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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人为什么必须要有信仰九月 什么是富有?

九月 什么是富有?

        “大先生”开始用助步器。我站在大门口,听见门里助步器“笃,笃,笃”敲打地板的声音向我走来。已经是九月了,离我去医院探望他,又过去了三年。秋天来了,树上的叶子开始变色,我注意到屋门前的车道上停着一辆我不认识的车。他唱歌的声音从门后隐隐传来:“我来啦……等着……我来啦……”

        门开了。他微笑着。比起我刚开始拜访他的时候,他更瘦了,胳膊更加嶙峋,皮肤更加松弛,头发全白了,高大的身躯佝偻下来。他的手紧紧抓着助步器。

        “和我的新伙伴打个招呼吧,”他敲了敲助步器的把手,对我说,“现在我们形影不离。”

        他放低了声音。

        “我可拗不过他!”

        我哈哈大笑。

        “那么,进来吧。”

        一如以往,我跟在他后面。他推着,挪着,蹒跚着走进了那间堆满了书和关于上帝的资料的书房。

        门口那辆车是一个居家看护工作人员的。那意味着他的身体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出现意外,也意味着随时可能有状况发生。他肺部的癌依旧在那里。但以“大先生”的年岁——现在是八十九——医生觉得没有必要开刀摘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大先生”的生理节奏慢下来,癌的发展速度也慢了下来,就像两个疲惫的竞争者,一起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终点走去。

        医生委婉地说,把“大先生”带走的,很有可能是年龄,而不是癌症。

        我们慢吞吞穿过客厅,我意识到另一个使我注意到那辆车子的原因:从我六年前拜访这个家开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家具没有变过,地毯没有换过。电视机的尺寸也没有变大过。

        “大先生”对物质从来不是很在意。

        不过话说回来,“大先生”本来也就没有多少家产。

        他生于1917年。他的双亲,就算用那个时候可怜的标准来看,也相当贫穷。阿尔伯特的母亲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是纺织品销售员,常常失业在家。他们生在布朗克斯区陶品大街一幢破败的公寓楼里。常常没有什么吃的。小阿尔伯特每天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最担忧的就是看到自家的家具被人搬到了大街上。

        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大——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在一个犹太小学上学,从日出到日落。他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玩具。有时候妈妈会买一些过了保质期的面包回来,涂上果酱,让他就着热茶吃。那是他回忆中“童年最美妙的食物”。

        生活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下,阿尔伯特只有两套替换的衣服,一套是平日里穿的,一套是安息日的。他的皮鞋是补过的,他的袜子要天天洗,否则就没有更换的了。在他的成年礼上——也就是从宗教意义上说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那天——他的父亲给他准备了一套新正装。他穿上新正装,无比自豪。

        几个星期后,他穿着这套新正装,和爸爸搭乘电车去一个亲戚家。那个亲戚很富有,是当律师的。他爸爸带上了妈妈烤的蛋糕。

        在亲戚家,一个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表哥跑过来,上下打量过他之后,哈哈大笑:“阿尔,你穿的是我的旧正装!”他高声嚷嚷着,“你们快来看啊,阿尔穿着我的旧正装!”

        阿尔伯特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涨红了脸坐着,满心羞愧。在回家的电车上,他愤恨地看着父亲,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做儿子的明白过来了,父亲是用蛋糕换了一箱子旧衣服回来,那是富亲戚给穷亲戚的施舍。

        回到家,他再也忍不住,爆发了。“我搞不懂,”阿尔伯特冲父亲嚷道:“你是个虔诚的人。你的表哥不是。你每天祈祷,他不。但是,他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的父亲点点头,然后用意第绪语,如唱歌般吟诵起来:

        这是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讨论。

        这也是阿尔伯特·刘易斯最后一次用他所拥有的物质来衡量生活。

        现在,也就是七十六年之后,物质对他来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东西几乎成了开玩笑的素材。从上到下,他穿的都像是从清仓拍卖会里淘来的。他的格子衬衫、花袜子和裤子,都出自一个廉价品牌,那个牌子的主产品包括化纤面料的裤子和带十一个口袋的背心。“大先生”很喜欢那样的款式,口袋越多越好。他会在口袋里揣上便签,钢笔,小手电筒,五元的钞票,回形针,铅笔。

        说起私人物品,他的态度就像个小孩子。价格没有任何意义,好玩才是最重要的。高科技?他最喜欢的东西是一个能够为他播放古典音乐的带时钟的无线电。高级餐厅?他最喜欢的食品是全麦饼干和花生酱小圆饼。将谷物倒进燕麦粥,再加一点葡萄干,然后搅拌一下,那就是他的大餐了。他最喜欢采购食品,但只爱买打折的东西——这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给他留下的习惯——他的超市购物之旅几乎称得上是一种传奇。他可以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里逛上几个小时,寻找最合适的商品。然后,在收银台处,他会掏出一张又一张打折券,一边和收银员开玩笑,一边骄傲地计算着他省下了多少钱。

        那么多年来,他的工资一直是他妻子代领的,否则的话他根本不会在意此事。他刚开始做拉比的时候,每年的收入不过几千美元。在为教会服务了五十年之后,他的退休工资和其他现任神职人员相比,依旧少得可怜。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加薪的要求。他觉得那样做是不合适的。他在最初上班的那几年,车都没有。一个名叫爱德·爱德曼的邻居会开车带他到费城,把他在一个地铁站附近放下,然后他再搭乘地铁去迪普西大学听课。

        “大先生”似乎用自己的生活验证了信仰和财富之间的互相排斥作用。如果有教会的教友给他财物,他会建议他们把东西捐给慈善组织。他讨厌筹款,因为他觉得神职人员不应该向人要钱。在一次布道时,他曾说过他唯一想当百万富翁的时候,是他想到如果他有了这些钱,可以解决许多家庭的财政问题。

        他喜欢的是老东西。老铅笔。老油画。他自己的祈祷书也是又旧又破,里面塞满了用橡皮筋捆绑起来的剪报。

        “我想要的东西我都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追逐更多呢?”他看着乱糟糟的书架说。

        你就像《圣经》里的一句话,我说。一个人如果拥有了整个世界,但失去了自己的心灵,那又有什么益处呢?

        “那是耶稣的话。”

        啊呀,对不起,我说。

        “不用道歉,”他笑了,“这个倒说得还蛮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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