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别无选择的选择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生殖的民族，在中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人多势众为荣。孔子就有“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的训诫，墨子则除了主张人口多多益善，还极力提倡早婚早育：男子20岁娶妻，女子15岁嫁夫。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历代政府奉行的都是鼓励生育的政策。即使人口增长到形成一定压力时，历代朝廷政府也不是通过控制人口的方式来缓解矛盾，而是采取开垦荒地等措施，增加播种面积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基本上没有控制人口的概念，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医术典籍中，也只谈如何有子，却从不言及避孕与堕胎。古人甚至把避孕与堕胎视为罪恶之举，是变相杀人。《闯微草堂笔记》卷九中便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女子高价向某医生求购堕胎药，医生坚决拒绝，结果女子因私生子降生而败露，幼婴被杀，那女子也自缢身亡了。死后，女子到阎王殿去告那医生，医生却理直气壮地答日：“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与我何尤？”

        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70年代。不过，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就有过实行计划生育的想法。50年代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便召开过人口问题座谈会，批转有关报告，倡导节制生育；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第29条明文规定：“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指示：为了控制人口发展，“使生育从无计划走向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政策”。但是，就在这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计划生育的提议很快被压制了下去。

        以后，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不止一次地呼吁人口生产要有计划地进行，主张将人口生产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62年，周恩来总理内疚地承认“宣传节育抓迟了，要公开宣传节育”；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同年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大普查；1965年，周恩来总理8次讲计划生育问题，毛主席也出面讲了5次。但是，一方面是节制生育的认识不清，当时的节制和控制人口，主要出于有利于妇女和儿童身心健康与发展考虑，回避了人口数量过多问题，甚至提出不是由于“人口多”而提倡计划生育，恐陷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嫌；另一方面是节制生育的实施力度有限，尤其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对以马寅初“新人口论”为代表的理论上的批判，使人口越多越好论占据支配地位，人口节制主义理论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当时的政策还误以为人越多越好，说“中国人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并采取多子女补助费鼓励生育。一直到70年代末还有些理论家鼓吹“手口论”——不要只看到人多口多消费多，还应该看到人不仅有口还有手，手可以劳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这实际上是早被马克思批判的拉萨尔观点：“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源泉”，但在当时却被奉为经典，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全国处于一片无秩序、无法律、无规则的状态，计划生育被束之高阁，人口生育处于听之任之、随意发展的状况。

        其结果，人口“雪球”越滚越大，人口年平均增加数量由50年代初期的1000多万，增加到70年代初期的2000多万，人口出生率高峰时达到43.6‰。人口增长到了不控制不行的地步了。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提出“晚、稀、少”生育口号，从此开始了加强人口控制的宣传和领导。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正式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同年，中央还发出一号文件，开始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政策在广大城市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实施开来。在此前的口号是“一对夫妻生两个好”。

        经过痛切的反省，中国终于走上了计划生育之路。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成功推进，我国12亿人口的到来，被推迟了整整9年。据统计，实行计划生育20年来，全国累计少生了3亿人。人口增长率，从70年代初开始受到遏制，由70年代初的30‰下降到了现在的10‰左右。

        少生3亿人，意味着老百姓和国家得了实惠。仅按每人从0岁到16岁抚育费一项，可节省开支4万亿元。4万亿元相当于“六五”、“七五”10年间国家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假设这4万亿元都用来搞建设，可以盖135座宝山钢铁厂，可以修1800条沈大高速公路，可以建1900个亚运村。

        少生3亿人，使我国民众健康水准不断提高，中国人活得更好更长了，平均期望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69.05岁，成为世界上平均寿命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少生3亿人，意味着中国原本高速狂奔、难以遏制的人口快车速度明显减缓，按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跻身低出生率国家之列。我国的城市已达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形态。

        现在，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虽然还高于西欧国家，如英国的3‰，法国的4‰，但已与美国(11‰)和加拿大(12‰)的水平相近。

        中国计划生育的伟大气魄和骄人成就举世瞩目，国际著名人口专家米勒先生认为，中国是惟一有胆量面对严重人口问题的国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口学家也一致评价：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中国对人口的有效控制，不仅使中国高速增长的人口列车紧急刹车，而且对于稳定亚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长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人口增长就像奔跑着的列车，其巨大的惯性难以令其嘎然而止。今天，中国的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人口的忧患仍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华民族心头。12亿多的人口基数，将使每年净增人口超过1200万，等于要多养活相当于智利全国的人口数。每年新增加人口，将消耗掉新增国民收入的1/4，极大延缓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并逐步使计划生育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转变生育观念，降低生育率。与此同时，将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同帮助群众致富奔小康结合起来，同建设文明幸福的家庭结合起来，将人口控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口控制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

        

16亿，中国的“生命线”

        现代的人们，已经从拥挤的街道与日益缩小的村庄，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在世界各国科学家在研究地球能承载多少人口的时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不考虑我们脚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到底能养活多少中国人。

        早在1956年，中国学者孙本文就曾从耕地状况出发，提出中国人口容量为8亿的观点。70年代末以来，更多的学者从食物供应、淡水资源、经济发展等角度，计算中国环境的人口容量问题，并分别提出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7.5亿、6.3～6.53亿、6.5～7亿、9.5亿等。如田雪原、陈玉光等从就业的角度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宋健等从食物供应和水资源供应的角度提出了在百年时间里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的水平，理想人口应在7亿以下，按照发达国家的平均用水标准衡量，则应在6.3～6.5亿之间；胡保生等对20多个社会、经济、资源因素进行可能性和满意性分析，提出中国100年后人口应保持在7～10亿之间，这些研究均是以80年代初的现状为基础进行外推或预测的。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的人口早已超过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并还在继续攀升。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与这一理想状态擦肩而过的一代。错过了太阳，不能再错过月亮！我们现在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中国的土地能承载的极限状态之内。如果说人口的理想状态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发展，那么极限状态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我们不能再犯下过去同样的错误。

        那么，中国的土地承载极限到底是多大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土地最多能养活多少人呢？当然，任何预测都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因为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难以预料的，但这并不排斥基本的估计。

        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在80年代初曾对发展中国家土地资源的潜在人口承载力进行综合的测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参照这一方法，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曾于80年代末对中国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及其人口承载量作过大型的研究，得出了迄今为止最具综合性的中国环境人口容量的评价。其结果是，中国土地资源的最大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粮食标准为500公斤计算，最大人口承载量为16.6亿人；以人均粮食标准550公斤计算，最大人口承载量为15.1亿人。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环境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5～16亿人。

        有鉴于此，我们把16亿划作中国人口的“生命线”。如果超过这一限度，我们就有生存的危机。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人口控制在这一极限容量之内呢？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家推算表明，只要我们将人口出生率控制和稳定在目前的水平上，随着年龄结构的继续增长和稳定化，中国人口可望在一定时期后进入零增长状态。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人口进入零增长状态的时间，大约在2030～2050年间，是时，中国人口的总数刚好达到15～16亿人，亦即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近4亿人。从此后，中国的人口便逐渐下降，大约21世纪的末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将稳定在6～8亿的理想状态。

        这是十分乐观的估计，而只要我们的人口控制稍微放松，人口增长便会出现反弹，进入零增长的时间便将向后推迟，达到零增长时的人口峰值则会大大突破我们划定的16亿生命线。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人口一旦突破16亿，中华民族的生存便将受到威胁，最突出的问题便是粮食不足，届时的中国人又有可能重新体会我们的先辈们那饿肚子的感觉。

        由于无知和自负，我们白白丧失了一个保持理想人口的机会。而现在，则绝不能因为我们的轻率与放纵，不负责任地把中华民族推向危险的深渊。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我们后代有一个理想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死死守住这条“生命线”，坚决把人口控制在16亿之下。

        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继续贯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大力推行“一胎化”。我国目前实行的“提倡生一胎，控制生二胎，杜绝生三胎”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过于庞大、未来人口增长速度有过快趋势的现实情况提出来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而且要把重点放在农村，努力建立适合中国情况的人口控制新体制。专家和学者们提出，下一阶段中国人口控制宜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一是改变家庭的生育需求。要从调节家庭生育需求入手，间接引导家庭生育行为，形成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要想改变家庭的生育需求，就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施加实质性影响：第一，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会经济价值。国家通过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多种手段，使具有不同质量的劳动力在就业选择和经济收入上拉开差距，以致使现在生育数量较多而将来素质较差的孩子在实际中降低或失去其社会经济价值，从而诱导实现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第二，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国家今后应通过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多种手段，使家庭多育孩子在生育、养育特别是教育上付出的成本要比少育孩子多到足以与那些孩子以后可能带来的收入相比变得得不偿失，从而诱导实现其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

        二是建立多种形式的计划生育承包责任制。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长的旧体制，找到一种适应现阶段实行计划生育的新方式。通过在计划生育上的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引进竞争机制，实施奖优罚劣，理顺与计划生育有关各方及人员之间的关系，增强各级领导机构领导干部的压力感，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以及广大婚育人员的法制感，把计划生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使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得到切实保证。

        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级计划生育机构。要加强由专职和兼职人员共同组成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伍，重视对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素质，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

        四是建立和实施既能保证控制人口增长，又能提供群众自愿选择的避孕节育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

        五是实施计划生育的奖励和限制政策。要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增强政策的吸引力和约束力。通过奖励措施向婚育龄者提供一种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对早婚早育和多生的替代；通过制裁措施向不实行计划生育者索取相当数量的、他们应向社会支付的补偿。采取奖励和限制措施为婚育龄者提供不同的机会选择，从而诱导他们作出有利于缩小家庭规模、控制人口增长的决策。

        六是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针对性、知识性和服务性。把宣传教育与避孕节育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要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针对性地宣传有关知识，把观念上的宣传教育与实际上的提供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宣传教育，引导观念更新和意识转变。首先是从人口的国内意识转向全球意识；其次是从经济总量意识转向经济人均意识；第三是从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转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婚姻观念；第四是从“人多力量大”转向优化人口的意识。

        除此之外，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是抓紧计划生育法规建设，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计划生育管理，尽快制定并颁布实施节制生育法，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把人口从根本上控制住，不仅强化行政措施和经济措施，而且要采取和实施法律手段，真正做到使节制生育、人口计划和控制政策及措施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中国的人口控制下来，才能真正保证中国的人口不会出现超过极限的难堪局面。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生存的空间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发展，而且要考虑后代的生存。这是人类不同于其他低级动物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什么呢？是金钱？是房产？还是其他物质？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适宜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专家们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每年要从地球的土壤岩石圈中挖出25吨各种物质，人口越多，资源耗尽越快。而现在的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资源也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多一份，我们的后代就可能少一份。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在自己发展时给后代留下生存必需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美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在他所著的《人类的数量和人类的需求》一书中描述道：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淡水、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耗明显加快。淡水是有限的资源，预计到2000年，南亚、中美洲部分地区，特别是北非、东非和西非将出现淡水短缺，某些地区可能出现绝对缺水和干旱状态。石油资源如按1982年的开采速度开采下去，到2016年将全部开采完毕。虽然石油储量还会随着人们的勘探而增加，但勘探速度比不上开采速度，所以，石油的开采寿命在缩短。各种矿物质资源将日渐稀缺，按目前消耗速度，有12种矿物质资源将在50年内耗尽。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土地退化是个严重的问题。由于人口过度的增长，对土地使用过度，造成土地沙化和退化。每年全世界大约有600万公顷土地遭到不可逆转的沙化，2000万公顷的土地肥力被耗尽而不能再耕种和放牧。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人口越多，土地使用越过度，土地退化越严重，使可耕地越少，从而又促使土地使用又越过度，退化又越严重。

        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不但每年从地球的土壤岩石中挖出25吨各种物质，在加工过程中还会产生出大量废渣、废水和废气，制成品在制成后又留下大量废弃物。

        有人描述，如果我们继续如此大规模地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留给我们后代的地球，则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垃圾场，森林没有了，牧场没有了，耕地没有了，连鸟儿也很少看见了，至于老虎、黑熊等动物，动物园里也没有了，只有从我们现在留给他们的电影电视里略知一二。没有石油做能源了，没有煤炭取暖了，没有金银铜铁锡等矿物质制造机器了，连他们每天要喝的水，也只能等天上下雨时去接……这不是耸人听闻，目前世界人口的过速增长，对生态和环境造成的破坏已超过了地球可以忍受的极限。

        我们要生存，我们的后代也要生存！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后代也要发展！

        占用后代的资源来求得自己的生存，是愚昧的。

        牺牲后代的利益来求得自己的发展，是自私的。

        我们不能以此不负责任的做法落下后世的唾骂。因此，从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都在谋求一种既能保证自己发展又不过于损害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1972年，国际环境大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提出了“生态发展”、“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可持续发展”第一次提到人们面前。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发展不应该破坏环境，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寻求某种和谐关系。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采用“可持续发展”提法，并作为一个概念作出解释：可持续发展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提法，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一致认为，21世纪世界的共同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明确其定义为：“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

        事实上，无限制地资源掠夺不仅影响到后代的发展，也开始危机我们当代人的生存。

        近一二十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再加上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物质和能量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就大大加速了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短缺和日趋枯竭。同时，人类向自然界排放的物质和能量也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其结果又形成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当这种伤害了的环境再作用于人类时，不仅严重影响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造成了直接威胁，例如，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减少、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等，都是人类社会系统和地理系统之间关系恶化紧张的表现，其根源皆来自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如果说过去由于无知，人类对自然界经历了被动的“服从”到盲目的“征服”，那么，在科学技术已有了巨大发展的今天，人类必须调整它对自然的关系。

        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上，科学家在联合声明中，向各国首脑呼吁道：“我们敦促你们现在就采取切中时弊的行动，采取一种全球范围的统一的人口和持续发展的政策。再延误一年，问题就会尖锐一分。让1994年成为全世界人民决定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共同行动的一年而永远被人铭记在心。”

        开罗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呼吁发达国家带头实现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和有效的管理废物，这次会议对“可持续发展”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有关所有经济活动的生产和消费能长期持续下去，包括工业、能源、农业、林业、渔业、运输、旅游和基础设施，以便无害生态地最佳利用资源和最少产生废物。”《行动纲领》重申，发展权利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这就是说，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只有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正如2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受约束。”

        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较少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决定了中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紧迫与更加必要。

        从资源总量一看，中国自然资源无疑是丰富的，堪称资源大国。如国土面积仅次于前苏联和加拿大，位居第3位；耕地面积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印度，位居第4位；永久性草地，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位居第3位；森林和林地次于前苏联和巴西、加拿大、美国，位居第5位；河川泾流量，位居第6位；矿产资源中，钨、锑、锌、钛、钒、稀土、重晶石等已探明的储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如以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来衡量主要自然资源的总体丰富程度，那么，中国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位居第3位。

        然而，由于中国同时又是第一人口大国，而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甚大，如与资源两大国前苏联与美国比较，中国人口是前苏联的4倍，是美国的近5倍，因而，从人均水平的相对量上看，中国资源不仅算不上丰富，甚或可说是短缺的，除矿产资源总值外，其余各项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绝大多数甚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因此，中国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态度是积极的，行动也是迅速的。除了中国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外，中国还是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的发起国和签字国。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率先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此外，还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国。

        1994年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包括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慢。具体指标，如2000年工业废水处理率要达到84%，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20%，工业废气处理率达到90%；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15～16%，预防和控制沙漠化扩散，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保护耕地资源，1991～2000年新增耕地330万公顷；全国各类保护区面积达到1亿公顷，保护所有自然生态系统等。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这就是我们对后代的郑重承诺！

        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已经眺望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希冀和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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