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所小学校的校长，在倡导孩子们自觉培养读书习惯的时候，脱口说出一句话——如果截止到某月某日，大家的读书量都达到了15万字，那么我将会高兴地从家里爬到学校去。

        也许孩子们都巴望着看到他们的校长是怎么样从家里爬到学校来的吧，总之，到了那一个日子，每人的读书量都达到了15万字，有的孩子还超过了。

        于是他们在学校里给校长打电话，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当然，首先是通报了他们的读书情况。

        校长听了很高兴，欣然答道：“那么你们等着吧，我这就从家里爬到学校去！”

        于是他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长距离的爬行。马路上自然是不允许一个能够行走的人按自己的路线爬行的，他只得绕路从一块草坪爬向另一块草坪，曲折接近学校。过往车辆的司机们明白了他为什么爬行后，纷纷鸣笛向他致意，为他加油。许多孩子得知自己的校长说到做到，离开学校迎接他，陪伴他爬行。

        他磨破了几双手套，磨破了裤子，磨破了膝盖。三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爬到了学校，全校学生为之欢呼，争着与他亲吻、拥抱。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

        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它登在《译林》杂志2007年第10期，非原发之文，摘自《天津日报》。很短，题目是《信守承诺》。

        有些短文受我喜欢，乃因使我联想多多。

        此短文便使我联想多多，而且都与信守承诺的榜样无关。

        首先我想到的是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关系。

        说到底，我们人类社会也是由几种人类关系构成的，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其次是“治”和“被治”的关系；再其次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当然，还有穷与富的关系；精英者与平凡者的关系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之人类关系，说到底无非是两种关系，即现实关系和心理关系。现实关系主要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心理关系则大受文化的影响。有时文化对人类之心理关系的影响，反而要强大过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现实关系。进言之，没有文化作用的介入，人类对和谐社会的祈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不仅是政治纲领，更是文化纲领。

        而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人这儿，虽然当下已被研究很多，关系很多，但基本立场往往是大人们的立场，即强者和优势者的立场。一方面，大人们对孩子们的越来越自我中心，甚至越来越霸悍忧虑重重；另一方面，孩子们却一向觉得，相对于大人，他们普遍是弱者，是“被治”之人。从心理学上分析，全世界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接近着受大人们“压迫”的“小人儿”心态。这一种心态所巴望的，往往不是“再多爱我几分”或“我们是平等的”，有时直接就变弱为强，让大人们也尝尝弱者“下场”的机会。连所谓“女权主义”的产生，那也根本不是因为全世界的男人爱女人爱得不够了，或人类社会到了近当代，男女平等的意识反而比古代还倒退了，它也直接就是女人们企图“也让男人们尝一尝弱者滋味”之心理的社会反映。

        女人们尚且如此“耍小孩儿脾气”，何况孩子们本身？

        美国的孩子们伺机“报复”大人们的心理最强烈。美国佬深谙他们的孩子们的此种心理，他们以大人们的“老谋深算”应对之，方式方法之一便是以大量的娱乐文化加以抵消，所以美国拍出了世界上最多的儿童电影。而在不少美国版的儿童电影中，儿童不但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还是强者、优势者、大人们的同情者、爱者和义不容辞的拯救者。他们足智多谋、临危不惧、举重若轻、英勇果敢，往往比大人更有责任感、使命感、道义精神。那一类美国儿童电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便是——“感谢孩子们！没有孩子们，大人们可怎么办？美国可怎么办？”甚至，“世界可怎么办？”

        同时，一切类型的、形形色色的、通常不被普遍的孩子们所喜欢尤其被他们所嫌恶的大人们，又尤其是在大人们看来也很坏的大人们，几乎皆在影片中被调侃过、捉弄过、帮助教育过和被惩罚过了。

        再回到《信守承诺》这一篇短文来谈——老实说，我不太相信那是一件真事，猜测其很可能是某一部影视剧中的情节。但不管其真实与否，都不妨碍我们借此来分析一下孩子们的心理。

        为什么当校长承诺“自己将会高兴地从家里爬到学校去”，孩子们读书的“热忱”就那么高涨、那么一致起来了呢？

        起码有一部分孩子，肯定是为了看到校长从家里爬到了学校才决心读书读够15万字的。

        于是事情成了一场心理战争，许多是小学生的孩子和一位是小学校长的大人之间的心理战争。

        在许多孩子一方，为了看到他们生活中的一号权威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爬行，他们宁愿完成一项他们自己并不情愿完成的“任务”。在校长亦即大人一方，你寄希望于某种结果，你就得为自己那一种希望付出一定代价。

        这是那些小学生们头脑里的公平法则。

        在大人一方，初衷是良好的。在“小人儿”们一方，心理很有些“吊诡”。而结果呢，同样是良好的，可谓“双赢”。并且，每一方都获得了双份的正面收获。于“小人儿”们，皆读了15万字的书籍（我想那位校长的希望是以读好书为前提的），还被大人信守承诺的诚意所感动了。于那一位校长，他倡导孩子们自觉培养读书习惯的愿望实现了（起码实现了一次），同时还提高了声望，赢得意料之外的爱戴。

        结果怎么会这么良好呢？

        结果当然会这么良好！

        因为绝大数孩子们的心灵本色是良好的。

        还因为世事往往有自己的法则。那法则有时其实并不多么复杂，倒是某些人的头脑太过复杂，于是将有些世事也搅得复杂了。

        比如还是以上一件事，倘发生在中国，将会变得怎样呢？

        首先身为小学校长之人那一句话，就难免会引起腹诽或公开的非议：“当校长的人是可以跟学生那么随便说话的吗？太没水平！”

        接着兴许就会有孩子告密：“×××同学和×××同学暗中串联了许多同学，他们准备在某月某日集体向校长发难，专等着看校长的笑话！”

        不幸得很，我们的不少孩子认为只要能在老师和校长心目中成为好孩子，揭发其他孩子的“劣迹”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光荣的。

        再接着就会有大人们郑重其事所进行的调查，很可能如同有关方面调查贪污受贿一样严肃认真。

        再再接着大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施展大人们的谋略，对孩子们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举揪出主谋。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家长们也会被动员起来，与校方统一认识，配合行动。孩子们迫于压力，那也一定会互相揭发，彼此推诿“罪责”，都力争使大人们相信，自己只不过是盲从，绝不是主谋，并指证主谋是张三或李四。

        然而主谋必定是要揪出来的。一经“坐实”，遂成“反面教员”——公开检查，当众警告……

        从此是“主谋”的孩子，成了老师们眼里的“坏孩子”。起码，是“问题孩子”。于是，仿佛他们有了“前科”。他们以后的一言一行，将受到好孩子和老师们的格外关注。他们等于上了“黑名单”。学校再发生什么不良事件，他们首先是被怀疑的对象。而年终总结的时候，此事将被重点提及，记载入册，自我评价为“一场争夺孩子们心灵的硬仗”云云……

        也许，还会被当成“经验”，四处介绍。

        不消说，有的学生和老师将因而受到表扬。

        如果事情并不是这么发展的，以上过程都没有发生——到了某月某日，某一位中国的小学校长，也像那一位美国的小学校长一样，信守承诺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家里往学校爬去，结果又会怎样呢？能够以理解、包容的心态笑对之的人又会有多少呢？趁机起哄对其羞辱、大行恶搞之能事的人又会有多少呢？有人会把他当成疯子吗？交警或治安警察会将他怎么样呢？当一切混乱过后，传媒会甘于寂寞吗？家长、教师、学生、学者，将会有多少人介入此一番大讨论、大辩论之中呢？教育官员们会站出来表态的吧？那将会是怎样的表态呢？当一切传媒也沉寂了下去，他将在本校学生和老师心目中变成了一位怎样的校长呢？依我想来，普遍的中国人将认为他是本年度最拙劣之“作秀”的人吧？那除了是“作秀”，还会是什么呢？于是这一位小学校长差不多也就接近着是小丑了吧？那么他以后还怎么能当好一位小学校长呢？

        同样一件事，总体的民族心性不同，文化成因不同，文化的日常形态不同，日常熏染也不同，结果将多么的大相径庭啊！套用一句当下说法——在别人那儿起码是“好玩儿”的事，在我们这儿将被弄得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了，一点儿都“不好玩儿”了……

        然而有人讽刺我的推测纯系“强迫型思考症”，属于精神病的一种。

        讽刺我的人是犬子。

        他说——你以为中国的小学生们会像美国的小学生们那么弱智，那么意气用事吗？

        我问此话怎讲。

        犬子又道：“我大中华民族的当代小学生才不那么容易集体地情绪化呢！别说爬到学校了，就是像朝圣者那么一路磕头磕到学校，只要不是硬性要求，也和考试没有关系，那么那一位校长的话对于小学生就等于根本没说，也就等于不给留半点儿一厢情愿地爬到学校的可能性。所以说了也白说，其后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我沉默少顷，意觉欣慰。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总比发生某些太“中国特色”的事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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