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始建立，1953年初成体系的国有粮食系统，长期以来都是令人眼红心热的单位。由于旱涝保收，一直是人们求职的热门行业。农转非、军队转业复员、招干转干、大学分配以及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涌向粮食企业。

        也正因为如此，粮食系统人员是在所有单位中增速较快、膨胀较多的。1952年，全国国有粮食部门的职工队伍是22万人，1984年达到227万人，到1991年猛增到520万人，1993年底经改革分流后还有260万人，但到1997年7月又变为400万人。其中100万离退休，300万在职。在粮食系统职工中，真正从事粮食收储工作的只有100万，其他200万人“什么业务都干”。人越多开支越大，成本越高，负担越重。河北省粮食系统光离退休人员就有2.6万人，一年各项开支费用达到2亿多元。如此沉重的人员包袱，企业又怎么会有活力呢？

        这次粮改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政企分开，让从事政策性业务的人员专心从事政策性业务，让从事商业性经营的人员认真进行商业性经营，二者截然分开，两线运行，这样既保证国家指定的政策性业务有效完成，又促进了粮食经营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增加活力。与此同时，国务院还要求在现有基础上精简人员，停止粮食系统任何名义的增编、招工等，以减轻粮食系统的负担。

        除了人员负担，就是挂账负担。现在全国国有粮食系统的挂账额已接近粮食企业全部固定资产原值，许多企业的挂账额甚至超过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总和，企业处于破产或半破产的边缘。如果不迅速解决挂账问题，粮食企业不会被压垮也会被拖垮。像安徽省，28亿元挂账，一年利息就达3亿多元。四川省绵阳市政策性亏损挂账达2亿多元，加上该市粮食系统仅离退休职工就有2000多人，经营困难，以至在市场上处于弱势。目前该市从事粮食经营的个体商家达3700多个，相当于国有粮食企业的12倍，出现了“游击队”包围“正规军”的格局，多渠道经营的粮食已占社会粮食商品总量的45.6%。再这样发展下去，国有粮食企业将失去市场控制权。

        难怪说我们得为卖粮的找饭吃了。

        粮食企业连自下而上都相当困难，自然很少有钱建仓扩仓。从1949年到1989年40年间，国家共投资建仓费74亿元，平均每年仅1.85亿元，实如九牛一毛，杯水车薪。近10年国家大幅度投资建设了一批仓容，但与逐年递增的粮食生产量和储备量相比，仍远远不足。现有的粮仓中有500多亿斤容量是70年代以前建的，仓容有限，标准较低，近几年每年还有40多亿公斤的仓容报废，这对于一个年产粮食近50000万吨的产粮大国来说，是典型的先天不足。这几年粮食企业硬着头皮勉强收购的粮食，无处可放，只好打露天堆，结果霉烂变质损耗数额惊人。

        从客观上讲，国有粮食系统目前存在的困难，大都是粮食流通体制不顺而引起的，这是下面一章我们要详细论述的，但国有粮食部门一直没有改革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1996年到1997年这一段时间，农发行对粮食部门敞开供应资金，本来目的很清楚，就是不向农民“打白条”，以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到了粮食部门这一边，就成了谁都拿不到资金，而它能以收粮的名义拿资金。所以粮食部门不光自己拿，挤占挪用，还帮别的系统、部门拿。紧缩银根，天底下没有哪个企业能获得银行这样的待遇。市场没有了，政策前提没有了，任何约束也就没有了，结果粮食部门有了“集体意识”——亏损有理，不亏白不亏；多占用贷款有利，不占白不占。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研究中国粮食政策长达16年，他认为“粮鼠”问题久治无效的根本原因，在于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太滞后，在于现行政策赋予国有粮食企业政策性经营与赢利性经营的双重职责——一是定价收购，吞吐库存等政策性责任，二是在销售上进行竞争动作的盈利责任。前者容许合理亏损，后者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问题在于，面对数以万计的粮食企业，国家无法保证它们不把后者的成本打入前者，瞒天过海。

        相对其他国有企业来说，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进入市场迟，冗员多，经营管理水平低，活力明显不足。而一些粮食企业负责人把其简单地归结为粮食商品的特殊性与粮食流通体制的不顺，虽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粮食企业本身没有责任，没有潜力可挖。在下一章我们介绍的98新粮改方案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便是国有粮食企业自身的改革。事实说明，国有粮食企业只要完善经营，大胆改革，照样能创造出骄人的成绩。1996年，山东省有59家城市国有粮食企业搞连锁经营，全年盈利352万元，而不搞连锁经营的529家，全年亏损1700万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而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粮库的经验也值得我们深思。这个粮库是京哈线上的一座大型国家储备库，每年粮食经营量70万吨左右，这个粮库以前一直盈利，1996年首次出现亏损1037万元。当时有人提出亏损主要是国家政策造成的。可粮库领导班子细致地算账后发现，政策性因素固然存在，经营管理上的漏洞同样不容忽视。范家屯粮库算细账，算小账，千方百计抓扭亏，1997年便将亏损下降到400万元，一年节省的费用就到100万元。

        吉林省蛟河市庆岭粮库更是一个改革取得成效的典型。这是一个小型非沿线仓储企业，在全国众多粮食企业面临巨额亏损的严峻形势下，庆岭粮库却创造了自1984年以来连续15年无亏损、累计实现利润230万元、职工收入平稳增加的好业绩。他们是怎样做的呢？首先是把企业当家过，一点一滴地省。他们坚持不懈地严格管理、精细核算、认真考核，使庆岭粮库15年里粮食一吨不亏，资财一件不少，连包装物也一件不丢。在经营管理上，他们灵活经营抓创收，一分一厘地挣。庆岭粮库是个小库，国家每年补贴的费用不足30万元，而年经营费用50多万元，缺口20多万元。过去是缺多少国家给补多少，但他们没有等靠要，而是主动适应，迎接挑战。既靠粮食生财，又搞多种经营，两条腿走路，因此他们15年来不仅没有亏损，反而创收110万元。

        吉林省委书记王云坤考察这个粮库后，动情地说“吉林省粮食系统如果都像你们这样把企业当家过，全省粮食企业就不会亏损160个亿。”

        是的，假如全国的粮食企业都像他们这样做的话，那国家也绝不会为现在2000多亿元的亏损挂账而伤脑筋了。

        他们的经验说明什么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得非常清楚：只有坚持改革，真正建立起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机制，坚决走减人增效、下岗分流的路子，切实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成本费用，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效益。

        一句话，只有改革，才是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惟一的出路；同样，只要改革，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又一定能重振雄风，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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