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塞巴斯蒂安逃离俄国，逃离危险。那时革命已进入高潮，边境都关闭了。她与一个专门组织难民偷渡国境的人取得了联系，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交一定的费用，先预付一半，然后他送我们去芬兰。火车开到边境之前，我们要在一个可以合法进入的地方下车，然后走秘密小路越过边境；由于那个寂静的地区常下大雪，因此那些小路倍加隐秘。就在火车之旅快要开始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妈妈和我——还在等塞巴斯蒂安，他那时正在勇敢的别洛夫上尉的帮助下推着行李从家来火车站。火车预定上午八点四十分开。都八点半了还没见塞巴斯蒂安的踪影。我们的向导已经上了火车，正静静地坐着看报；他事先告诫过我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众和他说话。时间慢慢地过去，火车正准备启动，我感到麻木和惊慌，这种噩梦般的感觉一下子控制了我。我们知道，如果行动一开始就出了差错，那么按照职业传统，这个男人绝不会做第二次。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支付再逃一次的费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拼命咕咕作响。我想，火车还有一两分钟就要开了，那我们就得回到阴暗寒冷的阁楼去了（我们的房子几个月前已被收归国有），这个想法实在太可怕了。在来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曾从塞巴斯蒂安和别洛夫身边走过，他们两人推着装满沉重行李的手推车走在雪地上，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响。现在这个画面出现在我眼前，静止不动（我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孩，想象力非常丰富），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东西永远定住了一样。我的妈妈两手揣在袖筒里，一绺灰白头发从羊毛头巾下翘了出来，她走过来走过去，每次经过向导的车窗时都力图捕捉他的眼神。八点四十五分，八点五十分……火车迟迟没动，可是汽笛终于响了，一股温暖的白烟飘过站台上的棕色积雪，与它自己的影子竞相追逐。就在这时候，塞巴斯蒂安出现了，他在奔跑，皮帽子的两个护耳在风中舞动。我们三个人手忙脚乱地爬上了正在启动的列车。过了好一会儿，塞巴斯蒂安才缓过劲来，他告诉我们，别洛夫上尉在路过以前的住房时被捕了，他自己则马上丢下行李，拼命朝车站跑。几个月后我们得知，我们可怜的朋友别洛夫和同时被捕的二十个人一起惨遭枪决，他是和帕尔钦肩并肩倒下的，帕尔钦死得同样英勇。

        塞巴斯蒂安在他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可疑的常春花》（一九三六年）里描写了一个偶尔出场的人物，这个人物刚刚从一个不知名的既恐怖又贫穷的国家逃出来。此人说：“先生们，关于我的过去，我能告诉你们什么呢？我生在一个冷漠地鄙视自由理念、权利观念、人类慈善习惯并野蛮地将它们定为非法的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时会有伪君子政府给国家监狱涂上一层比较好看的黄颜色，并大声宣告，它把那些为较快乐的国家所熟悉的权利给予人民；可是这些权利要么只有监狱看守才享有，要么就是含有某种隐秘的缺点，使它们比公开实行独裁制的国家所颁布的法令更让人痛苦……在那个国家里，人人都是奴隶，如果他们不是仗势欺人者的话；由于那个国家否认人的灵魂及相关的一切，它就认为对人施加肉体痛苦足以控制人性和引导人性……一种叫革命的事物不时发生，把奴隶变成仗势欺人者，又把仗势欺人者变成奴隶……先生们，那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什么信念的话，那就是：我永远不会放弃流亡的自由去换取那个邪恶的仿冒家园……”

        由于这个人物的话里偶然提到了“大森林和白雪皑皑的平原”，古德曼先生立即推断，整段话与塞巴斯蒂安·奈特本人对俄国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荒谬的误解；任何没有偏见的读者都应该清楚，这段引述的文字指的是各种专制政体的罪恶的总合，是想象出来的，并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国家或任何特定的历史事实。如果说我在讲塞巴斯蒂安如何逃离革命中的俄国这部分故事时附上了这段话，那是因为我想紧接着作点补充，权且借用他最具传记性的作品里的几句话。他写道（引自《丢失的财物》）：“我一向认为，世上最纯洁的感情之一就是被放逐的人对生养他的故土的思念之情。我本想展现他不断竭力搜索自己的记忆以激活和突显有关他的往事的幻象：那记忆中的蓝色群山和令人愉快的公路，那玫瑰随意生长的树篱和野兔奔跑的田野，那远处的教堂尖顶和近处的蓝铃花……可是因为这个主题已经被许多更有才智的作家表现过了，还因为我从心眼里不相信那些我感觉容易表达的东西，所以我绝不允许任何感伤的流浪者登上我的岩石——我的冷漠的散文体作品。”

        不管这段话结尾如何，它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只有知道离开亲爱的祖国是什么滋味的人才能如此被怀旧的画面所吸引。我无法相信塞巴斯蒂安没有感受过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那种痛苦，无论我们逃走时俄国的状况有多么恐怖。总的来说，俄国曾经是他的家园，而且他也属于那种和蔼的、有善意的、温文尔雅的人中的一个，那些无辜的人只因自己的存在而被折磨致死或被迫流亡。我相信，他那年轻人的隐秘忧思、他对他母亲的祖国所持的浪漫激情——我补充一句，有些造作的激情——不可能排斥他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国度的真正钟爱。

        我们悄悄混进芬兰以后，在赫尔辛基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分成两路。妈妈按照一个朋友的建议带我去了巴黎，我在那里继续求学。而塞巴斯蒂安则去了伦敦和剑桥。他的母亲已给他留下宽裕的收益，因此他后来生活中虽遇到过很多烦心事，但绝不缺钱。他临走之前，我们三个人坐下来，按照俄国传统做了一分钟的默祷。我还记得妈妈的坐姿：她两手放在腿上，不停地转动着手指上我父亲的结婚戒指（她平常没事时就那样），她把父亲的戒指和自己的戒指戴在同一根手指上，父亲的戒指较大，她就用黑线把它和自己的戒指系在一起。我也记得塞巴斯蒂安的姿态：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坐在那里，跷着腿，轻轻地晃着脚。我先站起来，然后是他，然后是妈妈。他事先要我们答应不送他上船，因此我们就在那间粉刷过的房间里告别了。我妈妈在他低下的脸前很快地划了一个十字，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从窗口看见他提着旅行包上了出租车，他弯着身子的样子是他与我们分别时的最后姿势。

        我们很少得到他的消息，他的来信也不长。他在剑桥大学的三年里，只到巴黎来看过我们两次——不如说是一次，因为第二次是来参加我妈妈的葬礼的。我妈妈常和我谈起他，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那时她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接近人生的终点。是我妈妈给我讲了塞巴斯蒂安一九一七年的奇怪冒险经历，这件事我当时不知道，因为我正好到克里米亚度假去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塞巴斯蒂安与未来主义诗人阿列克西斯·帕恩及其妻子拉丽萨交上了朋友，这对很怪的夫妇在卢加附近租了一个农舍，离我们的乡村庄园不远。阿列克西斯·帕恩是一个健壮的、爱嚷嚷的小个子男人，在他那些缺乏章法、意义含混的诗歌里隐藏着真正天才的微光。可是因为他挖空心思用一大堆冗余词语去震撼人们（所谓“下意识的咕哝声”就是他发明的），所以现在看来他的主要作火是那么无，那么虚假，那么陈旧（超现代的东西有一种奇怪的能力，比其他东西更容易过时），因此至今只有几个学者还记得他的真正价值，他们欣赏他在文学生涯初期所翻译的英语诗歌，认为译文很美——其中至少有一首是文字传输的奇迹，那就是由他译成俄语的济慈的诗《无情的美人》。

        于是在初夏的一个早晨，十七岁的塞巴斯蒂安不见了，他只给我妈妈留下一张便条，说要陪帕恩夫妇去东方旅行。起先我妈妈以为他是开玩笑（塞巴斯蒂安虽然常郁郁寡欢，但有时会搞出一些令人厌恶的玩笑，比如他曾在一辆拥挤的有轨电车上叫售票员给车厢另一头的一个姑娘送去一张匆匆写就的便条，上面确实是这样写的：我虽然只是个穷售票员，可是我爱你）；然而当我妈妈去拜访帕恩夫妇时，发现他们确实走了。过了些时候我们才知道，关于这次马可波罗式的旅行，帕恩的想法是：慢慢地往东走，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到一地都安排一次“抒情的惊喜”，也就是说，租一个大厅（如没有大厅就租棚子），举行诗歌表演，获得的净利润就作为路上的花销，可以让他和妻子以及塞巴斯蒂安旅行到另一个城镇。我们始终不清楚塞巴斯蒂安起了什么作用，给了他们什么帮助，或承担了哪些责任，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只让他跟在身边，必要的时候让他去取东西，还要取悦拉丽萨，因为拉丽萨性情急躁，不是很容易安抚的。阿列克西斯·帕恩上台表演时通常穿一件晨衣，若是没有上面绣着的几朵大荷花，这服装倒是蛮合适的。他光秃的额头上画着一个星座（大犬座）。他用深沉的声音朗诵自己的诗作，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竟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让人联想到一只小老鼠竟然造出了几座大山。在舞台上，拉丽萨坐在他的身边，她人高马大，穿着淡紫色衣裙，在那里钉扣子或补旧裤子；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她从来不为丈夫做这些事情。帕恩在朗诵两首诗的间歇里有时会跳一种节奏舒缓的舞蹈，这种舞把爪哇人弹琴的转手腕动作与他自己发明的有节奏动作结合在一起。举行过多次个人专场演出之后，他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之中——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他们的东方之旅在辛比尔斯克就结束了，当时阿列克西斯待在一个肮脏的小旅店里，喝得烂醉，身无分文；爱发脾气的拉丽萨被关进了警察所，因为她打了一个好管闲事的官员一耳光，那官员曾对她丈夫的吵嚷天才表示不满。塞巴斯蒂安回家的时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像他走的时候那样。我妈妈还说：“换了别的孩子，都会表现出不好意思，会因为干了这件傻事而羞愧。”可是塞巴斯蒂安谈起他的旅行就像谈论一件新奇有趣的事，仿佛他一直都是个冷静的观察者。他当初为什么参加那场可笑的表演，究竟是什么驱使他和那对怪异的夫妇交朋友，一直都是个谜（我妈妈认为他也许被拉丽萨迷住了，可是那个女人很平庸，年纪偏大，又强烈地爱着自己的怪人丈夫）。帕恩夫妇很快就从塞巴斯蒂安的生活中消失了。两三年后，帕恩在布尔什维克的环境里受到人为的吹捧，短时间走红，我想这应归咎于“极端政治与极端艺术有天然联系”这一（主要建立在混用术语基础上的）奇怪的观念。后来，在一九二二或一九二三年，阿列克西斯·帕恩用一副吊裤带自杀了。

        “我一直感觉，”我妈妈说，“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塞巴斯蒂安。我知道他在学校里总得好数，他读了很多书，让人惊喜，他有整洁的习惯，他每天早晨都要洗冷水澡，尽管他的肺不太壮实——这些我都知道，还知道很多别的事，可是他的本性我却抓不住。现在他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用英语给我们写信，我不由自主地想，他将永远是个难以理解的人——尽管上帝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善待这孩子。”

        塞巴斯蒂安在大学第一学年结束时来巴黎看了我们，当时他的一副外国人打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穿着粗花呢上衣，里面是淡黄色套头毛衣。他的法兰绒裤子又肥又大，厚短袜松松垮垮，因为没用吊袜带。他的领带上的条纹过于鲜艳，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奇怪的原因他把手帕放在衣袖里。他在大街上吸烟斗，还在鞋后跟上磕烟灰。他学来了一种新的站姿：背向壁炉而站，两手插进裤袋深处。他讲起俄语来总是小心翼翼的，说话只要超过几句，就讲起英语。他整整住了一个星期。

        下次他再来，我妈妈已经不在了。葬礼过后，我们一起坐了很长时间。我一看见妈妈的眼镜孤零零地放在架子上，就哭了起来，浑身打颤，他就笨拙地拍着我的肩膀。他很和善，很愿意帮忙，但有些心不在焉，似乎他一直在想别的事。我们商量了一些事，他建议我去里维埃拉，然后去英格兰；我那时中学刚毕业。我说我愿意留在巴黎从容地生活，我在巴黎有很多朋友。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也谈到钱的问题，他以惯常的漫不经心的方式说，他可以一直给我提供零花钱，要多少就给多少——我想他用了“tin”这个词，但我不能肯定。第二天他要去法国南部。那天早上我们散了一会儿步。像往常一样，每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自在，时不时地要绞尽脑汁找话题。他也沉默着。临别的时候他说：“那么，就这样吧。如果你需要什么，就给我写信，寄到我在伦敦的地址。我希望你在索邦取得成功，就跟我在剑桥一样。再有，尽量找到你喜欢的科目，然后坚持学下去——直到你厌烦为止。”他的深褐色眼睛闪着微光，“祝你好运，”他说，“再见吧。”——并用他在英格兰学到的柔和而刻意的方式握了握我的手。出于并非世俗的原因，我突然为他感到难过，并渴望说些真心话，一些能插翅飞翔的知心话，然而我想要的这些鸟儿却迟迟不来，它们后来才落到我的肩上和头上，那时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已不需要话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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