。你现在看到我的头发了，当然就知道啦。”

        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

        “而你呢，你的头发是棕红色，”她模仿我说，“我永远忘不了头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戴着一顶近淡紫色的软帽，与你的棕红色头发极不相称，很难看。你的帽子呢？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那样缺乏审美力。”

        “我不戴帽子了。”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睁着大眼。

        “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真是，那我该祝贺你了。当然！是该想到这一点的。你的头发配什么东西也不行，帽子、椅垫、甚至作为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和它不配。要不然你就该把帽子紧紧压在耳朵上，比如你在伦敦买的那顶英国毡帽。那时你把头发藏在帽子下，人家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发。”

        她用算老账的坚决口吻又说：

        “它对你不合适。”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顶帽子。

        “我说过它对我合适吗？”

        “我想你说过，甚至你一个劲地说这个。你认为我看不见你，便偷偷地照镜子。”

        安妮旧事重提，我感到沮丧。她甚至不像在回忆，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怀旧。她好像在谈论今天，最多昨天。在她身上，旧日的观点、固执、怨恨丝毫未变。而我却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我准备做出一切让步。

        她突然用平淡的口吻说：

        “你瞧，我胖了，我老了，我得保养。”

        不错，她显得疲乏。我正要开口，她又接着说：

        “我在伦敦演戏。”

        “和坎德勒在一起？”

        “不，不和坎德勒。你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以为我和坎德勒一起演戏。坎德勒是乐队指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我在索霍广场一个小院演戏，演过《琼斯皇帝》，肖恩·奥卡西和辛格的剧本，还有《布里塔尼居斯》。”

        “《布里塔尼居斯》？”我吃惊地问。

        “是的，是《布里塔尼居斯》，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离开的。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里塔尼居斯》的，他们想让我演朱莉。”

        “那又怎么样呢？”

        “当然我只演阿格里比娜。”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不该问这个。生命从她脸上消失，但她立即回答说：

        “我不演戏了。我旅行。有人养着我。”她微笑地接着说：“啊！别这么担心地看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对你说，我不在乎让人养着。再说这是个老家伙，不碍手碍脚。”

        “是英国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不快地说，“我们别谈这个老好人了。他对你、对我都无足轻重。你喝茶吗？”

        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来回走动，挪动锅子，自言自语，她的声音尖利，模糊不清。在她的床头柜上，像往常一样，放着一本米什莱的《法国史》。我现在看清了，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是爱米莉·勃朗特的兄弟为姐姐作的肖像画的复制品。

        安妮走回来，突然说：

        “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

        接着她又消失在盥洗室里。尽管我记性不好，这一点我是记得的：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我十分局促，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又想赶紧说完了事。总之，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怀疑了，她有求于我。目前只是刚刚开场，先排除可能的障碍，彻底解决次要问题：“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再过一会儿，她将谈她自己。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何必呢？恶心，恐惧，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

        “来吧，快点。”她在墙那边喊道。

        她端着茶壶进来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住在巴黎吗？”

        “住在布维尔。”

        “布维尔？为什么？但愿你没有结婚吧？”

        “结婚？”我吓了一跳。

        安妮居然想到这个，我很不痛快，并且告诉了她：

        “真荒谬，完全是你曾责怪我的那种自然主义的臆想。你知道，从前我想像你是寡妇和两个男孩的母亲，我还给你讲了许多我们将来的事，你觉得很讨厌。”

        “而你还十分得意，”她平静地回答说，“你说那些话是装样子。现在你口头上这么气愤，可哪一天你就会偷偷地结婚，你这人不可靠。整整一年，你一直愤愤地说你绝不去看《皇帝的紫罗兰》，可是有一天我病了，你便独自去街区的小电影院看了。”

        “我现在住在布维尔，”我庄重地说，“因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先生的书。”

        安妮专注地看着我：

        “德·罗尔邦先生？十八世纪的人？”

        “是的。”

        “不错，你和我讲过。”她含糊地说，“那么是一本历史书了。”

        “对。”

        “哈！哈！”

        如果她再提一个问题，我会告诉她一切，但她什么也不再问了。看来她以为对我知道得够多了。她很善于听人说话，但是只在她愿意的时候。我瞧着她，她低下眼睛，在考虑跟我说什么，怎样开口。我该询问她吗？她大概也不愿意。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说的。我的心跳得很快。

        她突然说：

        “我变了。”

        这就是开头。但她沉默了。她往白瓷茶杯里倒茶。她在等我开口，我得说点什么，不是随便什么，而是她期待的话。我如坐针毡。她真的变了？她发胖，脸色疲惫，但这肯定不是她想说的。

        “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又看到你的笑容，你起身把手搭在我肩上的姿势，你自言自语的癖好。你仍然读米什莱的《法国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她一向关心我的永恒本质，而对我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她有一种古怪的矫揉造作，既像书呆子又很可爱；她一见面就排除礼貌和友谊的机械套式，排除一切促进人与人关系的东西，迫使对话者不断想出新花样。

        她耸耸肩，冷冷地说：

        “是的，我变了。完完全全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以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你却和我谈米什莱的《法国史》”。

        她站到我面前：

        “咱们瞧瞧这个人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你找一找，我在什么地方变了？”

        我在犹豫。她跺着脚，虽然还在微笑，她确实不高兴了：

        “从前，你总为了什么事烦恼，至少你是这么说的，而现在这种烦恼没有了，消失了。你肯定觉察到了。你是不是现在太舒服？”

        我不敢说不。我像从前一样颠起屁股坐在椅子上，考虑如何躲开陷阱，如何躲开莫名其妙的怒火。

        她又坐下来，自信地摇摇头说：

        “是呀，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忘了许多事，忘得比我估计的多。瞧，你忘了从前干的坏事吧？你来，你说话，你走，没有一件事是合时宜的。想像一下一切都没有变：你进来，墙上挂着面具和披巾，我坐在床上，我对你说（她的头朝后仰，鼻孔张大，说话像在念台词，仿佛在嘲弄自己）：‘怎么样？还等什么，坐呀！’当然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

        “那时你给我设下陷阱。”

        “不是陷阱……于是，当然啦，你会笔直走过去坐下。”

        “那又会怎么样呢？”我问，一面转身好奇地瞧着那张椅子。

        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看上去和蔼可亲、舒舒服服的椅子。

        “太不好了。”安妮简短地说。

        我不再坚持，因为安妮周围总有这么多忌讳的物品。

        我突然说：

        “我想我猜到了一点点，太好了。等等，让我想一想，对，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你得承认我一进来就发现了。对，从前我一进来总看见墙上有披巾、面具等等。旅馆总是被关在门外，你的房间是另一种样子……你不会来给我开门，我会看见你蹲在房角里或者坐在那块红地毯上，你总随身带着那块地毯，你严厉地看着我，等待着……只要我一说话，动一动，吸一口气，你就会皱起眉头，我就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也不知为什么。然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会做一件又一件的蠢事，深深陷入错误之中……”

        “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

        “上百次！”

        “至少！那你现在更精明，更机灵了吧？”

        “不！”

        “我喜欢听你这样说。那又怎样呢？”

        “那就是，再没有……”

        “哈！哈！”她用演戏的腔调喊了起来，“他还不相信！”她又轻轻地接着说：

        “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再没有了。”

        “再没有完美的时刻了？”

        “没有了。”

        我目瞪口呆，坚持说：

        “终于你不……结束了这些……悲剧，瞬间的悲剧；面具、披巾、家具，还有我，都在悲剧里扮演小小的角色，而你演的是大角色。”

        她微笑：

        “忘恩负义的人！有时我给他的角色比我自己的角色还重要，但是他却看不到。对，是的，结束了，你很吃惊吗？”

        “当然吃惊！我原以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谁要是夺走了它，就好比挖掉你的心。”

        “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她说，似乎毫无惋惜之意，接着又用一种使我不快的讽刺语气说：

        “你瞧，没有它，我照样生活。”

        她交叉着手，抱着一只膝盖，眼瞧着半空。隐约的微笑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像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既神秘又很满足。

        “是的，我很高兴你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把你这块界石搬走，上漆，挪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就失去确定方向的固定标志了。你对我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变，而你呢，你应该恒定不变，我用你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

        我仍然有几分恼火，激动地说：

        “这话根本不对。正相反，这段时间我完全变了，而且，实际上，我……”

        “啊，”她盛气凌人地说，“精神上的变化！可是我连眼白都变了。”

        连眼白都变了……她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使我烦乱不安呢？不管怎样，我纵身一跃！我不再寻找消失了的安妮。令我感动、令我爱的是眼前这个姑娘，这个神情颓丧的胖姑娘。

        “我有一种确信……生理上的。我感到没有什么完美的时刻。我走路时连两条腿都感到了这一点。我时时感到它，连睡觉也不例外。我忘不了。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启示，我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起，我的生活就完全变了。即使在此刻，那个突然的启示也仿佛发生在昨天，我仍然眼花缭乱，局促不安，还很不适应。”

        她说这番话时声音平和，稍带几分自豪，因为她有这么大的改变。她在箱子上摇晃，显出优美的风韵。自我进来以后，此刻的她与从前的安妮，马赛的安妮最为相似。她再次攫住我，再次将我投入她那奇怪的世界之中，虽然有那些可笑的、装模作样的、难以捉摸的事。我甚至又恢复了一见她就激动的热情和嘴里那股苦味。

        安妮松开了手指，放开了膝盖。她不说话，这是约定的沉默，就像在歌剧院：当乐队演奏最初的七小节时，舞台上是空的。她喝茶，然后放下茶杯，直挺挺地待着，两只手按着箱子边沿。

        突然，她脸上出现了墨杜萨那漂亮的面庞，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它扭曲着，充满了仇恨和邪恶。她不是换了一种表情，而是换了一张脸，就像古代的演员换了面具一样，一下子便换了，而每个面具都是用来营造气氛，给后面定调的。在她说话时，这个面具出现并待在那里丝毫不变，然后它落下，脱离了她。

        她盯着我，仿佛视而不见。她要说话了。我等着一番与庄严的面具相配的、悲剧性的演说——挽歌。

        她只说了一句话：

        “我幸存下来了。”

        这语气与面孔极不相称。它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可怕的，它表达了一种没有眼泪、没有怜悯的、冷冷的绝望。是的，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干枯了。

        面具落下，她微笑了：

        “我一点也不忧愁，我常常为此吃惊，但是我错了，为什么要忧愁呢？从前我有热烈的激情，我热烈地恨过我母亲，而且，”她挑战式地说，“我也热烈爱过你。”

        她等待回答。我一言不发。

        “当然，这一切都结束了。”

        “你怎么知道呢？”

        “我知道。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你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盲目性……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

        “为什么？”

        她向我掷来一瞥讽刺的目光，不作回答，又说：

        “现在我的热情都已死去。我努力回忆从前的狂怒，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母亲抽打我，我居然从四楼跳了下去。”

        她又谈到一个似乎无关的话题，神情冷漠：

        “我不能久久地盯住物体，我看一看，知道它们是什么，就赶快挪开视线。”

        “为什么？”

        “它们使我恶心。”

        这岂不是……总之这里肯定有相似之处。在伦敦就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同一件事有同样的想法。我很想……然而安妮的思想常常是曲曲弯弯的，你永远也没有把握完全理解她。我必须弄个清楚：

        “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什么是完美的时刻，你从来没有解释过。”

        “对，我知道，你从来不努力，待在我身边像根木桩。”

        “唉！我知道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的一切都咎由自取。你太不该了，不该用那种稳重的神气惹我不高兴，你仿佛在说：‘我，我可是正常人’，你处处要显示健康，全身上下都浸透着精神健康。”

        “可我不止一百次地请你解释什么是……”

        “对，可你那语气！”她生气地说，“其实你是在屈尊下问。你和和气气，漫不经心，就像我小时问我玩什么游戏的老太太一样。其实，”她带着遐想的神气说，“我在想我最恨的也许是你。”

        她努力克制自己，镇静下来，微笑着，两腮仍然红红的。她很美。

        “我很愿意向你解释。现在我老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向你这位老太太讲述我童年的游戏了。来吧，你说，你想知道什么？”

        “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和你谈过特殊情景吧？”

        “好像没有。”

        “谈过，”她蛮有把握地说，“那是在艾克斯，在一个广场上，我记不清叫什么广场了。阳光很强烈，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坐在橘黄色的遮阳伞下。你不记得了？我们喝着柠檬汁，我发现糖里有几只死苍蝇。”

        “对，也许……”

        “我就是在那个咖啡馆里和你谈到这些的。我谈到米什莱大开本的《法国史》，就是我小时的那个版本。它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纸页发白，像蘑菇的内侧，也有一股蘑菇味。我父亲死后，约瑟夫叔叔找到这本书，把所有的卷册都拿走了。就在这一天，我叫他老猪，于是母亲抽打我，我便跳楼。”

        “对，对……你肯定跟我谈起过《法国史》……你不是在阁楼上读的吗？你瞧，我还记得，你瞧，你刚才怪我把什么都忘了，真不公平。”

        “闭嘴。你没记错，我常把那些大书抱上阁楼。书里的插图很少，每册大概只三四张，但是每张图都占整整一大页，反面什么东西也不印，而在其他书页上，文字排成双栏，好挤出篇幅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十分喜爱这些插图，熟记在心。我重读这些书时，早早就盼着五十页以后的插图了，重见它们真是奇妙。它们还十分精细，表现的场景与前后几页毫无关系，得到三十页以后去找解释。”

        “求求你，讲讲完美时刻吧。”

        “我在讲特殊情景。插图上表现的就是这个。我称它为特殊情景，因为我想它一定十分重要，所以才成为那么稀少的插图的主题。它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但是，有许多插图比这些更有造型价值，还有一些更有历史价值。例如，整个十六世纪只有三幅插图，一幅是亨利二世的死亡，一幅是德·吉斯公爵被谋害，还有一幅是亨利四世进入巴黎，于是我想这些事件具有特殊性。插图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它们画得很粗糙，四肢和躯干连得不太好，但是它们充满了崇高。德·吉斯公爵被害时，旁观者都转过头去，向前伸手，手心朝外，以表示惊恐和愤怒。这很美，可以说是古典戏剧中的合唱，那些有趣的或者轶事性的细节也没有被忽略。我们看见纸张飘落在地，几只小狗在逃跑，几个小丑坐在王位宝座的台阶上。所有这些细节处理得既崇高又笨拙，与画面的其他部分十分和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和谐的画。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特殊情景？”

        “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特殊情景吧。这种情景具有一种罕见的、珍贵的品质，可以说别有风格。比如，我八岁时以为当国王便是特殊情景。或者死亡。你在笑，可是许多人的弥留时刻被画了下来，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留下崇高的话语，因此我完全相信……总之，我想人在垂死时是超越自身的。再说，只要在死人房间里待一待就明白了，因为死亡是一种特殊情景，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散发出来，传至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崇高。我父亲死时，人们叫我去看他最后一眼。我上楼梯时，心中难过，但也似乎沉醉于某种宗教性的欢乐中；我终于进入一种特殊情景了。我靠在墙上，试图做应该做的动作，但是我婶婶和母亲跪在床边哭泣，将一切都破坏了。”

        她说最后这句话时很不高兴，仿佛这段回忆仍在灼痛她，她停下来，两眼发呆，抬起眉毛，再次重温这个场面：

        “后来，我把它扩展了，首先加进了一种新情景：爱情（我是指做爱的行为）。我为什么拒绝……你的某些要求呢，以前你要是不明白的话，现在该明白了。对我来说，那是要拯救什么东西。后来我又想，一定有许许多多、难以数计的特殊情景，总之我认为特殊情景是无限的。”

        “对！可那到底是什么？”

        “咦，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她吃惊地说，“我解释有一刻钟了。”

        “主要一点是不是必须充满激情，比如说，仇恨或爱情，或者事件的外貌必须崇高，我是说，能看见的那部分……”

        “两者都有……要看情况。”她不高兴地说。

        “那完美时刻呢？它与这又有什么关系？”

        “完美时刻是在这以后。首先是先兆，然后，特殊情景便慢慢地、庄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于是便提出了问题：你是否想使它变成完美时刻。”

        “是的，我明白了。”我说，“在每一个特殊情景中，总应该做某些动作，有某种姿态，说某些话——而其他的态度和话语是严格禁止的。是这样吧？”

        “可以这样说……”

        “一句话，情景是材料，需要处理。”

        “对，”她说，“首先应该浸泡在特殊事物中，感觉到你在对它进行整理。如果这一切条件都实现了，那个时刻就会是完美的。”

        “总之，这像是艺术品。”

        “这话你已经说过了，”她恼火地说：“不，这是……一种责任。应该使特殊情景转变为完美时刻，这是道德问题。对，你尽管笑，这是道德。”

        我根本没有笑，我自发地说：

        “听我讲，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理解你，从来没有真心想帮助你。要是我早知道……”

        “谢谢，十分感谢，”她挖苦地说，“你总不至于要我感谢你这姗姗来迟的悔恨吧。何况我也不怨恨你，我没有向你解释清楚，我很紧张，无法对人讲，连你也不例外——特别是你。那时总有什么东西显得虚假，所以我不知所措，可我感到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

        “应该做什么呢？什么样的举动？”

        “你真傻，这得看情况，没法举例子。”

        “告诉我，你当时想做什么？”

        “不，我不想讲。不过，你要是愿意，我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上学时读到的，令我十分吃惊。有一位国王吃了败仗，成了俘虏，待在战胜者军营的角落里。他看见儿子和女儿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后来他看见一个仆人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呻吟起来，抓扯自己的头发。你，你也可以想像一些例子。你明白，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哭，否则就是卑劣，而当一块木柴砸在你脚上时，你怎么干都行：呻吟、哭叫、颠起另一只脚跳跳。时时自我克制，这是愚蠢的事，因为你在毫无意义地耗尽自己。”

        她微笑地接着说：

        “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比自我克制还进一步。你肯定记不得我第一次吻你的情景吧？”

        “记得，记得很清楚，”我得意地说，“那是在泰晤士河畔的基尤植物园。”

        “但是有一点你不知道，那就是当时我坐在荨麻上，我的裙衣撩了起来，大腿全刺破了，稍稍一动就又添伤口。显然，自我克制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并不感到慌乱，我并不特别需要你的嘴唇，我要给你的那个吻可重要得多，它是承诺，是协约，你明白，那疼痛来得不是时候，我不能想到我的大腿。仅仅不流露痛苦还不够，应该感觉不到痛苦。”

        她高傲地看着我，对她自己的作为仍感到惊讶：

        “你坚持要我的吻，其实我已决心给你了，但我让你一再恳求，因为必须按规矩办事。在这整段时间里，在这二十多分钟里，我终于使自己完全麻醉了。老天知道我的皮肤多么敏感，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我们又站起来。”

        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奇遇，没有完美时刻……我们失去了同样的幻想，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剩下的，我猜到了，我甚至可以代她说话，把剩下的事说出来……

        “那么，你意识到总有人来破坏你的效果，或是泪流满面的老太婆，或是一个棕红头发的家伙，或是其他什么东西？”

        “是的，当然。”她冷淡地说。

        “就是这些？”

        “啊，你知道，红发家伙的笨拙，久而久之也许我会认了，因为我毕竟对别人如何扮演角色感兴趣……不……可能是……”

        “没有特殊情景？”

        “对。我原以为仇恨、爱、死亡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耶稣受难日的火舌一样。我原以为一个人可以因仇恨或死亡而发出异彩，完全错了！对，我的确以为‘仇恨’是存在的，它栖息在人们身上，使他们超越自己。当然只有我，只有我恨，只有我爱。而我呢，总是同样的东西，总是同一个面团，不断拉长，拉长……人们彼此这么相似，居然想到起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真是奇怪。”

        她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仿佛从未离开过她。我说：

        “你听着，刚才我想起一件事，比起你慷慨送给我的界石角色来，使我高兴得多。那就是我们都变了，而且是以同一种方式。我喜欢这样，我不愿看见你越走越远，而我却不得不永远当你起点的标志。你告诉我的这一切正是我要对你讲的，当然，用词不同。我们在终点会合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是吗？”她轻声说，仍然十分固执，“但我宁肯你没有变化，那样更好。我和你不同，我不喜欢别人和我想得一样。也许你弄错了吧。”

        我对她讲我的奇遇，讲存在——也许讲得过长。她睁大眼睛，抬起眉毛，专心听着。

        等我说完，她舒了一口气：

        “可是，你想的和我完全不同。你抱怨是因为你周围的物体不像一束花那样有序，不用你费心费力。而我呢，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我要的是行动。你知道，我们以前玩冒险先生和冒险女士，你承受冒险，我制造冒险。我常说：‘我是一个活动家’，你还记得吗？现在我可以简单地说：不可能成为活动家。”

        我的神情大概不以为然，因此她激动起来，用更强调的语气说：

        “再说，还有许多事我没有告诉你，解释起来太费时间了。例如，我行动时必须自信，相信我的行动会产生后果……注定的后果。我没法向你说清楚……”

        “没有必要。”我显出几分学究气，“这一点我也想过。”

        她猜疑地看着我说：

        “你认为你的想法和我一样，你真令我吃惊。”

        我没法说服她，我只会惹她生气，于是便一言不发。我很想将她抱在怀里。

        突然，她不安地瞧着我：

        “如果你也想到这些，那该怎么办？”

        我低下头。

        “我……我幸存下来。”她沉重地重复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有生活目的吗？我不像她那样绝望，因为我原先的期望不高。面对着我被赋予——莫名其妙地赋予——的生命，我更多感到的是惊奇。我仍然低着头，不愿在此刻看见安妮的脸。

        “我旅行，”她用沉闷的声音继续说，“我从瑞典回来，在柏林待了一星期。那个人养着我……”

        将她抱在怀里……有什么用处呢？我对她无能为力，她和我一样孤独。

        她的声音稍稍快活一些：

        “你在咕哝什么呢？”

        我抬起头，她正温柔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在想事……”

        “啊，神秘人物！你爱说不说，随你便。”

        我向她谈起铁路之家，谈起留声机上古老的拉格泰姆音乐，以及这音乐带给我的奇异的愉快。

        “当时我想，也许从这方面可以找到，至少寻找……”

        她不答话，我想她对我的话兴趣不大。

        然而，过了一刻，她说话了，我不知她在继续她的思绪还是回答我刚才的话。

        “绘画、塑像，这是些无法使用的东西，它们在我面前很美。音乐……”

        “可是在戏剧里……”

        “戏剧怎么样了？你想把所有的艺术都说一遍？”

        “你从前说你想演戏，因为在舞台上可以实现完美时刻。”

        “不错，我实现了，为了别人。我在灰尘里，在穿堂风里，在强烈的灯光下，在硬纸做的布景中间。一般说来，我和桑代克演对手戏。你大概在科文公园见过他演戏吧。我总担心我会当他的面大笑起来。”

        “你不完全投入角色？”

        “有时稍稍投入，但从不十分投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正前方的那个黑洞，黑洞里是人，但我们看不见，对他们来说，我们献上的当然是完美时刻。但是，你知道，他们并不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完美时刻在他们眼前出现。而我们这些演员，你想我们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吗？总之，完美时刻哪里也不在，既不在舞台下也不在舞台上，它不存在，但所有的人都在想它，你明白吗？亲爱的，”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她用几乎耍赖的口吻说：“我把这一切都甩了……”

        “可我，我试图写这本书……”

        她打断我：

        “我生活在过去。我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并且稍加改变。像这样，从远处看，你不会难过，而且几乎信以为真。我们的整个故事都很美，我稍稍改变一下，就成了一连串完美的时刻。于是我闭上眼，努力想像我生活在其中。我还有些别的人物……得学会全神贯注。你不知道我读过什么书吧？罗耀拉的《灵性锻炼》。它对我大有帮助。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安排布景，然后是人物，这样就能够看见。”她用一种怪僻的语气说。

        “这不会使我感到满足。”我说。

        “你以为我会感到满足吗？”

        我们默默地待了一会儿。黄昏降临，我几乎看不清她苍白的面庞，她的黑衣服融入了侵入房间的黑暗里。我端起茶杯，杯里还剩下一点茶，我将它凑到唇边。茶是凉的。我想抽烟，但又不敢。我痛苦地感到我们再无话可说，昨天我还想问她那么多问题：她去过哪里？干了些什么？遇见了什么人？然而，只有当安妮对我推心置腹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现在我没有好奇心了。所有她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所有追求她的或被她爱过的人，所有这一切对她都无足轻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对她都无所谓，就像阴沉寒冷的海面上的几缕微弱阳光。安妮坐在我对面，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而我们没有话说。

        “现在你该走了，我在等人。”安妮突然说。

        “你等……”

        “不，我等一个德国人，画家。”

        她笑了起来。笑声在阴暗的房间里显得古怪。

        “他这个人和我们可不一样，至少在目前。他行动，而且不遗余力。”

        我无可奈何地站起身。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

        “不知道。明天晚上我去伦敦。”

        “经过第厄普？”

        “是的，然后我可能去埃及。也许冬天我再来巴黎，我会给你写信的。”

        “明天我一整天都有空。”我腼腆地说。

        “是的，可我有许多事要办。”她冷冷地回答，“不，我不能再见你。我会从埃及给你写信。你只要给我地址。”

        “好的。”

        在阴暗中，我在一个信封角上草草写下地址。等我离开布维尔时，我得告诉普兰塔尼亚旅馆给我转信。其实我很清楚她不会写信的。也许十年以后我才能再见到她。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与她分别，我不禁感到沮丧，我最害怕的是再一次孤独。

        她站起身。来到门口时，她轻轻吻了我的嘴唇，微笑地说：

        “这是为了记起你的嘴唇，为了《灵性锻炼》。”

        我抓住她一只胳膊，将她往身边拉。她不反抗，但摇头表示反对。

        “不，我不感兴趣。不会重新开始的。要说和人的关系嘛，哪个稍稍漂亮的小伙子都比得上你。”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去英国。”

        “不，我是指人……”

        “什么也不干！”

        我没有松开她的胳膊，我轻声说：

        “那么，找到你以后我又得离开你了。”

        现在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她的面孔。它突然变得灰白疲惫，一副老妇人的面容，十分可怕。显然这不是她所要的，但它在那里，而她一无所知，也许她无可奈何。

        “不，”她慢慢地说，“不，你没有找到我。”

        她挣脱胳膊，打开门。走道里一片光明。

        她笑了起来：

        “可怜的人！运气不佳。第一次演好了角色，却不受赞赏。好了，走吧。”

        我听见门在我身后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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