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曹魏后期，司马氏集团加紧了篡夺的步伐，残酷地杀戮不向他们俯首称臣的士人。嵇中散就是三国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嵇康。嵇康尚曹操孙女长乐公主，不满司马氏集团的篡权阴谋，加之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与以名教为幌子阴谋夺权的司马氏尖锐对立。由于他在士林的影响力，使他成了不满司马氏集团人士的精神领袖，这一切注定了嵇康被害的悲剧下场。

        向秀是嵇康的挚友，嵇康在山阳打铁时，他欣然去帮他拉风箱。嵇康被杀以后他不得不应诏到京城洛阳，完全是迫于司马氏的政治压力。这时摆在士人面前的道路唯有两条：或者归附，或者杀头。向秀虽然讨厌司马昭的阴险伪善，但他更害怕自己掉脑袋，所以只好去洛阳臣服于司马昭——向人低头总比自己掉头合算。

        想不到文王司马昭不给他一点面子，一见面就挑衅似的问他说：“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箕山之志”即隐居遁世的志向，据说上古唐尧时的隐士许由，一直住在“颍水之阳，箕山之下”。既然有不事王侯的高洁志向，干吗跑到京城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之地来呢？司马昭何曾不知道向秀是被逼来的，他这一问又逼着软弱的向秀说违心话，一个过于爱惜脑袋的人必然不太爱惜尊严，我们来听听向秀的回答有多滑稽：“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晋书》称向秀“好老庄之学”，有飘逸韵，慕巢许之风，现在在千古权奸面前说上古巢、许两位隐士为“狷介之士”，他们孤傲不群的行为“不足多慕”，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这就是独裁者的狡诈之处，明明是他们把你逼来，偏要你承认是自己跑来，然后他站在一旁欣赏你自我作践自我否定的情景，品味自己手中权力的淫威。这使人想起“四人帮”强迫知识分子写检讨的那一幕，当时多少读书人为了免受或少受皮肉之苦，自己朝自己脸上吐唾沫：过去的尊孔之士站出来批孔，过去的拔俗之士忙着去媚俗，过去的清高之士忙着去钻营……

        听完向秀这一番自我作践后，来一句不阴不阳的“王大咨嗟”。“咨嗟”可以理解为“感叹”，也可以理解为“赞叹”，即“文王对向秀的回答大为赞叹”。司马昭要是生活在今天一定会这样说：“能与落后分子划清界限，你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向秀的确是个‘与时俱进’的好同志。”

        向秀在赴洛阳途中写了一篇《思旧赋》，表达了自己对被害友人嵇康、吕安深沉的悼念，并赞美“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的可贵品质，然而，转眼他又不得不在杀害嵇康的刽子手面前曲意逢迎，不难想象他内心承受了多少屈辱和煎熬。封建专制对人的戕害如此严重，不仅剥夺了人的平等与尊严，甚至阉割了民族的生命力，专制社会没有人格健全的公民，只有俯首帖耳的奴隶，“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个性，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邹容《革命军》）。

        向秀低下头颅，换来了高官，由散骑侍郎迁黄门侍郎，升散骑常侍。史书说“在朝不任职”，只是“容迹而已”。嵇康被暴君毁灭了肉体，向秀被暴君摧残了心灵；嵇康在专制之下在劫难逃，向秀在淫威之下也未能豁免；嵇康极其不幸，向秀又怎能说幸呢？他们二人的差异只在于：一个豁出了性命，一个交出了灵魂。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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