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命之泉

        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而农耕文明是东方文明的基础，以粮为本，则是农耕文明的核心。

        据历史学家考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粟(谷)、高粱等粮食作物的国家。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范围内，曾普遍发现过稻谷、稻壳、稻杆、稻叶。这说明早在7000年以前，我国长江流域就大面积种植水稻。

        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过炭化的粟(谷)粒。这说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粟(谷)。

        在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高梁种粒和黍穗、黍壳，这说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高粱与黍。

        在安徽亳县钓鱼台的西周遗址中，发现过很多小麦种粒，这说明早在2000～3000年以前，我们就种植了小麦。

        在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中，发现过荞麦粒。这说明早在1700多年以前，我国就种植了养麦。

        历史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利用脚下的土地，种植人类最基本的食物——粮食。也许当时这是一种不自觉进行的尝试，但因此却使人类出现一次大的升华。人类开始从狩猎、游牧和采摘野果的时代跨向了以种植粮食为生的世纪。以定为主的农业逐渐代替了牧业，大片的森林和牧场被垦殖为农田。“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被“风吹稻菽千层浪”的景观所替代。

        夏朝大禹治水之后创水利、画九州、定土赋、定农时，奠定了中国的传统农业。而粮食的大面积种植，则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农耕文明。在春秋时期，中国就开始出现了铁制农具和牛耕，这比西欧至少早了1000多年。在谷物加工方面，中国最早使用杵臼。春秋时就有了石圆磨，汉代出现了脚踏的杵臼，造出了风扇车，比西欧早了17个世纪。中国古代的粮食种植与加工技术，曾在数千年内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此概括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

        

值得炫耀的历史

        中国的粮食生产，有着值得我们炫耀的光辉历史。

        以粮为本的思想，使中国除少数游牧部落和渔民外，大部分人以种植粮食为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就一方面大量开垦荒地，扩充农田；一方面采用精耕细作，增加粮食产量。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农作物品种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粮食产量长期位居世界领先地位。

        据有人推算，各代社会安定时期的丰收年份，中等土地的平均亩产，战国初期为108公斤；秦汉为132公斤；唐朝为167公斤；明朝为173公斤；清中叶为183.5公斤，均为当时世界最高产量。

        在公元元年前后，西欧农业的收获量，一般只有播种量的4～6倍；而中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战国已超过播种量的10倍以上。欧洲大陆在整个中世纪，农业收获几乎都维持在播种量的10倍和10多倍的水平上；而在17世纪明代的中国太湖地区的产量已达到播种量的30倍。据明末清初的记载，浙江的桐乡丰收年亩产稻谷337公斤，平均亩产258.4公斤。有的地区如浙江的吴兴，亩产稻谷高达449.4～611.8公斤，当时的嘉兴地区亩产稻谷已过千市斤。中国的农业老了吗？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明，数千年来一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从近代尤其是18世纪以来，中国的近代农业却一步一步衰落下来。请看吴慧先生对我国历代粮食生产状况的比较：从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从唐朝以来，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粮和每个劳动力生产的原粮都逐渐下降，至清朝中叶，人均占有的原粮仅314公斤，低于战国末期的460.5公斤；每个劳动力生产的原粮仅1131公斤，也低于农业始发之初的战国时期的1659公斤。进入2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加上战争不断，灾害频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农业经济陷入崩溃境地。1931年，我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降到135.5公斤，1947年降到90.3公斤，1949年仅85.5公斤，只有唐朝的一半；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的粮食，到1949年仅有700公斤，不仅只有唐朝的1/3，就是与战国时期相比，也还不到1/2。

        中国的农业衰老了吗？我们不能不为之颤栗！

        剔除内乱外扰的因素，人口与土地，构成了左右中国粮食生产的翘翘板。从战国末期到清朝中叶，中国的耕地面积增加了8倍，但人口却增加了18倍，虽然我们的粮食单产也提高了1.8倍，但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人口急速增长带来对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因此，从唐朝以来，我国人均占有的粮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年减少，到近代，跌入了最低点。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时期，我国仅有人口1355万人，到公元2年的西汉时期，也只有6000万人，直至明末清初的18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也才达到1亿。从1000多万到突破1亿大关，经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长岁月。

        但从此后人口即开始了迅速倍增。到1762年，全国人口达到2亿，27年后的1790年达到3亿。1834年达到4亿，到1949年，我国人口为5.4亿。

        在战国末期，中国拥有耕地面积0.9亿亩，比起现在的19.2亿亩虽然几乎只有一个零头，但当时只有0.2亿人口，粮食生产虽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人均粮食面积较多，人均占有的粮食仍达到460.5公斤，不但高于清代，而且还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一阵脸上发烧。

        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开始不断地开垦荒地，扩充粮田。首先是黄河流域，当时也是森林密布、草原茂盛的牧场，但很快就被逐渐开垦为耕地。汉代时司马迁将自碣石(即今河北省的昌黎)至龙门(今山西省河津禹门口)划为农牧界限，其北为牧区，其南为农区。很快的时间，农区突破农牧界限向北推移。到唐代推移至阴山以北，而至清代，更是长驱直入，除边远一些山区，林地草坡全部开垦为耕地了。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大量南迁，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没有经过多长的时间，我国广大南方地区也几乎是人口爆满，相应的便是大量的垦荒造田。为了种田糊口，几乎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人口的增长，迫使人们大量开荒造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据专家推算，战国末年，我国的粮食总产为91.35亿公斤，到西汉时期增加到295.7亿公斤，唐代中晚期达到332.35亿公斤，宋代602.5亿公斤，明代726.5亿公斤，清朝中叶1134.05亿公斤。

        但是，耕地的扩大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这使中国的粮食占有水平进入近代便开始徘徊、甚至下滑。虽然粮食总产、单产均呈增长趋势，但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人均产粮的数量都逐渐下降。以至到清朝以后，中国人均占有原粮与农业劳动人均产粮的水平均不及我国战国末年，那刀耕火种的落后年代。

        中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耕地资源却相当有限。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在一片片的黄土地上刨食活命，一代一代的垦荒植粮几乎把能够开垦成耕地的全部开垦了，包括森林，包括牧场，包括湖洲。战国末期，我们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而在此期间，我国的人口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

        人口还在增长，但我国的耕地却无法再长了。解放后，我们虽然采取过一些杀鸡取卵的强制办法，试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但除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20亿亩，1958年超过19亿亩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亿亩之间徘徊，并且从80年代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降到16.4亿亩，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时的人口已是1949年两倍多。古人曾经靠不断开垦粮田养活了不断增长的人口，现在的中国人，又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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