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尔滨东南郊的拉滨线上有一个平房火车站。

        平房南面的大片耕地上，修起了一群使人看到外表就觉得阴森可怕的黑紫色高大建筑物。

        建筑物四周，筑起了高墙，把它们同外部严密地隔绝开来，在墙外还特别安装了一道铁丝网。从火车里看到这些建筑物，人们首先感到惊奇的就是，这里耸立着一根根与环境很不谐调的极高大的烟囱。这就是对外以“防疫给水部”为名称的细菌研究所——日军石井部队。

        这里是一个军事特区，同军事要塞一样，没有关东军司令官的许可，是任何人都禁止涉足的禁地。日军在战败的时候，惟恐暴露其秘密，竟用炸药把这里夷为平地。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拒绝在禁止使用细菌与毒气的国际条约上签字。他们认为，细菌与毒气是最廉价、最有效的杀戮手段，很早以前就着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准备细菌攻击战。与此同时，又在“奉天医科大学”建立了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实验基地。指导这一阴谋活动的，就是人类公敌——石井四郎。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天皇为大规模准备细菌攻击战，下令设立七三一部队，即石井部队。一头负了伤的野兽在最后挣扎时，往往表现出空前的残暴与野蛮。

        1942年1月，在去平房视察细菌实验情况之前，石井四郎曾对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及该司令部第三科长吉房虎雄（即本文作者——译者注）说了这样一番话：“细菌攻击战的第一个特征是其效力之伟大。钢铁成的炮弹、炸弹只能杀伤周围一定范围内的人，受伤者很快就能治愈，可以再度参加战斗。而细菌战，不仅其效用能够人传人、村传村地不断扩大，而且其毒害可以深入人体内部，其死亡率比炮弹、炸弹要高得多。还有，一旦受伤以后，想治愈是很困难的，很难期望这些人再度投入战斗。”

        这是多么狰狞的一副嗜血成性的饿鬼的嘴脸哪！他接着又说：“细菌攻击战的第二个特征是，对于缺乏钢铁之日本，这是最合适的，所需经费最低的战争方式。当然，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但是，实验材料不足，是绝对不行的！”

        吉房听了这番话，当然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称是。他认为，参加细菌战争的准备工作，是宪兵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的重要时刻应当完成的重任之一。

        原守司令官在踏上归途的汽车中问吉房道：“怎么样？大开了眼界吧！”

        吉房答道：“是的，这太重要了。我一回去，一定马上下令，加强同石井部队的协作！”

        吉房说完，原守说：“好，就这样决定了！”他当场就下令了。

        对于完全丧失了人性与良心的日本宪兵说来，什么人道主义，什么国际法，都是无关痛痒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声称要对中国东北实行“严厉惩处”，公然授权各地部队可自行决定任意屠杀中国人民。但是由于中国抗日战士们的坚持不断的斗争，1937年，日军不得不在表面上宣布停止“严厉惩处”。

        此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军医石井四郎、参谋山冈道武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部员松浦克己等人之间秘密地制订了取代这一“严厉惩处”的新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计划。那就是，要把中国人当成培养细菌的活体材料。

        1937年末，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关于特别转移处理的规定》这一秘密命令。所谓“特别转移处理”，就是，由宪兵队及伪满洲国警察非法逮捕中国人，只要认定谁是“重罪犯”，便可以不经过审判便由宪兵队转移给石井部队，拿他们充当细菌实验材料而折磨致死。

        1941年8月，新上任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科长吉房中校，为了克服晋级大佐路上的障碍，想要拼命地“干出成绩”来。他决心以这次参观石井部队为向上爬的好机会，尽力增加“特别转移处理”的成绩。于是，他以“国境防谍”为借口，下令强化无线电侦察，不仅鼓励各宪兵队这样做，还颁发奖金和奖状，要求下面以各种手段来增加“特别转移处理”的数字。

        对于吉房的命令，下属的宪兵队长们就像觅食的豹子一样盯住了这一诱饵。宪兵们也都红了眼。他们纷纷“立功”，以此取得“奖状”与“奖金”，得到“晋级”与“荣升”。

        1941年，鸡西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队长津田准尉，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便捏造了一个探听机密的罪名，强加在国境附近的三名善良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将他们捉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3年，奉天宪兵队特高科长小林喜一以刺探日军情况为借口逮捕了两名爱国者，对他们进行“策反”不成，便送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4年，牡丹江宪兵队长平木武根据汉奸们的谣言，把部下今别府少校逮捕了，说他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残酷拷问，使他受伤致残，连路都不能走了，最后又把他送去做“特别转移处理”。

        1940年，佳木斯宪兵队长秸武夫中校，想为自己搭好向上爬的阶梯，以便比别人更早地晋升为大校，便苦思冥想地打鬼主意，在长春当分队长时，曾对民间的宗教关系，特别是对“在家里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于是，他从这儿入手，捏造了一份包括相当多中国人的反满抗日黑名单。然后，他一举把这几十名和平居民都逮捕起来。各种拷问手段都用过了，可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根据，当然得不到所期望的结果。于是，他便按照心中早已制定好的计划，通过宪兵之手，把十多个人作为“特别转移处理”而送到石井部队去。这一所谓的“优秀成果”，不用说，为他后来当上宪兵队司令部的科长并晋升为大校奠定了基础。

        1944年8月，当了鸡宁宪兵队长的上坪铁一中校，日日夜夜想着未来的荣升。在当年11月初，他终于以刺探军情、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为借口，把住在平阳的善良农民张玉环女士及其父亲等15人逮捕起来。

        上坪催逼着部下，要求他们一定要抓出“东西”来。平阳分队长曾场中尉带着手下的30名宪兵，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既不让“犯人”吃饱饭，又不让“犯人”睡觉，夜以继日地进行凶残的拷打，可是，什么事实也没抓到。上坪耐不住性子，亲自来到平阳，直接指挥拷问。

        张女士被折磨的眼窝深陷，双颊瘦削，头发蓬乱，遍体鳞伤。可是，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到苏联那边去了一趟，把中国农民处于绝境的痛苦告诉他们了，这有什么不对！”此外，就一言不发了。

        而她的老父亲，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已经完全脱相了。他毅然说道：“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为中国人的将来担忧，这有什么过错？你们有什么理由逮捕我？”他仍然目光炯炯，充满了自信。看到这些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好像燃烧着的烈火，上坪气得浑身发抖。他想，已经审问了一个月还一无所获，看来不能继续下去了。可是，如果把他们这样伤痕累累地放出去，那是根本不行的。何况，他早已把这“检举了15人的重大事件”向司令部作了报告。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变成自己的“成绩”。于是，他就把张女士及包括她父亲在内的身上伤痕最重的6个人作为“特别转移处理”送到石井部队去。

        就这样，各地的宪兵队不断地以“特别转移处理”为名，使用“送去几根圆木（马鲁太）”、“送去几件行李”等暗语，同哈尔滨宪兵队进行联络。被如此处理的爱国者，来到哈尔滨火车站，先被送到哈尔滨宪兵队，然后再送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在那里的拘留所打个半死进行拷问，直到深夜才用特制的载重汽车送往石井部队这个最后的地狱里。

        在1942年一年里，以这种方式由宪兵队进行“特别转移处理”的中国爱国者，至少有150人。

        另外，再加上特务机关与伪保安局送去的爱国者，从1937年起到1945年的9年里，被石井部队杀害的至少有4000人。

        这4000名爱国者，都是在我1942年1月参观过的石井部队的那座房子里被惨无人道地杀害的。

        那次参观的时候，我是跟在石井和原守身后，提心吊胆地走进去的。

        从石井部队的正门开始，我们连续走过了几道又厚又结实的门，又走过一段宽1.5米，长15米左右的走廊。从这儿向右拐，有条小走廊。小走廊两旁都是安着铁栏杆的一间挨一间的牢房。这里是专门使人感染鼠疫的地方。那第一间牢房里，有个中国工人模样的、身穿浅蓝色衣服的四十岁上下的男人，正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接受鼠疫感染。在牢房的昏暗光线下，他那张双目失明的苍白的面孔，简直像个蜡人似的。不知是被绑得结结实实一动不能动，还是被注射了麻醉药，他就像具死尸一样躺在那里。

        在相邻的一间牢房里，有个三十五六岁的瘦得皮包骨的男人，双手被绑在身后坐在那里。一个穿着胶皮衣服、胶皮鞋子、戴着防毒面具和胶皮手套的军医，正摁住那男人的只有拳头大小的臀部，让跳蚤去咬他，使他感染鼠疫菌。那人瘦得两肩都像要掉下来似的，穿着一件又破又薄的衣服。从衣裳的破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那像死尸一样的胸部，有五处直径大约一寸的溃疡，整个胸部都是红肿的。“这是鼠疫菌感染之后留下的痕迹”，石井向我们说明道。接着他又说：“鼠疫患者的特征是步履蹒跚。”

        那个男子被军医用皮鞭抽打着站起身来，只向前走了两三步，就咕咚一声倒下去，嘴里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哀叫。

        我们来到小走廊尽头，向右一拐，看到了三个农民打扮的男人。他们大约三十五六岁年纪，戴着手铐和脚镣坐在那里，两膝并拢着，又把两手放在两膝上。三个人都瘦得不成样子，可是，他们的六只眼睛燃烧着愤怒火焰，目光如箭射向我们脸上。

        他们的眼里反射着从昏暗的小窗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好像闪着鬼火一样盯着我，使我感到如一桶凉水兜头浇下，浑身打了一个冷战。

        “这是进行冻伤实验的地方”，石井说明道。

        那些人的五指，都从第二个关节烂掉了，在断头的地方，红、白颜色相间，烂成粘乎乎一片。这是在把手先冻伤之后，再分别浇上零度的水或和体温相同的水，而造成的实验结果。

        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忍受着极度的痛楚坐在那里的三个人，用眼睛瞪着石井，好像马上就要扑过来的样子。

        我们顺着这条走廊又走3米左右，向左一拐，来到了解剖室。这儿有3名军医正站在门口向室内张望着。他们一看到石井便一齐敬礼。

        大约3米宽的屋子正中央是一个大解剖台。台上正放着一个人体的躯干部分，肋骨一根一根地清晰可见，鲜血滴滴答答地流到水泥地上，发出暗黑色的光。头盖骨被锯开，流出了脑浆的头颅，放在那人体躯干的右侧。被切得七零八落的四肢，堆在屋子右角。屋子里难闻的血腥臭味直往鼻子里钻。“解剖完了的尸体，就投到那个炉子里去烧掉。为了减轻焚尸的臭味，特地把烟囱修得高高的。在这个解剖室里工作过的军医，有人后来变成了疯子。”石井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冷笑，这样说明着。

        就这样，4000名爱国者，有些人被植入霍乱、鼠疫、伤寒、赤痢等病菌，患病而死；有些人被活活地解剖而死；有些人因毒药实验而死；有些人因冻伤实验而死；有些人因枪伤实验而死 总之，他们是被强加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而死去的。

        那几根高高的大烟囱，日日夜夜地向高空冒着白烟。那白烟里充满了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无限仇恨而牺牲的爱国烈士们的无声的、严正的抗议。那白烟已经化为中国人民胜利地建设人类和平幸福生活的宝贵基石。在这块基石上，也刻下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

        作者简历：

        1897年7月26日生于长崎县谏早市久山町991号。1921年8月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年10月成为熊本的骑兵第六团骑兵少尉。1932年5月到熊本宪兵队总部当宪兵，后到朝鲜平安北道江界任宪兵队长。从1932年6月到12月，到侵略中国辑安、临江的朝鲜军国境守备队的久留米宪兵队任队长。以后，到东京宪兵司令部任部员、副官，后调到关东宪兵司令部任部员、第三科长、大连宪兵队长、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副官。1944年8月，任平壤宪兵队长一直到战败。

        本文是作者任关东宪兵司令部部员兼第三科科长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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