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人的造化让人来到世上，惟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让他受罪，果然如此，我们就得为自己对此项使命如此热衷，去向造物主表功。受罪的来由数不胜数：疾病缠身，情场变幻，朋友反目，世态炎凉，还要加上因生活千篇一律而生的郁闷麻木。痛苦既如此之多且没完没了，我们自然巴不得早点死了拉倒。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想找份报纸看看的人或许会随手翻开一张名为“不妥协”的报纸。这家报纸刊载新闻追踪、都市花边消息、分类广告、尖酸刻薄的社论，且以此享有名声。该报还另有一招，即隔三岔五弄出些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问题，让法国的名流做答。比如，“尊意以为对令媛当施以何种教育为佳？”再如，“您对改善目下巴黎交通拥挤状况有何高见？”1922年夏天，报上给撰稿人出了这么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问题：

        一位美国科学家宣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至少这个大陆的大部将被毁灭，遭此巨变，数十亿人将难逃一死。倘该预言应验不爽，在确知死期不远到死亡降临这段时间里，你认为人类对该预言会做出何种反应？再者，据你所想，你在这最后的时刻会做些什么？

        第一个面对这人类、地球均遭没顶之灾的惨淡图景做答的名人，是位名叫亨利·波尔多的知名文人，此人现已无人问津，当时却是大名鼎鼎。他断言，预言会令大多数人乱作一团，径奔离得最近的教堂，要不就是窜入最近的卧室。他本人则不会狼狈至此，他会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去登山，尽赏阿尔卑斯山美景，礼赞奇妙的大自然。另一做答的巴黎名流是位叫贝尔特·鲍维的名伶。她没说自己将有何举措，倒是要让读者来分担她有点不大好说出口的隐忧——男人对其行为的长远后果没了任何顾忌，岂不是要变得无法无天？此种论调颇令人心寒，对另一名人弗莱雅夫人来说却是“深得我心”。弗莱雅夫人在巴黎以善看手相闻名，据她判断，在末日将临之际，人们没工夫沉思来世，他们及时行乐尚且不及，哪会想着修炼灵魂，以待来生？——她真是不幸言中，另一作家亨利·罗贝尔兴头头地宣布，他要尽情享乐，去玩最后一局桥牌，去打最后一场网球、最后一场高尔夫。

        最末一位就临终计划发表高论的名人是个离群索居、唇上留须的小说家，没听说他对桥牌、网球、高尔夫之类有何兴趣（虽说他曾试着下过一次国际象棋，且靠别人帮忙，放过两回风筝）。此君生命最后的十四年是在一张狭窄的床上度过，这十四年他的常态是身上覆一堆薄薄的毛毯，就着床边一盏微暗的灯，写他那部长得令人称奇的小说。小说名为《追忆逝水年华》，自打1913年第一卷问世，已然被推为经典之作。一位法国批评家认为作者可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一位意大利批评家则把他比作司汤达，另有一位奥地利公主，甚至愿意与他谈婚论嫁。不用说，此人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并非自视甚高之人（“但愿我能对自己的估价高一点！——可叹，那是不可能的”），有一次甚或将自己比作一只跳蚤，又曾将自己的作品形容为一块让人无法消受的牛皮糖，不过他还是有理由感到满足。有位出使法国的大使，也算是见多识广，不轻许人的了，他就认为，该给普鲁斯特颁发文学大奖，即使不是马上。大使如此描述普鲁斯特：“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寻常的人——甚至赴晚宴他也穿着长外套。”

        普鲁斯特给报纸投稿很热心，并且总是一副游戏心态，他将对《不妥协报》前述问题的答复寄给报社，同时还将他的那番末世论寄上一份给那位美国科学家：

        果如你所言，我们都将面对死亡威胁的话，我想生活对于我们会忽然变得美妙。想想吧，因为我们的懒惰，总想着来日方长，做何事都能拖则拖，竟致那么多的计划、旅行、恋爱、对人生的探究与我们失之交臂，未见实行！

        但是让这预言永远别应验吧，一旦恶运不再，我们的生活将是何其美妙！啊！只要这一次世界末日并未降临，我们该再不会错失良机，我们会去参观卢浮宫的新画廊，去拜倒在某位小姐的脚下，去启程做一次印度之行。

        大难不至，我们就会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生活的欲望在此消磨殆尽。但是要热爱生活，抓住现在，我们无需等到大难临头。想想这一点就尽够了：我们是人，终有一死，也许今夜死神就会将我们带离人世。

        当我们明白死亡正在逼近之时，对生命的依恋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这意味着，问题或许不在我们因其单调冗长、不见尽头而觉兴味索然的生活本身，而在我们每日对生活采取的态度；我们的不满与其说是起于对往昔无可奈何的追悔，不如说是起于我们似乎理所当然的活法。一旦明白人终有一死，放弃了永生之念，我们会忽然发现，在看似冗长无聊的生活表层之下，藏着那么多人们未加尝试的可能性。

        承认人的肉身难逃寂灭或者会促使我们重新掂量生命中的轻与重，然而果真如此，我们也得先问上一问，这轻与重当如何分解。当我们尚未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之时，我们也许一直过着残缺不全的生活，但是完整的生活究竟是何模样？简单地承认我们难免一死并不能保证一举寻到什么明智的答案，即使我们说得头头是道，把日记本余下的空页填得满满。死亡之钟的嘀嗒声令人心惊肉跳，惶恐中我们做出的，也许是洋相百出的种种蠢事。巴黎名流们给《不妥协报》的答复就够矛盾的了：你道是尽赏阿尔卑斯美景，他说是要沉思宇宙的未来，还有什么网球、高尔夫，真是不一而足。但是天塌地陷之际，这些度过最后时日的高明法子又有何益？

        普鲁斯特的法子（逛卢浮宫、谈情说爱、旅行印度）也未见高明。对了解普鲁斯特性格的人说来，这简直就是奇谈。他从来也算不上是博物馆的常客，卢浮宫已有十年足迹未至，他宁看复制品也不愿在博物馆与吵吵嚷嚷的游客为伍（“人们以为对文学、绘画、音乐的喜爱已成风气，愈演愈烈，实则真懂的人一个也无”）。至于他对印度的兴趣，也从未有人听说过——那年头去印度可真算得上一场考验，先须坐火车到马赛，然后得坐邮轮至赛得港，还得换乘P&O公司的船在阿拉伯海上过上十天。对一个下床都困难的人，这样的旅行实在未可称善。说到某小姐之类，那正是他母亲的伤心事——普鲁斯特对其迷人之处根本无动于衷，从A小姐到Z小姐，他一概毫无感觉。甚至有很长时间，他连有无可以作伴的“同志”也懒得费心。他曾有言，饮酒之乐，胜于做爱。

        即使他真想照计行事，付诸实施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寄出给《不妥协报》的答复之后刚过了四个月，多年来他不断预言的事情竟真的发生了——他患了感冒，不治身亡。这一年，他五十一岁。死前他应邀去赴一个宴会，尽管已有染上风寒的征兆，他还是裹上三件外套、两条毛毯，如约前往。返家时他不得不在冰冷的庭院里等出租车，就这么患了感冒。感冒随即发展成高烧，要是普鲁斯特听请来的医生的话，高烧是可以退去的，但是怕打断了写作，他不让医生给他注射樟脑油。他继续工作，除了热牛奶、咖啡和煮过的水果，什么都不吃，什么也不喝。感冒转成支气管炎，随即又恶化为肺炎。好转的希望一度出现，有次他在床上坐起来，要吃烤鳎鱼，可待鱼买来烧好，他却突觉一阵恶心，碰也不愿碰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即死于肺部脓疮破裂。

        所幸普鲁斯特对生命的思索并不限于写给报纸的游戏文章（报纸出的题不着边际，他的答复则不惟语焉不详，而且让人摸不着头脑），事实上，直到临终前，他一直在惨淡经营一部体大思深、叙事形式复杂的书，而这部书所解答的问题，与由那位子虚乌有的美国科学家的预言引发的命题，不妨说是正相仿佛。

        这部大作的书名——“追忆逝水年华”——意蕴丰富。虽说这书名普鲁斯特本人一点不喜欢，每逢提起就要下“糟糕”（1914）、“不得要领”（1915）、“丑陋”（1917）之类的贬语，它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因它径直道出了该书的主题：探究人们何以会将光阴虚掷、生命空耗。《追忆逝水年华》并非一部叹息韶华已逝的感伤回忆，而是一个切切实实，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它告诉人们该怎样停止生命的浪费，该怎样去领略生活的美妙。

        可以想见，一旦得知大难将临，每个人都会倍感时间宝贵，生命无价，普鲁斯特这部富有教益的书则更进一程：但愿生命的思索与我们长相伴随，不要等到末日将至的那一刻；但愿我们在玩最后一次高尔夫，在水已没顶之前，已然端正了对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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