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点点头。“好吧，那是最好的路线。”他劝我，“呆在镇外，在镇里没有人会让你搭车的，没有人愿意停下向你按喇叭，叫你上车。”

        “你不必这么做，”我连忙说，“在盖茨镇很容易搭上便车的。”

        “你家门的钥匙肯定在红色的手推车下面。”她说，“你知道我指哪儿，对吗？”

        “我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你。”她说，“阿兰，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周日吗？”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丝狡黠，似乎知道我会去。

        “她是个好母亲。”我说着，感到眼泪再次涌上来。我想家的念头从来不强烈，除了在我离家上大学的头个星期有点想之外。而此时我却很想家，在这个世上只有我和她，没有其他较亲的亲戚了。我无法想像没有妈妈的生活，麦考蒂夫人说不太严重。病突发了，但真的不太严重？最好那老太婆说的是真的，我希望她说的是真的。

        “很好。”她说，“你妈就会好起来的，看到你她一定说不出有多高兴呢。”

        “打电话告诉我的麦考蒂夫人说我妈的病不太严重，她还年轻，只有四十八岁。”

        “啊，可能我自己都得了这种病，我真他妈的一定要送你去。”

        “小心点，阿兰，别开快车。”

        “是的。”我当然吓着了。当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母亲从工作的地方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时，你的感受会怎样。

        “孩子，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妻子……”他打住了，我看见他的眼角泪光滢滢，再次谢过他后，在他还要说其他话之前把车门砰地关上。

        “谢谢你载了我，而且还要继续送我。”我感谢他。“但我可以穿过这条路，”我指着欢愉街，“而且马上能搭到车。”

        “知道。”我也肯定。我母亲放了一辆红色的手推车在屋后的小棚屋的门边，是用来种花的，到了夏天开满了鲜花。由于麦考蒂夫人的电话，我可以想像在哈罗镇的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小屋，夕阳西下后无人开灯，今晚将陷入黑暗之中。麦考蒂夫人说我妈还年轻，但对于才二十一岁的我来说，四十八岁似乎已经很老了。

        “你开玩笑吧？”我反问，“我今晚就到那儿。”

        “还年轻！可她病了！”他真的感到难过，又抓住了他那绿色裤子松垮的裆部，用爪子般的手猛拽那尺寸过大的裤裆。“突发的病总是很严重的，孩子，我将会送你去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一直送到门口，如果不是答应我哥哥拉尔夫送他到在盖茨的护理医院的话。他妻子在那儿，她得了那种健忘病，我忘记了名字，想不起来它到底叫什么来着。安得森氏病或安文累氏病或其他象这样的名字”

        “真可怕，”他说，“你母亲，我很难过。”他的同情强烈而真挚，使我感动得眼角都潮湿了，我眨着眼睛把眼泪收回去。此时我不想在这老头的旧车里哭出来，因为车身颤动颠簸，还有一股刺鼻的尿骚味。

        离盖茨伐尔斯越来越远了，经过我身边的车就越来越少了。随着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我越来越觉得当初不继续乘那老头的车是愚蠢的。我开始想像母亲躺在病床上，嘴上罩着氧气罩，已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但仍会保持着对我越来越严厉的呵斥，并不知道我不想再乘那老头的车是因为我不喜欢他那恐怖的声音和尿骚味。

        “我嫂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他说，“她甚至无法区别是、否、也许。这就是安得森氏病的作用。她眼中的神情好像在说：‘让我出去。’如果能想起这几个字的话，她会说的。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远离了城镇，置身于郊外的树林中。此时，我忽然感到浑身无力，双脚象被粘住似的无法移动。

        “是，我想是这样。”我回答。我想就没有必要告诉麦考蒂夫人我的车的传动装置坏了，哪儿都开不了，只能开出停车场的车道。我将搭便车去在路易斯顿镇的医院。如果不太晚，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回哈罗镇的家中。如果太晚了，我只好在医院的长椅上打个盹了，或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头倚着可乐贩售机打盹。反正这不是第一次搭便车回家了。

        “不要了。”我回答，急忙挣扎着逃出车厢。如果他没有抓到我的手臂，我的衬衣就会被扯住。原以为我挣扎时他会抓得更紧，甚至可能会抓住我的后脖，但他没有。他的决心似乎被我坚定的神情所淹没。他的手指松开了，当我一只脚跨出车门时，他的手彻底松开了，从我手臂上滑落。我总想知道，在一阵莫名其妙的惊慌过后，人们就感到困惑，到底自己害怕的是什么？我在车上时到底那么害怕什么？他只是那旧道奇车里充满尿骚味的生态体系中年老的有机生命体，只是个受疝气折磨的老头而已，因自己热情的帮助被拒绝而显得失望罢了。我到底怕什么？

        “啊，可她要不要紧？”我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甚至显得轻松，但心却狂跳起来，宿舍忽然变得燥热起来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是周三我的舍友一整天都有课。

        我挂上电话，草草地写了张便条，说明了发生的事及我的去向。我请一个比较负责的舍友，赫科特·帕斯摩尔，帮我打电话给辅导员请他告诉我的任课教师我缺课的原因，这样我才不会被挨批，因为有两三个老师最恨逃课。然后我塞了几件要换的衣服到我的背包里，再加上一本卷了边的《哲学入门》，一头直奔出去。我将拉下下周的课，还好所上的课程我学得不错。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让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似乎哲学课本上的观点对它都不适用。我渐渐看清了人世的真谛，一个人洞察世事而没有哪本书能解释清楚，我想有时只有忘却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能忘却的话。

        “该死的疝气。孩子，我告诉你，如果你只是等待，所做的努力就烟消云散。你做的事最终都有报应。但象现在这样，你放下一切事去看她，就是个好孩子。”

        “嘿！别，”我说：“可以了，你还是去送你哥哥吧。”我打开车门，担心的事发生了，他伸出曲扭干枯的手，正是那只不断抓裆部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臂。

        她笑起来，笑声干涸而略带嘶竭。麦考蒂夫人总是对戒烟、她自己和她的instons牌香烟津津乐道。“真是好孩子，你直接到医院，是吗？然后再开车回家？”

        名字下面的日期标明了乔治·斯托伯先生短暂的一生：生于1977年1月19日，死于1998年10月12日。难怪墓碑周围堆着还未凋谢的花。10月12日就是两天前，1998年是两年前。看来乔治的亲友已经祭祀过他了。在名字和日期下还有其他文字，是句碑文。我弯下腰去看，一看吓一跳，这句碑文对我太熟悉了：

        我朝路两边左右观望，远处没有灯光闪现就说明没有车过往。我把背包放在我曾歇脚的墙间的车辙里，起身走进墓地。一阵风吹来，一缕头发散落在额前，薄雾气慵懒地缠绕在我的双脚边。墓地后边的墓碑显得古旧，有好几个还倒在地上，而前边的就新得多了。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去看一个新墓碑，它的周围堆着还未凋谢的花。就着月光，碑上的名字清晰可见：

        “孩子，对她许个愿吧。”老头叫道，他兴奋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象玻璃碎片塞入我的耳朵。他猛拽了一下裆部，那儿发出了断裂声。无论是戴还是不戴疝带，我从未见到象那么狠地拽裆部而不把蛋蛋扯下的。“对满月许的愿将会实现的，这是我父亲说的。”他补充道。

        我好奇地上前一步，那黑黑的东西动了一下，变成一只旱獭。它用那红色的眼睛责备地瞪了我一眼，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我突然感到自己太累了，确实是累垮了。自从麦考蒂夫人五个钟头前打电话给我后，就靠着一股冲动一直马不停蹄地到现在。但现在糟糕的是冲动没了，还好我还保留着那种急切而又于事无补的心情，至少目前如此。我已经做出选择，走历奇路，而非68号公路，没有理由再自责了。玩就玩了，做就做了，我母亲常常这么说，她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话，短短地象禅语一般，还满有道理的。无论在平时有没有道理，这句话现在就让我感到在理。如果我一到医院，她就死了，那我今晚的努力就到此结束了。也许她不会死，听医生说不太严重，麦考蒂夫人说她还年轻。是的，只是工作太累点，此外烟抽得厉害，但还年轻。

        此时，有辆车从拐角处开过去，司机把强灯照在道奇车上。那老头把自己的车灯调回去，我这才相信他还活着。过了一会儿，他把车倒回去，缓缓地拐了个弯，我一直望着直到他消失在黑暗中，然后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它正渐渐退去橙黄的光芒，但仍透着一股邪气。我以前没听说对月亮许愿，只听说对星星，而非月亮。我再次希望能收回这个许愿。夜幕已拉下，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由地想起《猴爪》的故事。

        当然马上就去，不可能不去。我不能呆在这破烂不堪的、充满啤酒味的宿舍里而我母亲却躺在南方一百英里外医院的病床上，而且可能快死了。

        “安兹海蒙氏病”我说。

        我沿着路孑然独行，胶鞋蹭着沙石路肩的尘土，倾听着黑夜里的天籁：远处的犬吠，稍近点猫头鹰的叫声，簌簌的风声，是起风的迹象，夜空晴朗，月光如泻，而我此时却看不到月亮本身，路边的树林高大苍郁，一时遮住了整个月亮。

        在月夜下造访这个墓地，这碑文令我感到恐怖。

        “哦，她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告诉你，但别吓着你。想得相当周到，你说是吗？”

        我一向不害怕黑暗，此时也不会。可我担心的是：我可能犯了个错误，没有乘那老头的车直接到医院。我好象应该在出发前准备一个牌子，写上“母病，需搭车”。但我怀疑是否有用，因为任何一个精神病人都会写这样的牌子。

        一种非常不祥的感觉从我心底冒出来，我母亲死了，也许就在此时。这是个预兆。

        “你妈她还年轻。”麦考蒂夫人说，“只是这几年，干的活太重，得了高血压，加上又吸烟，看来她不得不戒烟了。”

        “她告诉你，就呆在那里安心读书，到周末再说。还说，如果课不紧，也可以来。”

        “你母亲还年轻，”他说，“可她生病了，只有四十八岁。”他抓向松垮的裤裆。

        “她的病发作了。”她带着拖腔长调的北方口音说，“刚好是在餐馆里。你就不要急匆匆地赶来了。医生说还好，她依然清醒，还能说话。”

        我登上了一个陡坡，象开始的那段路一样我又走到了月光泻照的路上。公路的左边没了树林，是一小片墓地，墓碑在月下发着光亮。有个又黑又小的东西蜷伏在一个墓碑边看着我。

        我很想见母亲，但想到在还剩的二十英里路上要闻车厢里的那尿骚味和迎面开来刺眼的车灯，就感到十分难受，所以我不会让那老家伙在路易斯顿镇里四车道的里斯本大街逡巡胡逛的景象出现。虽然很可能还是他送我去，但我无法忍受不断抓扯裆部和充满神经质激动声音的二十英里的路程。

        “孩子，你去哪儿？”他问道。我告诉他去路易斯顿镇以及原因。

        “知道。”我回答。我深吸一口气，想知道我闻到的尿骚味是来自老头身上还是他常把狗带到车上，更想知道如果我摇下车窗，他会不会生气，我最终还是摇下了车窗。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就如他不在意迎面开来车辆耀眼的强光。大概7点左右，我们的车开到位于盖茨西部的一个小山头上。正在开车的老头突然叫了起来：“看哪，孩子，那月亮，她不正象个美丽绝伦的女神吗？”

        我的车速，当然是由我搭乘的车的司机决定，我希望不论司机是谁，最好象逃离地狱般开得快快地。我所关心的只是要尽快到达缅因中部医疗中心。但没有理由让麦考蒂夫人替我担心。于是我说：“不会的，多谢了。”

        他说得对，想在镇里搭车是徒劳的，即使象盖茨伐尔斯那样的小镇。我猜想他过去一定经常搭便车。

        “真的，”我说，“真的很谢谢你。”

        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人，也从未想过要告诉别人，倒不是因为我怕别人不相信，而是感到惭愧。因为它是我的秘密，说出来就贬低了自己及故事本身，显得更渺小，更平淡，还不如野营辅导员在熄灯前给孩子们讲的鬼故事。我也害怕如果讲出来，亲耳听见，可能会连自己都开始不相信。但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一直无法安睡。一合上眼往事历历重现，我惊颤着彻底清醒过来，打开床边的灯，心中的往事却遁散了许多。你可曾注意夜晚里黑影幢幢，甚至开了灯还是如此，而长长的黑影可能就是心中萦绕的往事，无论是哪种心事。

        地面的薄雾从草丛中升起，反射着幽幽的光。墓地三周的树林在轻起的微风中窸窣作响。在墓地远处流水哗哗，偶尔传来几声“呱、呱”的蛙鸣，真是个如同爱情诗集中的插图般美丽而宁静的世界。

        二十分钟后，白昼的最后一丝光仍在天上，月亮依然圆鼓鼓地低悬在空中，我们到了盖茨伐尔斯。一盏黄色的交通灯在68号公路和欢愉街的交接处，快到灯下时，那老头突然把车拐向路边。道奇车的右前轮撞上了路缘石，跳了起来，又退回去，我的牙齿一颤，老头带着一种疯狂，轻视的目光看着我，尽管这种表现我不是第一次看见。我发现他做所有的事都是疯狂的，看所有的事都是神经兮兮的，说所有的话都是大呼小叫。

        我又犹豫了，他说得也对，有总比没有好。欢愉街到历奇路大约有一英里左右。历奇路到路易斯顿郊外的196号公路有十五英里，要穿过一片森林。这段路几乎是暗摸摸的，而且更难搭车。站在路边被车前灯照着，即使衣冠整齐，看起来也象怀德汉少年感化院的逃犯。但我实在不想在坐那老头的车了。直到我安稳地从他车上下来那刻，我还是认为他身上有股阴邪之气，也许是他那说话的声音充满了哀叹。而且我总认为自己能很幸运地搭到车。

        “我妻子总是提醒我，如果我还喜欢载搭便车的人，可能就会被人在背后插上一刀，横尸水沟。”他说，“可当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拦车时，就不由地想起自己年轻的岁月，我也伸出手竖起拇指拦车，也搭上了车。现在，她都死了四年了，我还活着，还是开着这辆老道奇车，我很想念她。”他急切地抓向裆部。

        她确实是美丽绝伦，一个硕大金黄的圆球悬在地平线上。我却仍感到不安。这月亮孕含着一股邪气。望着那冉冉生起的圆月，可怕的念头忽然迸出来：要是我到了医院而我妈却认不出我怎么办，要是她的记忆完全丧失，一点不剩，她也分不清“是、否、也许”怎么办，要是医生告诉我她今后的生活要人照顾该怎么办。当然，那人就是我，再也没有别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邻居。那只好再见了我的大学生活。

        于是我许了个愿：当我走进病房时我母亲能认出我，立刻精神起来，喊出我的名字。许了愿但又马上希望能收回，我认为对着疯狂橙黄的月亮许愿一点也不好。“唉，孩子，你知道吗，”老头说，“我希望我妻子此刻在我身边，我要请求她原谅，原谅我的责骂，曾对她说过的刻薄的话。”

        “我将载你去那，是的，我会，别管拉尔法，让他见鬼吧，你就答应我吧。”

        我望着窗外，美丽的金秋十月的午后，这片新英格兰湛蓝的天空下的树林，金黄的树叶飘落在弥尔大街上。我瞥了下表，三点二十分。电话铃响起时，我正准备离开宿舍去上四点开始的哲学讨论课。

        那时候我还是缅因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有天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妈发病了。父亲死得早，当时我还小，无法记住他的模样，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和母亲，阿兰·帕克和珍尼·帕克在这个世界上相依为命。住在街那头的麦考蒂夫人打电话到我的四人集体宿舍来。她是从我家的冰箱上的磁贴板上知道我宿舍的电话号码的，那是我妈妈贴在上面的。

        关于这个故事，我在前言中已经谈了很多。我说了个你基本可以在任何一个小镇里都能听到的故事。另外这个故事和我早年写的另外一个故事（短篇小说集《夜班》中的“房间里的女人”）相似。我想谈的是自己母亲临近死亡时我的感受。在大部分人一生中都要经历一次，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爱的人的死亡这样一个现实，并借此投射出我们自己也必须面对死亡的现实。这大概是恐怖小说单一而重要的主题：我们需要化解只能靠充满希望的想像来理解的玄秘。

        “该死的疝带。”他叫骂着，然后又笑起来，笑声绝望而令人感到好笑。

        “可是，你真的要走吗？孩子，要知道有总比没有好。”

        可我不认为她会戒烟，无论病有没有发作，她嗜烟这点我很清楚。我谢了麦考蒂夫人。

        我穿过欢愉街，伸出手竖起拇指向路上的车飞舞着，而他们却视而不见。一开始路两边的有些商店和房屋，走着走着，人行道就没了，树林又出现了，悄悄地占据了路两边。每次路灯亮了起来，身影就映在前面，我就转身竖起大拇指，脸上堆出诚实可信的笑容，而迎面开来的车每次都呼啸而过。有次，一个家伙嘲我喊：“先找个活干再去买车吧，鸟人。”而后哈哈大笑而去。

        我匆匆穿过大街，在闪烁的灯光下，我的身影忽隐忽现。走到远处，我回头看，那道奇车仍停在那儿，停在法兰克果品食杂公司广告牌的旁边。借着那闪烁的灯光，我看到那道奇车离街灯有20英尺左右，他沮丧地坐在驾驶座上。我突然想他一定死了，因拒绝再坐他的车而使他受到致命的伤害。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的车速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么快。那老头的车速稳定在每小时四十五英里。有时他会超过白色隔离线开到另外的车道上，以这样的速度要开很久才能到。实际上这段路确实很长。68号高速公路在我们前面铺展开来，路锋一转穿入数英里长的森林，穿过坐落在森林中的几小镇，纽沙朗、奥非里亚、西奥非里亚、甘尼斯坦（这里曾名叫阿富汗斯坦，让人感到真实而陌生）、米克尼可伐尔、卡斯维特、卡斯特落克、一个个简陋的小镇飞快地消失在我们后面，每个小镇都有路标和自助加油站。随着白昼的耗尽，明朗的蓝天变得暗淡了。老头先是打开停车灯，然后又打开前灯。灯光很刺眼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甚至对迎面开来的车发出的耀眼的强光也不在意。

        墓地靠公路的这一边有道矮石墙，有两道车辙穿过石墙成了个缺口。我坐到石墙上，双脚放在车辙里象生了根一样。从这里向左右都能看到长长的历奇路，当我看见有车向西驶来，开往路易斯顿方向，我就走到路边，伸手竖起大拇指。其他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把背包放在膝盖上，让双脚重新回复力气。

        从在奥罗诺的缅因大学到安得罗瑟金郡的路易斯顿镇有一百二十英里，最快的路是走I-95收费高速公路，但如果搭便车，这路就不好走了。州警察总爱在这条路上驱赶搭车的人，甚至只站在公路的坡面上他们也会赶。如果被同个警察抓到两次，他还会开单罚你。所以，我只好从68号高速公路走，这条路从本格开始向西南蜿蜒，还是满好走的。只要你看起来不象个地地道道的神经病，就很容易搭上车，大多时候也没有警察管。我第一个搭上的车是由一个郁闷的保险经纪人开的，他把我载到了纽波特。我在68号公路和2号公路的交接处等了20分钟左右，又搭上了一位老绅士开的车，他要去波多依汉。他一边开车一边抓裤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窜来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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