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家：母亲和女儿。还有个一言不发的男人（女儿的丈夫）。

        一开始，我没日没夜地哭，根本止不住。我想说……我们来自塔吉克斯坦，杜尚别。那里在打仗……

        我不该讲这些事……我等着分娩，我是个孕妇。但是我要告诉你……那天几个人上公共汽车来检查护照……几个普通人，但是带着自动步枪。他们看完护照就把几个男人拖了下去……就在车门旁边……枪响了。甚至没有把他们带到一边去……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两个男人带走。其中一个很年轻，很英俊，他对他们说着什么，说的是塔吉克语，还有俄语……他叫喊着，他的妻子刚生了孩子，三个孩子在家里。而那几个人只是在笑，他们也很年轻，非常年轻。他们是普通人，只是带着自动步枪。他跪了下来……亲吻他们的运动鞋……整个车厢的人都没有作声。车子开走了，后面响起“哒哒哒”声……我不敢回头……

        我不该讲这些事……我快要生了，我是个孕妇。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有一个请求：不要写我的姓，我的名字叫斯维特兰娜。我们还有亲人在那里……如果被人知道了，会被杀死的……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不会再打仗。我亲爱的祖国这么强大，是最大的国家！苏联时期，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的生活贫困，是因为发生过大的战争，人们遭受了磨难。而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军队，没有人敢侵犯我们，没有人能战胜我们！而我们却自相残杀……现在的战争与过去不同了。我爷爷说起过那场战争……他到过德国，到过柏林……现在，邻居在杀邻居。他们曾经一起在学校读书，而他们却互相杀害，强奸同他坐在一张课桌旁的女孩子。所有人都疯了……

        我们的丈夫都不作声。男人们沉默不语，他们不会对你说什么。别人追在后面喊他，他会像女人一样跑掉。别人说他们是懦夫，因为他们背叛了祖国。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不对？难道你不能开枪，是你的错？我的丈夫是塔吉克人，他应该去打仗，杀人。但是他说：“我们走吧，离开吧！我不想打仗，我不需要自动步枪。”他喜欢做木匠，喜欢马。他不喜欢开枪。其实……他也喜欢打猎……那里是他的家乡，人们说着家乡的语言，而他离开了。因为他不想杀死另一个塔吉克人，像他一样的塔吉克人。那个他熟悉的人从来也不曾冒犯过他……他在那里连电视里的声音都不想听，会捂上耳朵……他在这里独自一人，他的兄弟们还在打仗，一个已经战死了。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还生活在那里。我们从杜尚别乘坐火车来到这里，车厢的窗户上没有玻璃，也没有暖气，非常冷。他们没有开枪，但是从外面扔石头，所以把玻璃都砸破了。他们在外面喊：“俄国佬，滚回去！入侵者！抢夺我们财物的入侵者！”而他是塔吉克人，他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孩子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女儿在读一年级，她喜欢一个男孩子。她从学校回来问我：“妈妈，我是什么人，是塔吉克人，还是俄罗斯人？”我没有对她解释……

        我不该讲这些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帕米尔的塔吉克人正在同库利亚布的塔吉克人打仗。他们都是塔吉克人，他们有一样的，一样的信仰，但是，库利亚布的塔吉克人在杀帕米尔的塔吉克人，帕米尔的塔吉克人在杀库利亚布的塔吉克人。一开始，他们是到城市广场上去喊口号，祈祷。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去了广场。我问几个老人：“你们在抗议什么？”他们说：“抗议议会。他们对我们说，这些议会的人很坏。”接着，广场空了，枪声响了。这里一转眼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家，东方国家！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里执行的是苏联法律。那里有许多俄罗斯人的坟墓，再不会有人去哭泣……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墓地里放牛……放羊……俄罗斯老人四处流浪，翻找垃圾……

        我以前是产房的护士。有一天我值夜班，一个女人要生产，是难产，她一直在尖叫……突然，跑进来一个护士，她没有戴无菌手套，也没有穿无菌服。出了什么事？怎么这样就闯进来了？“孩子们，土匪来了！”头戴面具，手里拿着枪的人冲进来，对我们喊：“交出麻醉剂！交出酒精！”“没有麻醉剂，也没有酒精！”医生被他们逼到了墙角。这时候，分娩的女人叫声小多了。她笑了，我们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一个新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俯下身去看，我甚至没记住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他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几个土匪冲着我问，他是库利亚布人还是塔吉克人？他们不是问是男孩还是女孩，而是问库利亚布人还是塔吉克人。我们没有作声……他们喊着：“他是什么人？”我们还是没有作声。他们抓起婴儿，他可能只在这个世界停留了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被他们抛到了窗外……我是护士，我看到过孩子死去的情景……而眼前……我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飞出去了……我再也不敢去想……这件事之后……我的手臂长满了湿疹，静脉曲张。我对周围一切变得冷漠，不想下床。我走到医院，又转身回来。我也在等待我的孩子……怎么生活？让孩子就在那种地方出生？于是，我们来到了白俄罗斯，这个纳罗夫拉小镇，一个安详的地方。不要再问我了……别再让我想到这些事……等一下……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怕上帝，我怕的是人……我们一到这里就问别人：“你们的辐射在哪里？”“你在的地方就有辐射。”所有的土地都有吗？人们走了，他们害怕……

        我现在不再像在那里时一样害怕了。我们不再有祖国，也没有自己的家园。德国人回了德国，鞑靼人也获准返回克里米亚，而俄罗斯人没有人需要。我们还期望什么？还等待什么？俄罗斯从来没有保护她的人民，因为它太大了，大得无边无际。坦率地说，我感觉不到我的祖国——俄罗斯，我们怀念的是另一个祖国——苏联，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下去。这里没有人拿枪，至少这一点很好。在这里，他们给了我们房子，给了我丈夫工作。我们写信给家乡的朋友，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昨天也到了这里，不打算回去了。他们是晚上来的，不敢走出车站，也不让孩子们出去，就让他们坐在手提箱上，一直等到天亮。后来，他们看到人走在街上，聊天，抽烟……路人给他们指路，还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门口。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正常生活，习惯了平静的生活。他们说，晚上你可以在街上溜达，你可以笑……上午，他们去了商店，看到黄油和奶油，马上买了五瓶奶油，当场就喝掉了。这都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的。别人盯着他们看，就像在看疯子一样……别人哪里知道，他们已经两年没有见过黄油和奶油了，就连面包也买不到。那里有的是战争……你无法向没有见过战争的人解释……战争对他们来说只存在于电影里……

        在那里，我的灵魂已经死了……我在那里生下的不也是一个死魂灵吗？这里人少，许多房子都空着……我们就住在森林旁边。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就像在火车站那样……我不喜欢战争……

        就是战争……我只能说战争……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来到切尔诺贝利？因为这里没有人会赶我们走，没有人赶我们。这里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人，上帝已经收回去了……于是我们留在了这里……

        我在杜尚别是火车站的副站长，另一个副站长是塔吉克人，我们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每逢元旦、五一节……胜利日，两家人坐在一起喝红酒，吃抓饭。他尊称我：“姐姐，我的俄罗斯姐姐。”而这一天，他走进办公室，站在我的桌子前大叫：

        “你什么时候回俄罗斯？这里是我们的土地！”

        那一刻，我失去了理智，也跳起来：

        “你的大衣是哪里来的？”

        “列宁格勒。”他惊讶地说。

        “脱掉你的俄罗斯大衣，你这个混蛋！”我扒下他的大衣，“你的帽子哪里来的？你炫耀说是从西伯利亚寄来的！脱掉你的帽子，混蛋！还有衬衫！裤子！都是莫斯科工厂做的！也是俄罗斯人的！”

        我扒到他只剩下内衣。他个头高大，我只到他肩膀，但是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儿。

        四周聚集了很多人。他大喊道：

        “走开，你是疯子！”

        “不，都给我，俄罗斯的衣服都给我！我要拿走！”我陷入了疯狂，“脱下你的袜子！鞋子！”

        我们没日没夜地连班工作……列车满载着乘客离开，人们四处奔跑……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逃离！这简直是另一个俄罗斯。夜里两点钟，我送走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后，发现大厅里还有来自库尔干秋别市的孩子没有赶上车。我掩护他们，把他们藏了起来。两名拿着自动步枪的男子朝我走来。

        “年轻人，你们在这里有什么事？”我的心猛烈地跳着。

        “谁叫你不关门，门是开着的。”

        “我刚送走一列火车，还没有来得及关门。”

        “那些孩子是什么人？”

        “都是我们的人，杜尚别来的。”

        “他们是不是从库尔干来的？是库里亚布人？”

        “不是，是我们自己人。”

        他们离开了。如果他们打开厅门，会有什么后果？……子弹马上就会射进我的脑袋！那里只有一个权威：带枪的人。早上，我把孩子们送上开往阿斯特拉罕的火车，命令他们把孩子当作西瓜运输，不要开门。还有什么比人可怕的？

        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不时回头看一眼，我总以为有人在跟踪我……在那里的日子，我做好了随时会死掉的准备……从家里出来，我总是穿着整洁干净的上衣、裙子和内衣。可能突然会被人杀死！现在我一个人走在树林里，什么也不用怕，树林里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我一边走，一边想：是不是所有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有一次，我遇到了猎人，他们带着猎枪、狗，还有放射剂量检测仪。他们一样是带着枪的人，但是我不担心，他们不会朝着人开枪。会听到枪声，我知道那是他们在射杀乌鸦，要不就是兔子。所以我在这里不害怕……我不可能害怕大地，害怕水……我怕的是人……花一百美金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支自动步枪的人……

        我记得有一个塔吉克小伙子，他在追另一个小伙子……我看他跑步的样子，呼吸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他想要杀那个人……好在那人躲了起来，逃过了一劫……这时候，那个塔吉克小伙子走了回来，到我跟前说：“大姐，您那里有水吗？”他神态自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车站里有一桶水，我指给他。我看着他的眼睛，问：“你们两人为什么要互相追逐？为什么要杀人？”他好像很不好意思，“大姐，你说话小声一点儿。”当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假如他们是两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把我逼到墙角。一对一的时候，你还可以和那些人好好说话……

        我从杜尚别到了塔什干，但我还要走更远，到明斯克去。结果，没票了，一张也不剩！他们安排得很巧妙，只要不掏钱贿赂，你就别想上飞机。他们没完没了地找麻烦，吹毛求疵，行李不是超重，就是超体积，要么是某样东西不能带，你得拿出来。他们给我的行李过秤了两次，我才明白过来。我塞了钱……“早这样不就行了，就用不着啰唆了。”就这么简单！而在此之前……我们的两个货柜，有两吨重，被他们卸了下来。“你们从战区来，会不会带了武器？带了大麻？”我去找他们领导，在接待室遇到一位体谅人的妇女，她首先给我上了一课：“你找谁也没有用，你再要求公正，他们就会把你的货柜扔到野外去，你那些东西都会被抢光。”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一夜没睡，把货柜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衣服、床垫、旧家具、旧冰箱、两袋书。“你们有珍藏的图书？”他们去看了，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他们笑了。“你有几台冰箱？”“一台，被我们用坏了。”“为什么没有填申报单？”“我们怎么会知道要填单子？我们也是第一次从战争地区出来逃难……”我们同时失去了两个祖国——塔吉克斯坦和苏联……

        我一个人走在森林里，边走边想。别人都围着电视看，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那里还有什么。我不想看。

        曾经的生活……别样的生活……我在那里还是个人物，我有铁路部队中校军衔。我刚到这里时没有工作，后来被安排到市委做清洁工，擦地板……从前的生活已经过去……而我已经没有力气过另一种生活……一些人同情我们，也有人讨厌我们：“那些难民夜里会偷挖我们的土豆。”我母亲说过，在那场战争中，人们更会互相体谅。前一阵，人们在树林里发现一匹死马，另一个地方发现一只死兔子，都不是被人打死的。大家显得很担心。可是发现死去的流浪汉时，他们却一点儿也不惊讶。

        大家看死人，已是司空见惯了……

        列娜·M.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她坐在门槛上，好像摆姿势准备拍照。五个孩子坐在她身旁，还有他们带来的猫——“暴雪”

        我们离开家园，就像逃离战争……

        我们带着全部家当，还有猫，一直走到车站。火车走了十二个昼夜，最后两天，我们就只剩下罐装酸白菜和白开水了。我们有的拿着铁棍，有的拿着斧头，有的拿着锤子，守在门口。我告诉你……有一天夜里，几个匪徒攻击我们，差点儿把我们杀了。他们会为了一台电视机或者电冰箱杀了你。我们就像战争爆发时一样逃难，虽然在我们生活的吉尔吉斯斯坦暂时还没有开枪。

        在奥什，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发生过大屠杀……但是很快平息下来了。那只是隐藏了起来。空气中还有那些气味，在街道上也有……我告诉你……我们是俄罗斯人，当然，吉尔吉斯人也怕……在他们那里排队买面包，他们会喊叫：“俄罗斯人，滚回去！吉尔吉斯斯坦是吉尔吉斯人的土地！”然后再把你从队列中拉出去，还要讲上几句吉尔吉斯语，好像是说：“我们的面包自己都不够，还得给你们吃。”我的吉尔吉斯语很差，会的几句还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买东西学到的。

        我们以前有祖国，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是哪里人？我的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我出生在吉尔吉斯，嫁给了鞑靼人。我的孩子是哪里人？他们的国籍又是什么？我们的血液都融合在了一起。孩子和我的护照上写着“俄罗斯人”，可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苏联人！但是，我出生的那个国家没有了。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地方已经消失了，那段曾经是我们祖国的时间也不存在了。我们好像蝙蝠。我有五个孩子：大儿子在读八年级，小姑娘在上幼儿园。我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我们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但是我们还在。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我在那里建造了工厂，在工厂工作。“滚回你自己的土地吧，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除了孩子，他们什么也不让我们带走：“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的东西在哪里？所有的俄罗斯人、苏联人，都逃走了。哪里也不需要他们，没有人期待他们。

        而我曾经是幸福的。我的孩子们都得到了爱……我是这样生下他们的：男孩，男孩，男孩，然后是女孩，女孩。我不想再说了……我要哭了……我们会在这里生活。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切尔诺贝利，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这里的鸟儿和我们家乡的一样。还有列宁的雕像……（我们已经走到门口，我与她告别，她又继续说）一大早，有人用大锤砸邻居的家，把窗户上的木板拆下来。我遇到一个妇女：“你们从哪里来？”“从车臣来。”她没有再说话……围着黑头巾走了……

        遇见我的人都很诧异……无法理解……“你对自己的孩子做了什么，你要杀死他们吗？你这是在自杀。”我不是要杀死他们，我在拯救他们。我才四十岁，头发就已经全白了——才四十岁啊！一次，他们领回家一个德国记者，他问我：“你会把孩子带到一个有鼠疫或霍乱的地方吗？”鼠疫或霍乱……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些可怕的东西。我没有看到。它也不在我的记忆里……

        我害怕人……怕带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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