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关于机械功率的话同样适用于理性和自由：“如果有一个立足点，我们就可以撬动地球。”

        美国革命在政治上提出的言论在力学上还只是理论而已。旧世界的一切政府如此根深蒂固，暴政与世俗如此顺服人心，以至于无法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着手改革人类的政治情形。对自由的迫害遍及全球，理性被视为叛逆，被恐惧捆绑的心理已经让人们不敢思考。

        可是，真理有不可压制的特性，它的全部要求和全部需要在于自由表达。太阳无需用碑文让自己有别于黑暗。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成立，专制主义大为震惊，人民也开始思考如何改革社会了。

        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其眼光不仅仅限于自己获得的利益。即便是被雇来对美国作战的雇佣兵打了败仗也心甘情愿；英国人民则谴责其政府的罪恶，为政府的失败庆贺。

        美国是政治界唯一能够开始实行普遍改革原则的地方，它在自然界也独树一帜。各种情况结合起来不仅使它产生种种原则，而且让这些原则日臻成熟。这个国家让一个客观可见的景色具有某种能激发伟大思想的东西。大自然以其宏伟气势展现在它面前。高山大河开阔了它的胸怀，它也浸淫于山河的伟大气质。这个国家的第一批定居者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具有不同宗教信仰，从旧世界政府的压迫下逃脱，并且作为兄弟而不是作为仇敌在新世界里团结互助。开荒带来的种种需要在他们中形成了一种在其他各国因久受政府之间争执倾轧而未能培植出来的社会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成为他应当成为的那种人。他不再以非人道的观念把他的同类当天然的敌人来看待，而是当亲人来看待。这个事例向人造的世界表明，人必须回到自然去寻求知识。

        根据美国在各种改革方面的迅速发展，可以合理地下结论说：如果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政府一开始就推行同美国相似的原则，或者假若这些国家没有过早地腐败，那么它们的处境肯定会比目前好很多。时间一代又一代地过去，我们就这样眼看它们受苦受难而无动于衷。难道我们能够设想，一个对世情一无所知的人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观察世情？他会在早期的居留地通过各种艰苦奋斗把旧世界变为新世界。他不能想象成群的可怜的穷苦人（旧的国家里满是这种人）竟然还没有工夫来为自己谋生计。他也想象不到这些人的遭遇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一手造成的。

        即使把目光从旧世界景况凄凉的领域转移到那些经过改良的领域，我们仍旧可以发现政府的贪婪之手伸进了工业的各个角落和缝隙，从民众手中攫取财物，创造发明新的借口来不断地征收捐税。它把繁荣当作战利品，不许任何人逃避税赋。

        由于革命已经开始（一件已经开始而且正在进行的事比一件刚开始的事更可能成功），自然可以期望其他的革命接踵而至。各国旧政府据以维系自身的惊人且不断增加的经费，它们所从事或挑起的多次战争，它们在普及文化和通商方面所制造的麻烦以及它们在国内施行的压迫与掠夺已耗尽了世界的财富，让人们忍无可忍。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又有这些先例，革命指日可待。革命已成为普遍的主题，可以说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果能采用比现行的政府制度花费少而且可以带来更多福祉的政府制度，那么反对其进展的一切企图终究是徒劳的。理性会像时间一样向前推进，而偏见则将在同利益的搏斗中倒下。倘若普世的和平、文明和通商终将是人类的福祉，那就非经过一场政府制度的革命不可。所有的君主制政府都是好战的。它们以战争为业，以掠夺和征税为目的。只要这种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就没有一天太平的日子。所有君主制政府的历史不就是一幅人类悲惨生活（难得有几年让民众休养生息）的画面吗？统治者被战争搞得筋疲力尽，杀人如麻之后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就管这叫“和平”。这肯定不是上天为人类安排的，因此，如果这就是君主制，那么君主制就完全可以成为犹太人所称的“罪孽”之一。

        以前世界上发生的革命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吸引力。这些革命只限于角色和手段的改变而不是原则的改变，也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浮浮沉沉。我们现在看到的革命不妨称之为“反革命”。早些时候的征服与暴政剥夺了人们的一切权利，现在人们正在收回自己的权利。正如一切人类事件有盛衰变化，革命亦如此。以道德理论、普世和平体制和不能取缔的固有人权为基础的政府正借助一股比依靠暴力由东方转向西方的政府更加强劲的冲力，从西方转向东方。它不会引起个别人的兴趣，却会引起进步中的各国国民的兴趣。它正向人类许下诺言：新时代即将来临。

        革命成功的最大危险，莫过于在人民充分认识并理解革命推行的原则以及革命带来的好处之前就试图发动革命。几乎一切与国家局势相关的事情都被“政府”这个笼统而玄奥的词吸收和混淆了。政府不肯把它所犯的错误和它所造成的危害算在自己的账上，可是它定然会把一切表面的繁荣都归功于自身。它攫取工业的荣誉，吹嘘自己是工业获得成功的原因，并且窃取广大人民作为社会个体的贡献。

        因此，在革命的时代，把那些由政府造成的和那些不是政府造成的东西区别开可能有用。要这样做，最好回顾一下社会和文明及其产生的后果，把它们同所谓的政府区别开来。从这一调查入手，我们就能够从结果中找出真正的原因并分析大量的共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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