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今天告别了多灾多难的人世，带走了海峡对岸的“乡愁”，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十分悲伤。十几年前两次与余先生一起开会，虚心向先生请益，小叩辄闻大鸣，倾心与先生交谈，闲话也不无深意。正古人所谓“即之也温，仰之弥高”。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论余光中诗歌与诗学的嬗变》，后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曾获余光中先生“深得我心”的谬赞。先生言犹在耳，先生人却归天！感谢《尔雅国学报》公众微信号推送旧作，特借微信群转发拙作敬表哀衷。

        余先生的诗歌早已传遍神州，几乎“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乡愁》”。余先生的散文同样让人击节称叹，《我的四个假想敌》轻松诙谐中见深厚慈祥。不论叙事、抒情还是议论，余先生文章都富于韵味与诗意——他骨子里终归是个诗人。

        余先生的诗文已获该得的盛誉，余先生的译作仍无应有的身价，其实先生身后在翻译史上的地位绝不会比文学史上的地位低。先生翻译的四部王尔德喜剧无一不是精品，他自述这些翻译是与王尔德“摔跤”——作者入圣，译者称神。如名著tance of Being Ear，大陆都将其名直译为《认真的重要性》，这一标题看起来不像喜剧而是论文，余光中先生则意译为《不可儿戏》。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将两译稍作比较，就是文盲也立马能分出高低。

        余先生的诗品同声叫好，余先生的人品则多有异词。他一生可訾者有二：一是思想立场上比较右倾，一是强烈排斥台湾“乡土文学”。

        因为身在反共宣传狂热的台湾，到晚年才能回大陆看到海峡这边的进步，所以过去的政治立场保守，这一点无须为尊者讳。

        至于反台湾“乡土文学”则出于爱国热忱，我曾在同行微信后留言说——

        余光中先生爱国也出自肺腑，对台湾所谓“乡土文学”极为反感，对台湾左派十分蔑视。这些举措肯定会有偏见和误伤，也难免羼杂些个人的是非意气。但现在台湾民进党都是当年的左派，现在台湾独派多为当年乡土派的后裔却是不争的事实。“乡土文学”反对中国大陆文化与文学的横向移植，余风所及连中小学教材也尽量不选大陆的作品，今日台湾中小学教材中现当代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乡土文学”，完全可以说已是“乡土文学”的天下，基本割断了与大陆的文化脐带——这一切都证明了余光中先生当年的敏锐、卓识与远见。台湾中小学课本，台湾的文化生态，或为我亲眼所见，或为我亲身所感。台湾独派骂余光中“情在理中”，大陆学人跟着骂余光中则实出意外。

        已经成为“历史”的余光中先生，大概再也听不到人世的赞美、恭维、批评、诋毁，即使在阴曹地府能听到这些毁誉，大概也能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吧？

        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余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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