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的文艺刊物，从二十世纪的1981年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一个一摇就摇了三十年，这真是个值得好好庆贺的日子。新任文学社社长田伊琳，昨天给我写了封让我激动了一晚的信，她在信中“歌颂”我说：“您的真诚，您的洒脱，您敏锐的洞察力和您直指人心的言语……使您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麻辣老师’。”“歌颂”完了以后接着就给我提要求：“给写一千字左右的寄语。”

        听别人唱颂歌当然很高兴，听说要写寄语可就有点发怵。三十岁，要是个大姑娘早该结婚了，要是小伙子早已谈过好几个女朋友——总之，它要是个“人”我就知道该怎样恭维它，什么“前程似锦”，什么“早生贵子”，恭维辞前人早就准备好了，可这个年满三十岁的偏偏是个刊物，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对它开口。

        但听了赞歌，就得写寄语。

        任何人在婴儿时期都离不开摇篮，任何立志创作的青年同样也有自己的“文学摇篮”。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刊物，可能是影响自己一生的“恩人”。

        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文学摇篮”。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学一次“批林批孔”的墙报上，贴出了我自己半是抄袭半是拼凑的两首“诗歌”，一位同学不知道此诗基本是抄来的，称赞这两首诗“写”得如何如何好。我一听到恭维就头脑发昏，当天就把这两首诗寄给了一家报社，没有想到那家报社的编辑比我头脑还昏，竟然把这两首诗给发表了。我在自己那个乡村中学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叫我“诗人”，时间一长我自己也俨然像个“诗人”，学校很多墙报和宣传稿都由我执笔，上大学前我还发表了几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一个独幕剧。我尝到了写诗作文的“好处”，这才爱上了写诗作文，其实原来我最喜欢的是数学，成绩最好的科目也是数学。但那时我觉得写诗最有前途，1977年高考时文理科考数学是同样的试卷，我数学考得还好一些，但我第一志愿就填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我的班主任是华中师范大学校友。来华中师范大学后发现写诗并没有那么“光荣”，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写诗的才能，虽然在校报和外面的小报上发表过一些诗歌，但对写诗作文的兴致骤减。上大学两个月以后，我要求转到数学系，可那时转系比现在移民还难。转系不成，又向我当时的班主任、语言学家刘兴策教授要求“退学”，幸好刘老师不像我那样发昏，他拒绝了我的退学要求，并鼓励我好好学习，还表扬我“学得不错”。这样我才坚持下来学习中文，才坚持学习英语，最后坚持学习搞文学研究和教学。

        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喜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我首次发表的那两首歪诗，影响了我的学习兴趣，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首次发表我“诗歌”的那张报纸，事实上就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摇篮”。可见，小时候的“摇篮”比成人的“床”重要得多。

        今天的教育环境与三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今天青年朋友的人生也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盲目，他们现在学习文学创作，学习文学研究，是一种个人兴趣，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将来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成就肯定比我们更高，将来他们的人生肯定比我们更加美好。

        我希望，也相信，从我们学校的中，将走出更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学者，走出更多杰出的大学教授、中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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