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諱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2]洪武初，命三月一次較勘斛斗秤尺。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一閧之市，兩斗竝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畆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畆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畆者。[3]大名府志，有以一千二百步為一畆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為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覈墾田頃畆，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煚為冀州刺史，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儻亦可行於今日者乎。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為之。商鞅决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1]宋史劉韐傳，鑑湖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為田，衍至六倍。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隷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於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以近郭為上地，遠郊為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為畆。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鹻薄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畆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册。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旣因其地之高下而為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一敷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它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粮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未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4]解縉大庖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或瘠鹵而稅反重。是則洪武之時，即已如此。而中原之地，彌望荊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弊之端，古今一轍。而井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三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準尺，以尺準步，以步準畆，以畝準賦，倣江南魚鱗册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草馬稅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煙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
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比輔，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邽在渭北，而併於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7]屬真定。威縣[8]屬廣平。之間，有新河縣[9]屬真定。地。清河[10]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11]屬東昌。地。鄆城[12]屬兗州。范縣[13]屬東昌。之間有鄒縣[14]屬兗州。地。青州之益都等縣，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靈丘廣昌二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藪奸誨逋，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15]屬開封。之縣署，地糧乃隷於汝陽[16]屬汝寧。者。則錯互不可不正也。衞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坍。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至於爭鬪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17]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以州之民戶不及三千者，皆改為縣，改者三十七州。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乖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其經界，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
宋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上書，請罷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仁宗從之。其詔書曰：「歷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以是雖當王安石之時，而於茶法未有所變，其說可通之於鹽課者也。
漢晁錯言：「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文帝從之。故文、景之富，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若乃塞之斥也，橋桃致馬千匹。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則民間之馬其盛可知。武帝輪台之悔，乃修馬復令。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蔭，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古之人君，其欲民之有馬如此。惟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閭裡有馬成群，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為之而小效者也，然未及修漢唐復馬之令也。
松江李雯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論鑿鑿可行。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更稻來東吳」為證。余於鹽法亦引子美詩云：「蜀麻吳鹽自古通。」又曰：「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又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鹽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國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18]是時方孝儒，有因其曠土，復古井田之議。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隷幷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墾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輕起科，則例每畆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稟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19]見實錄成化四年三月。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之不均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畆，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畆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减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幷之徒。[49]食貨志，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刼者，富人刼奪其稅，侵欺之也。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畆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畆一斗。[22]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畆，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畆，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然則宋初之額，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國，初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畆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23]元史耶律楚材傳。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畆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24]宋史言，建炎元年，籍沒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減租三分。洪武初，未有以此故事上言者。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25]王叔英疏，亦言輸之官倉，道路旣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獘更多，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自洪武時已然矣。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粮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粮，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至洪以來，一府稅粮，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旣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粮額遞减三分二分外。[26]即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松江一府稅粮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歲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月之間，所免稅粮，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齊，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勅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監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稅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於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徵稅之實矣。
後魏雖起朔漠，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供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畆，而芸七畆，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戱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旣積，黎元永安。愛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强者幷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畆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畆，婦人二十畆，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畆，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畆，依法課蒔榆棗，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有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畆，舊稅五升，小民佃租富室田畆，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畆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况盡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於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將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畆稅六斗，則田地無拋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議。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詔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旣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畆，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上不許。七年三月庚申朔，詔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詔書減免，不許故違。辛酉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濙等皆頓首謝。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耕作旣勞勩，輸納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戶部奏，浙江直隷蘇松等處，減除稅糧，請命各處巡撫侍郎，幷同府縣官，用心覈實，其官田每畆秋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明白具疏，送部磨勘。從之。[27]按嘉靖十七年，册長洲縣田，猶有七斗以上者，今與民田通均，而猶三斗七升。是此旨當日未盡奉行也。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官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誅韓??胄。明年置安邊所，凡??胄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有奇，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畆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始於浙西六郡，凡田畆起租滿石者，予二百貫，以次遞减。有司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28]理宗紀，言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而平江之田獨多。[29]似道傳，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松江府志，言元時苗稅公田外，復有江淮財賦都總管府，領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財賦府，領籍沒朱清張瑄田，以供中宮。[30]元史天曆二年，十月，立平江等處田賦提舉司。稻田提領所，領籍沒朱[31]國珍管[32]明田，以賜丞相脫脫。撥賜莊，[33]在上海十九保。元史至正四年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為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領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等田，[34]又有汪關關滿經歷田。以賜影堂寺院。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雲宗僧田，[35]元史成宗紀，大德七年七月，罷江南白雲宗總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仁宗紀，至大四年，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選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皆不係州縣元額。而元史所記賜田，大臣如拜住燕帖木兒等，諸王如魯王琱阿不剌，郯王徹徹禿等，公主如魯國大長公主，寺院如集慶萬壽二寺，無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張士誠據吳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於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時買獻之產，徧於平江，而一入版圖，亦按其租簿沒入之。已而富民沈萬三等，又多以事被籍，是故改平江曰蘇州，而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知府况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地土，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詔减什之三，而猶為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畆之糧，化而為十四畆矣。[36]實錄，宣德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戶部奏，直隷松江府沒官田，宜準民田例起科，上從之，命各處官田糧俱照此例。此固其積重難返之勢，始於景定，訖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於是巡撫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寬官佃。而租額之重，則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農具車牛，其始皆給於官，而歲輸其稅。浸久不可問，而其稅復派之於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國家之所有，而耕者猶人家之佃戶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為一册而徵之。猶夫宋史所謂一曰官田之賦，一曰民田之賦，金史所謂官田曰租，私田曰稅者，而未嘗併也。相沿日久，版籍訛脫，疆界莫尋。村鄙之氓，未嘗見册，買賣過割之際，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飛灑移換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謂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訟端無窮，而賦不理。[37]景泰二年十一月庚戌，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承納及歸併則例。四年五月庚申，詔巡撫直隷侍郎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佃。先是正統中，戶都會官議，令江南小戶官田，改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戶民田為官田，以備其數。旣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務使民田量帶官田辦糧，以甦貧困。但行巡撫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係官豪占據，莫能究竟，其獘仍舊。至是郁復以為言，戶部請從其議，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滯者，執治其罪。從之。於是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剏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畆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畆科二斗九升矣。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然而為此說者，亦窮於勢之無可奈何，而當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無異論。亦以治如亂絲，不得守二三百年紙上之虛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38]惟唐太常鶴徵作武進志，極為惋歎。抑嘗論之，自三代以下，田得買賣，而所謂業主者，即連陌跨阡，不過本其錙銖之直。而直之高下，則又以時為之。地力之盈虛，人事之贏絀，率數百年而一變，奈之何一入於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動也？且景定之君臣，其買此田者，不過予以告牒會子，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國。[39]宋史言，買公田五千畆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畆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畆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畆至三百畆，全以會子。及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四百餘年之後，推本重賦之繇，則猶其遺禍也。[40]宋史謂其獘極多，其租極重，及宋亡遺患猶不息，亮哉斯言！而况於沒入之田，本無其直者乎？至於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則夫官田者，亦將與册籍而俱銷，共車牛而盡矣。猶執官租之說以求之，固已不可行。[41]隋書李德林傳，高祖以高阿那肱衞國縣市店八十區，賜德林。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氏强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則是以當代之君，而還前代所奪之地價，古人已有之矣。又考後漢書，譙玄子瑛，奉家錢千萬於公孫述以贖父死。及玄卒，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勅所在還玄家錢。則知人主以天下為心，固當如此。而欲一切改從民田，以復五升之額，即又駭於衆而損於國。有王者作，咸則三壤，謂宜遣使按行吳中，逐縣清丈。定其肥瘠高下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塗蕩，以升以合計者，附於册後，而槩謂之曰民田。惟學田屯田，乃謂之官田，則民樂業而賦易完。視之紹熙以前，猶五六倍也。豈非去累代之橫征，而立萬年之永利者乎？昔者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隷州縣，其田廬牛農器，竝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萬緡以資國。[42]宋紹興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為宋齊丘食邑，故輸三斗，後遂為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科米二分。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嗚呼！以五代之君，猶知此義，而况它日大有為之主，必有朝聞而夕行之者矣。
今存者，惟衞所屯田，學田，勳戚欽賜莊田，三者猶是官田。南京各衙門所管草場田地，佃戶亦轉相典賣，不異民田。蘇州一府，惟吳縣山不曾均為一則，至今有官山私山之名。官山每畆科五升，私山畆科一升五勺。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20]據諸職掌。天下夏稅秋粮，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一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粮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隷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21]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餘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粮，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畆只稅米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畆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雇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本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為然。
「析因夷奧」，先王之所以處人民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先王之所以處廄馬也。
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隸行宮，今隸總所。[43]宋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為額。王弼[44]成化十一年進士，溧水知縣。永豐謠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畆官田三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里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未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45]元史閻復傳，言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
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末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畆青苗錢，以給百官俸。[50]田一畆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51]此與宋王安石所行青苗錢之法不同，彼則當青黃未接之時，貸錢於貧民，而取其息。本謂之常平錢，民間名為青苗錢耳。遂為後代豫借之始。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出。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桑含穗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於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未若同光之甚，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
今時十里一鋪，設卒以遞公文。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役徭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畆，餘用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遂廢。
今邊郡之民，旣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弘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旣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勢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按塩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制，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52]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真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53]後漢書采入本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為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龎之化，豈難致哉？
吳華覈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釆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斲雕為樸，意亦可行之會乎！
《續漢·輿服志》曰：「驛馬三十里一置。」《史記》：「田橫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至屍鄉廄置」是也。唐制亦然，白居易詩：「從陝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車馬十三程」是也。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時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六日而達。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止於十驛也。古人以置驛之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故，盍一考之前史乎？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驅民而適樂郊者乎？
古人以三十里為一捨。《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為「退一捨」。而《詩》言：「我服既成，於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然則漢人之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矣。 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賢尹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但以供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艱厄，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
《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註：「師古曰：郵亭書捨，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幷冒偽，未嘗考按。[5]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輙加威刑。公田旣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6]宦者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轉運征斂送納皆准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唐劉晏為轉運使，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上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今日鹽利之不可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讀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恆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殺傷，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鍾之政也。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其畆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幷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畆之收，不能至三石，[46]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畆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旣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於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47]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其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48]本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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