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师轻敲着桌子，好像觉得我不争取，但他也没说什么。审判长示意公诉人问话，后者与我核对多处细节，说：“再没什么问的，事实如此清楚。”审判长不小心看了眼孔母，她好像得到准许，气势汹汹地站起来，咆哮道：“你为什么杀我女儿？”我将头仰起来，拒不回答，她便全身哆嗦，声响大得像是狂风吹过薄铁片，然后她又哼哼着坐了回去。法庭暂时冷场，穿制服的人们交头接耳，我觉得总要有个人说话，便举手。律师终于意识到他还是我的人，便提醒审判长。审判长说请讲。

        “我能坐会儿吗？”我说。整个旁听席骚动起来，好像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审判长敲了一下槌子，却并不回答问题。我不知道是可，还是不可，直到我觉得自己反正是要死的，才一屁股坐下去。大家却不再在乎，因为公诉人把法医请来了。这是个年岁很大的女人，穿白大褂，五官长得像死去的树根。她本应冷静地宣读鉴定结论，比如孔洁全身遭受多处刀伤，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但她老泪纵横，左一个孩子右一个孩子，将事情渲染得不行。她说到处是血，地上、墙上、门上、窗户上，都是，触目惊心，特别是还将她放进洗衣机里，“头朝下啊，就那么放着，血足足流了半洗衣桶。”我看见刚才还一边抹泪一边隆重点头的孔洁妈妈昏厥过去了。

        上午的审理因此结束。下午继续审理时，孔洁的母亲被一干人拉拉扯扯，但她还是挣脱着进来，坐于原位。她恶狠狠地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猛然朝地上吐出一口痰。我也朝她吐了一口，她便将脑袋偏过去。

        下午先出场的是办案民警。公诉人问：“你们是什么时候赶到现场的？”民警答次日早上。孔洁妈妈忽然站起来，指着他说：“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我接到出警通知是次日早上。”

        “我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报案的？”

        “这个我不清楚。”

        “不清楚？哼，我告诉你，案发当天傍晚我就报警了。”审判长敲槌子，试图打断她，她却是用更高的声音往下说，“今天我必须说，我当晚六点就报案，但是他们叫我二十四小时后再来报案，还说这种事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的。我说我女儿一向很乖，从不乱跑。他们就说：‘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案子吗？你知道我们警力总共有多少吗？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我问你，这是不是你们说的？你们还说：‘你也别以为是我们不接受报警，这个是法律有规定的，法律规定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这个女人擤了下鼻子，将鼻涕擦在衣袖上，接着说：“今天我就问在座诸位，法律到底有没有这一条？你们都是懂法的，你们告诉我，法律有没有这一条？”审判长抬手让公诉人继续问，她又抢白：“我相信你们。我去学校找老师，老师比你们好多了，她翻电话簿，帮我向女儿的同学打电话。其中有一个姓苏的，追过我女儿，但他手机关机。我们一整夜都在找他，等找到时，天已亮了，是这个杀千刀的。”说到这里，她用手指遥远地戳我，“是他婶子回家了，看到一地的血，才报了警。可怜我女儿早死了。”

        说到这里，她好像还只是刚刚获知这不幸的消息一样，惊愕了一下，才猛然啼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她的亲戚看着实在不像话，将她拉回座位遮挡住。叵耐她又尖叫道：“这事永远没完，我要给书记给市长写信。我就不信没有公道。”审判长赶紧敲下槌子。这一幕让我很吃惊，就好像整个事情归根结底还是错在民警，跟我无关。我很难过，甚至想帮着她上去骂几句民警。公诉人此后草草问上几句，让民警灰溜溜地退堂了。我的律师压根儿也没想问他。

        我的婶子本应出庭，但公诉人只是宣读了一份对她的询问笔录。往下是两个哨兵先后出庭。他们的脸涨得通红，看到我时眼里闪着狼一样的寒光，显得又委屈又愤怒。他们一定在接受内部审查时说：“我怎么知道他会杀人呢？”但谁会听他们的？他们的领导一定捶打着桌子说：“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站岗就是为了做做样子？”

        前一个哨兵承认有位女生进了院落，后一个则说完全不清楚。公诉人问：“你们换岗的时间是不是下午三点？”他们都回答是。公诉人指着我说：“我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行为。”我站起来响应：“我没说不是。”我的律师长嘶一声，装作很痛苦地倒在座位上。

        在辨认弹簧刀等证物后，当天的庭审告结。法警将要带离我时，孔母冲上来，狰狞地抓我的脸。她的亲属匆匆跟上，借劝解之机也拧了我好几把。法警紧紧揪住我的胳膊，要不是我自己朝前走，他们想必也不知道将我带走。我边走边回头，看见孔洁的母亲像个淘气的孩子一样弹着腿，身体往下倒，不停地干号：“女儿，我的女儿啊。”周围人赶紧去扶她，她却是撒泼得更厉害。整个事情进行得像是一种仪式。她可能觉得非如此不可，不如此便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我相信这不是纯粹的痛苦，纯粹的痛苦只有在空间只剩下她和女儿的遗照时才会出现。那时她欲哭无泪，空虚得就像五脏六腑被掏空了。

        此案未经数日，便审结了。律师建议做司法精神鉴定，公诉人认为我有杀人计划，杀人后逃走，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审判长支持了这一说法。他又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没有。

        数天后，我再次被带到法庭。所有人跟着审判长站起来，听他抑扬顿挫地宣读。很长时间内，我都像在生词的河流里游泳，一句话也听不懂，在我以为快要结束时，审判长又蘸着口水翻出下一页，因此我说：“直接念最后一句吧。”审判长顿住，眼镜掉在鼻梁上。法警猛然踢了我的腓骨一下。最后审判长念道：“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话音刚落，法警又使劲踢了我腓骨一下，我便展现出瘫软的模样。

        我心想这就走了，他却是又念：“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考虑到被告人无经济来源和可供赔偿财产，确无赔偿能力，判令免予赔偿。”我分明能感觉身后有个人重重地倒在座位上。我觉得法院与其说是在宣判我，不如说是在宣判她，法院挺对不起她的。我有些后悔杀她女儿，但如果我谋杀的不是这样一个不允许谋杀的人，谋杀又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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