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锡耶纳，1975年
太阳像一团火球挂在天空，它把赤热洒向围有城墙的托斯卡纳城内的一簇簇屋顶和那些中世纪的瓦片。屋顶上的瓦片有些呈粉红色，但大多数经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和阳光烘烤已经变成了红棕色或灰白色，在烈日下发出微微的闪光。
窗户上部雨水沟附近的太阳阴影处像夜晚一般黑暗，但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部位、那些抹上了灰泥的墙壁和古代的砖头反射着灰白的热光，木制的窗台被晒得开裂，上面的油漆也已剥落。在这个老城区的卵石小巷深处，还有一些荫凉的休憩处，偶尔有几只想打盹的猫在寻找消暑的场所。但当地的居民则一个也看不见，因为这一天是赛马庆典日。
在其中这样一条巷子的深处，在比成人的肩膀宽不了多少的卵石胡同的迷宫里，那个美国游客在匆匆赶路，因为热，脸红得像牛肉。汗水淌下来浸透了他那件短袖棉布衬衣，身上的那件淡色薄夹克，有像在肩膀上挂着一条左右摇摆的毯子一般的感觉。在他的身后，他的妻子因为穿着一双不合适的平底凉鞋，在踉踉跄跄地行走着。
他们曾试图在城里订旅馆，但在这个季节他们订得太晚了，最后终于在卡索尔德尔萨订到了一个房间。他们那辆租赁的汽车因为过分发热在路上跑不动了，他们最后在城墙外面找到了一个停车场，现在，他们从波塔奥维尔匆匆奔向他们的目的地。
不久他们就在这些500多年前的小巷子里迷失了方向，他们步履蹒跚地在滚烫的卵石上行走着，脚下如同着了火。这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牛仔不时地朝人声鼎沸的方向竖起耳朵，并试图往那里赶过去。他的穿戴整齐的妻子只想着赶上丈夫，一边用一本旅游指南手册作扇子煽风。
“等等我。”她叫道。现在他们正穿越在城内老房子之间又一条砖砌小胡同。那里曾显示过中世纪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辉煌，但即使在那时候，这些街区也已经很古老了。
“快点，宝贝，”他从肩膀上回过头来说，“我们要错过游行了。”
他说得对。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聚集在卡姆波广场上的人群正在努力挤上去，为的是想抢先看到游行队列。这是曾经统治和管理这座城镇的锡耶纳17个主要同业公会中的10个将会在那天举行一次赛马，以追求让他们的会馆插上五彩旗的荣誉，这就是赛马会。但首先是游行。
这位美国人头天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已经把旅游手册里的内容读给他的妻子听了。
“同业公会或者锡耶纳的辖区，是在12世纪末叶与13世纪初叶之间建立的。”他大声朗读，“那是在哥伦布之前。”她表示反对，好像在伟大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塔克斯河口出发西行之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对。那是1492年。这事发生在哥伦布之前300年。这里说，他们开始时有42个同业公会，300年后减为23个，后来到1675年时只剩下17个了。我们明天去看游行。”
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庆典队列中第一批几百名服饰鲜亮华丽的鼓手、乐师和旗手开始出现在广场里。广场周围的16座宫殿挂满了条幅、彩旗和标志物，窗户前和阳台上挤满了观众，4万名居民聚集在广场和广场周围热烈欢呼着。
“快点，宝贝。”他朝身后叫道。前方的喧闹声已经响亮起来了。“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这个。最后我终于能够看见那座讨厌的塔楼了。”
确实如此，曼吉亚塔楼刚刚出现在前方的屋顶上方。就在这个时候，她绊了一下跌倒了，她的脚踝被卵石和鞋子扭了一下。她叫了一声，随之坐倒在石头路面上了。她的丈夫转身朝她跑了回来。
“哦，宝贝，你怎么回事？”他俯身对着她关心地皱起了眉头。她抓住一只脚踝。
“我认为我扭伤了脚踝。”她说着开始叫了起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现在变得这么糟糕。
她的丈夫朝巷子的两头打量着，但这些古旧的木门全都上着锁，还加着防护铁条。相距几码远的高墙上有一道拱门，构成了这条巷子的一边。阳光从门洞里照了进去，似乎意味着里面有一处露天空地。
“我把你扶到那里去，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说。
他把她从卵石路面上拉起来，于是她由丈夫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走向那个拱门。原来那里是一个有旗杆的院子，院子里有许多玫瑰花盆，谢天谢地，墙边的阴凉处还有一把石凳。那个美国人帮着他的老婆坐到这把凉爽的凳子上。她如释重负地坐了下去。
在远处，当游行队伍的尾巴还在离开杜奥马广场时，前头已经进入了卡姆波广场，市民判官们已经对马匹和人员、行头、举止以及旗手的舞旗水平在品头论足了。在以后的赛马时，不管谁赢，装备最精良的同业公会参赛小组将会获得一件精工雕刻的银盘子。这件奖品很重要，而且在场的观众都知道。那位旅游者弯腰去查看妻子的脚踝。
“要我来帮助吗？”一个静静的声音说。美国人吃了一惊并转过身体。陌生人背对着太阳站在他的上方。游客站直了身子。那人细高个子，有一张平静的、起了皱纹的脸。他们都是同档年龄，五十五六岁，而那位陌生人已经有了白头发。在褪了色的帆布休闲裤和斜纹粗棉布衬衫的穿着下，他看上去像是一名流浪汉、嬉皮士，但已经不再年轻了。他说的英语富有文化内涵，但带有一丝口音，也许是意大利语。
“我不知道呀。”美国人带着一些疑虑说。
“你的太太跌倒了，伤了脚踝？”
“是的。”
陌生人往院内的旗杆石上一跪，脱去凉鞋，轻轻地按摩着她受了伤的脚踝。他的手指头很温柔，也很娴熟。美国人在旁边注视着，准备着在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妻子。
“脚踝没有骨折，可我担心它已经扭伤了。”那人说。
“你怎么知道？”丈夫问。
“我知道。”那人说。
“是吗？你是什么人？”
“我是园丁。”
“园丁？这里的吗？”
“我种养玫瑰花、打扫院子、保持清洁卫生。”
“但今天是赛马庆典日。你没有听见吗？”
“我听见了。伤处需要包扎。我有一件干净的t恤衫，我可以把它撕成布条，还需要冷水以阻止发肿。”
“赛马庆典日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看赛马庆典。”
“为什么？人人都去看了呢。”
“因为是今天这个日子。7月2日。”
“这个日子这么特殊吗？”
“这也是解放日。”
“什么？”
“31年前的今天，即1944年7月2日，锡耶纳从德军占领下获得了解放。而且这里还发生了某一件事，就在这座院子里，某件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是一次奇迹。我去取水。”
美国人吃惊了。这位来自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美国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做弥撒和忏悔；他相信奇迹——如果奇迹是由罗马亲自批准的话。在他这次夏季游览意大利的计划中，罗马是最后一站。锡耶纳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他朝这座空荡荡的院子打量了一番。
院子大约有30码长、20码宽。两边围有高墙，至少有12英尺高，其中一面墙体上开有一个门洞，两扇大门敞开着，他就是由那个门洞进来的。另两边的墙甚至还要高，有50多英尺高，没有开口，除了一些裂缝之外，上面有屋顶，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楼。在院子的最远一端，嵌人在大楼墙体里的是另一扇门。它不是木板做的，而是由一根根圆木用螺栓固定而成，以阻止外人的进攻。它紧紧地关闭着。门上的木料与城市本身一样古老，因为长年累月的阳光暴晒，早已被漂白了，除了几处污渍。
在院子的一边，从一头到另一头，有一条长长的柱廊，屋顶由一排石柱支撑着，在内部形成了一个深深的、凉爽的避荫处。那位园丁取来了布条和一杯水。
他又跪下来，把布条绷带结结实实地扎到了那只受伤的脚踝上，又把水浇到织物中去浸透布条和冷却皮肉。美国人的妻子宽慰地透出了一口气。
“你能去看赛马庆典了吗？”丈夫问道。
妻子站起来，试了试脚踝，扭扭捏捏地走了几步。脚踝仍然疼痛。
“你认为怎么样？”游客问园丁。他耸耸肩。
“这些巷子路面不平整，人群拥来拥去，而且吵吵嚷嚷的。没有梯子和高台，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整个晚上都有庆祝活动。你们可在那时候去观看露天盛装庆祝，每条街上都有。或者8月份还有一次赛马会庆典。你们能等到那时候吗？”
“不行。我要养牛。下星期必须回家。”
“哦。那么……你太大现在能走路了，但走得慢一些。”
“我们等一下好吗，亲爱的？”她问道。
那游客点点头。他朝院子四周打量了一下。
“什么奇迹？我没有看见任何圣所。”
“这里没有圣所，没有圣人。现在还没有。可有一天会有的，我希望。”
“那么，31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
园丁的故事
“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园丁问。
“参加过，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区。”
“不是在这里，意大利？”
“不是。可我的弟弟是在这里。他曾与马克·克拉克将军一起战斗。”
园丁点点头，似乎在凝视着过去的事情。
“整个1944年，盟军在意大利半岛边战斗边前进，从西西里岛朝北到达奥地利边境。那一年，德军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是一次漫长的撤退。一开始他们是意大利的盟国，但在意大利投降之后，他们成了占领军。
“在这里，托斯卡纳，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陆军元帅凯塞林统帅着德军。与他相对峙的是由克拉克上将率领的美军、亚历山大上将指挥的英军和尚荣上将统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到6月初时，西部战线已经抵达了翁布里亚北界和托斯卡纳南方。
“这里的南部地形崎岖不平，山脉连着山脉，山势陡峭险峻，山谷里有上百条溪流。公路在山坡上盘旋，是车辆通行的惟一道路。公路上很容易埋下地雷，还能从对面的山坡上用机枪进行扫射。隐藏在山峰上的侦察兵还可指挥他们身后的炮兵把炮弹准确无误地砸向敌军。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锡耶纳成了一个繁忙的医疗中心。德国陆军的医疗兵团在这里建起了几座野战医院，而且常常住满了伤员。后来实在容纳不下了，于是几座修道院被征用了。盟军的战线还在向前推进。凯塞林元帅命令把所有轻伤员送到北方去。德军救护车队昼夜不停地滚滚着驶向北方。但有些伤员不能动弹，只得留了下来。许多士兵因伤重死去了，并被埋在了郊外。病床紧张的压力暂时缓解了，直至6月下旬。那时候，战斗空前激烈，实际上已经接近尾声了。在下旬的10天时间里，一位年轻的德国外科医生被选派到了这里，是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他没有医疗经验。他不得不在旁边观看，并学着做手术。当时睡眠时间很短，供应也严重短缺。”
夏日的天空中传来一阵欢呼，在视线范围之外，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部分进入了卡姆波广场。每一个同业公会的参赛小组都在铺着卵石上的宽大的沙土赛道上绕行。一阵更为响亮的欢呼声传过来了。这是在招呼那辆牛车的到来，牛车上载着那位装饰华丽的旗手，是这次露天盛装表演的对象。
“这里的德国守军是第14军，由莱莫尔森上将指挥。别看在报纸上把他们吹得很厉害，但许多部队因为连续几个月的作战而非常疲劳和兵员不足。第14军的主要分遣队是施利姆的第一空降兵部队，而且施利姆把他从海上得到的一切装备和供应品全都藏到了锡耶纳南方的山区里。这是莱莫尔森元帅的右翼部队。在左翼，靠向内陆的是已经疲惫不堪的第30坦克掷弹兵师，他们试图挡住由哈蒙上将统领的美军第一装甲师。
“在马克·克拉克上将的美军第五军的中央，面对锡耶纳城的是尚荣上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他的两翼是他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师。这就是从6月21日至26日的5天激战中被德国人拖住的盟军部队。然后美军的坦克部队插入到德军的装甲兵阵地，锡耶纳两侧受围，先是东侧，接着是西侧的法军部队。
“后撤的德军连队退回来了，带来了他们的伤员。他们有掷弹兵、装甲兵、空军的野战师战士和空降兵战士。6月29日，在这座城市的南方发生了最后一次激战，此后盟军突破了防线。
“战斗打得激烈残酷，最后打成了白刃战和肉搏战。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军担架兵进去了，并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几百名伤员，既有德军的，又有盟军的，被带回了锡耶纳。莱莫尔森上将感到他的部队有可能两侧受敌，而且整个第一空降兵部队有在锡耶纳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请求凯塞林元帅同意拉平他的防线。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伞兵们撤回了城内。锡耶纳到处是当兵的。伤员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致古旧的女修道院大墙下的这个院子被征用为临时掩蔽所和野战医院，以供最后抵达的大约100名德军和盟军伤员使用。新来的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被指派去负责那里的医务工作。那是1944年6月30日。”
“这里吗？”美国人问，“这里曾经是一座野战医院吗？”
“是的。”
“可这里没有设施，没有水，没有电。条件肯定是很艰苦。”
“是很艰苦。”
“我当时正搭乘一艘航空母舰回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疗养舱供伤员使用。”
“你是幸运的。在这里，伤员就躺在担架兵把他们放下的地方。美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英国人、法国人和100名德国重伤员。他们确实是躺在这里等死。最后伤员的数量达到了220人。”
“那么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呢？”
那人耸耸肩。
“哦，他开始工作了。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上级军医派来3名勤务兵协助他。他们去附近的民居里找来席子、草褥和任何可以躺卧的用具。他们还到处去偷床单和毯子。床单都被用作了绷带。锡耶纳城里没有河流穿过，但许多世纪之前，锡耶纳人已经建造了复杂的地下供水渠网，把山里的溪水引到了城内的街道底下，还有取用这些流水的水井。勤务兵在最近的那个井上安装了链斗桶，把水接进院子里。
“一张庞大的厨房桌子被从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抬过来放在了这里，即玫瑰花丛之间的院子中央，用作手术台。药品相当缺乏，卫生就更不讲究了。整个下午到黄昏，他一直在尽力做手术，当夜幕降临时，他跑到当地的部队医院去讨煤油灯。在煤油灯照明下，他继续做手术。但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他知道这些伤员会死去。
“许多伤员伤势很重，都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用完了止痛药。有些伤员就在与战友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被地雷炸中了。还有些伤员的体内嵌着炮弹或手榴弹的弹片。天黑后不久，那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一个姑娘。当地的，一个意大利姑娘，他这么假定。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也许20岁刚出头，长相奇异。他看到她在盯视着他。他点点头，她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长相奇异？”
“鹅蛋脸、肤色苍白。模样非常安详。短发，但不是剪成当时流行的一刀齐发式，而是那种向下卷曲的齐肩发型。相当整齐，不是卖弄风骚的发型。她穿着一种淡灰色的棉布女衬衣。”
“她帮忙了吗？”
“不，她走开了。她静静地穿行在那些男人之中。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一下，去擦拭伤员们的额头。他继续工作着，因为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那张手术台上。即使他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仍在继续工作。他才24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努力不出差错，把骨锯在酒精中消毒一下就开始缝伤口，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使用。伤员们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地说，“你曾经是那位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曾经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美国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那人缓慢地点点头。
“是的，我曾经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的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
“安静点，宝贝。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卡姆波广场，游行队伍已经离开了竞技场，其参加者也已经在广场上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个同业公会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显耀他们的挥舞旗帜和旗杆的技术，随着鼓乐的节拍在空中编织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一次敬礼，也是为他们各自的同业公会赢得那只银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外科医生的故事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那些勤务兵与我一样疲劳，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那张桌子上，而我在尽我的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次间歇期。通过那道拱门进来的担架流减少了，最后停止了。我有时去洗手，并在伤员中去清点夜晚时死去的人数，并要求把他们埋葬。”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那天7月1日早晨太阳升起时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3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一条腿被打断了。我都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的手术。他们都是坚定的禁欲主义者。他们静静地躺着，面朝上，也许想起了在为法兰西战斗和牺牲之前他们家乡马格里布的荒凉和干燥的山丘。他们知道他们会死去，等待着真主来把他们召到身边。但他们没死。
“就在你太太坐着的地方，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在他被抬进来时，他的双手交叉按在他的肚子上。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正在努力把他自己的肠子从撕裂了的腹壁往里塞。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那些肠子放回到原先的位置里，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我没有血浆。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叫他的母亲。我应着他，直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后气温升高了，即使太阳没能从那些屋顶上方直接照射进来。我知道当太阳照到时，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只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了廊柱下的阴凉处，但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失血和昏迷所没有起到的作用，将由太阳去起到。
“那些在廊柱下面的人是幸运的。那里有3个英国人，全都来自于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讨香烟。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是国际性的。我告诉他由于肺部被弹片撕裂，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真是发疯般的英国幽默。但他很勇敢。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回到家乡，但还是忘不了开玩笑。
“在担架兵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3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感谢上帝，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3名勤务兵在一个角落里痊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美国人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我的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搜寻任何绳索和带子以及更多的床单。我们在院子的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铺了上去，并用晾衣夹子夹住，形成了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升上来了。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我的勤务兵们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经过12个小时的暴晒，太阳落山了，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莱莫尔森部下的一名年轻的上尉偶尔走进了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身上划着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走了。我追在他身后，大声叫喊我这里需要一些帮助。他从肩上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他也许确实做了一些事情。1个小时以后，第14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手推车的药品。有敷料、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新伤员来到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20人，使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220名。在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在城墙外面，炮声似乎最后停止了。我猜想盟军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的进攻，以攻占锡耶纳城。于是我祈求我们也许能幸免于难，但知道希望渺茫。所以，最后院子里很静，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声和哭声，以及偶尔的尖叫声。
“我听到了她的衣袍接近我时所发出的声音，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坦克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他的半边下颚。我转过去，她就在那里，把一条毛巾浸到木桶内的清水里。她微笑了一下，开始穿行在地上的伤员之中，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并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那些敷料，但她继续着。”
“她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的。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我没有发现的情况。不是她所穿着的那件棉布女衬衫，而是那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服装。然后我明白她一定是来自于锡耶纳市内某一座女修道院。而且那件服装上面有一种设计，盖在浅灰色上面的深灰色。这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了，垂下来后成了45度。”
从屋顶上方传来发自那座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旗手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表演，原先一直被关在波得斯塔那座院子里的10匹马正被引向沙地赛道。它们身上有马勒，但没有马鞍，因为这是一次光背骑马赛。在裁判的看台前，又响起一阵响亮的欢呼声。
在那座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了伤的脚踝。
“我想现在我能这样慢慢行走了。”她说。
“再等几分钟，宝贝，”她的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的20个，也就是最后的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带着新的设备和药品去为头天晚上的那些伤员作进一步的治疗。我现在有了吗啡、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平静地死去。”
“有人死了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着，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从井里取来的凉水擦洗他们的脸面，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努力想去拉拉她，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在24小时里，我一直在咀嚼安非他明以保持在下半夜时不会睡着。在药品用完之后我已经没事可做了，勤务兵们已经在那道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上、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了一户锡耶纳家庭曾经吃饭过的那张手术台旁边，把脑袋枕到双手上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当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搜寻食物，带回来一满罐正宗意大利咖啡，是战争开始时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一杯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在整个院子里巡视一遍，俯身去检查了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是很高兴的。”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的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医术经验那么缺乏。”
“这是7月2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盟军最后攻进来了？”
“错了。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了的指挥官之一。他是在1940年获得他的元帅军杖的，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在被打败时，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的撤退过程中，是很难打仗的。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了奥地利。到1944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更为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及供应品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持，盟军本应该在仲夏时就能够横扫整个意大利。凯塞林使盟军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他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于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上的罗马市内桥梁。它们都是古典的精品建筑。凯塞林没有执行命令，这帮助了盟军的进军速度。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那里时，凯塞林命令施利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第一空降兵部队全部撤出锡耶纳。不得损坏任何东西或摧毁任何东西。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七世已经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去占领城市时，不要损毁它。至于莱莫尔森与尚荣之间是否订立过任何秘密协定，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他们谁都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他们都已死了。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挽救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上半晌时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3点钟，外边的巷子里响起了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14军少将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少将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矫形术医生。他也已经连续几天在做手术，但在总医院里。他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盯视着四周。与我一起的有6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打量着我那沾满血迹的罩衣和那张厨房桌子，现在已放回到这里光线充足的地方了。他打量着放在那个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是一座什么尸骨存放所啊，’他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先生。’
“‘伤员有多少？’
“‘约220个，将军。’
“‘国籍？’
“‘120个是我们的同胞小伙子，约100个是混合的盟军，先生。’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先生，没有。’
“他目不转睛地盯视着我，然后快速地说：‘Unm？g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它的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开始朝一排褥子走过去。他用不着询问，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知道伤势的类型、重轻和存活的概率。与他在一起的那位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要死去的伤员举行了最后的宗教仪式。少将军医巡视完毕回到了这个地点。他盯着我注视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一副倦容，浑身血迹，臭得像一只鸡貂，而且已经有48个小时没吃过一顿饭。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像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败军中消息传得很快。
“他对他身后的军人下达了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了。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了他们，把盟军士兵留给盟军。他在德军伤员中走来走去，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翻越齐亚蒂山区抵达米兰的颠簸旅程的伤员，到达那里后他们最终能够得到一切待遇。那些被他认为没有一点希望的德国人，他告诉担架兵把他们留下来。在他下达命令之后，70名德国伤员被抬走了。这样剩下了50名德国人，还有盟军的伤员。然后他回到了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了屋后，快要下山了。凉爽正在恢复。他的举止不再粗鲁了。他看上去好像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与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就意味着要成为一名战俘。’
“‘我知道，先生。’我说。
“‘那么，对你来说战争毕竟是短暂的。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回到祖国以后。’
“其他也没有什么事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像吗？一位将军向一名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我没法回敬。然后他就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6个月后他死于一次空袭轰炸。我就孤身留在这里，与150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注定要死去的。太阳下山了，黑夜降临了，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去分发一杯又一杯水。我转过身来，她又回来了。”
现在，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声音是连继不断的叫喊。10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高手，已经跨上了马背。他们都被配发了一条短柄皮鞭，这条皮鞭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于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破坏是这种赛马会的一个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无所谓的，胜利才是最富刺激的，而一旦进入了跑道，则什么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排列在用作起跑线的那条粗绳后面的10匹马的位置进行了抽签。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着自己同业公会的色彩鲜艳的盛装，头顶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在人们的期望中进入了它们在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当最后一匹马就位后，裁判员抬头去看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等待着他的点头以便放下绳子。来自人群的吼声如同非洲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响亮。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如同一个两人小组。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没用意大利语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身体触碰。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了更多的水，还换了几次药。少将军医已经给我留下了新的药品和敷料。到黎明时，这些供应品全都用完了。
“在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都有一块很大的黑斑，约有1美元的硬币那么大。我没去想过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过身来，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刚升起来，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开始飘出了旗帜，不是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没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盟军的国旗，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到处飘扬着。大概7点钟时，我听见巷子里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我害怕了。希特勒的宣传告诉我们，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几分钟之后，5名战士出现在拱门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士和汗水，我很难判定他们是来自哪一支部队。然后我看见了洛林十字。这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都不懂。我微笑着耸耸肩。我在我的德国陆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沾有血迹的罩衣，但他们一定是看到了我的罩衣下面的皮靴。这是非常显眼的德国陆军军靴。他们已经在锡耶纳南方遭受了重大的伤亡，而在这里的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了院子，大声喊着，并在我的鼻子底下晃着他们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然后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从那个角落里轻轻叫唤着。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的语气改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逼着我点上火作为友谊的一种象征。
“9点钟时，城里到处拥动着法国人，受到了狂热的意大利人的热烈欢迎，姑娘们也向他们送上了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我的友善的捕获者在一起。
“然后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同样。我解释说我是德国的一名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们，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盟军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战士们，明白有他的20名法国同胞，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跑出去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支援。一个小时之内，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是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土长的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对全体伤员作了检查，一个接一个地。这一次，他们全都被安排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食他们能够吃下的任何营养品。
“下午，那位上校军医来到了护士长办公室。陪同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迪蒙萨伯特，会说英语。‘我的同事们告诉我，这些人的一半原来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能够得到的设备和药品对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们用法语交谈着。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们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识别牌。送进那座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个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那位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那位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并留在这里协助我的同事们工作好吗？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我行走的速度没有我们德军的撤退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是会杀死我的。然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极度虚弱，就在地上躺倒睡着了。
“经过24小时的睡觉、洗澡和吃了饭以后，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可以工作了。在过去的10天里，由法国人治愈的所有法国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甚至罗马。那些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是从这座院子里转移过去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需拆开来，里面的损伤需适当地修补。然而，原先应该会发炎并由此引起致命的伤口却出奇地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己愈合了；出血也已经止住了。那上校是来自里昂的一位名医；由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结果没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卷向了北方。我被允许与那位上校军医住在一起。尚荣将军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而向我表示了感谢。此后，我被指定专门照料那50名德国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被疏散到了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再想打仗了，所以通过红十字会安排了遣返。”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们从奥斯蒂亚用船舶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吉人回到了谢南多亚。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叫母亲的奥斯汀小伙子回到了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他的体内，他的腹壁已经愈合了。
“在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自己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并带走了我。英军上将亚历山大曾在罗马的那家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我可在一家英国的医院里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至战争结束，所以我做出了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和平随着1945年的最后投降来临了，我被准许回到已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汉堡。”
“那么以后的31年时间里你一直在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来自卡姆波广场的尖叫声清楚地传了过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知觉，余下的9匹马在继续竞赛。尽管铺上了沙子，但下面的卵石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的步伐是狂乱的，人仰马翻是经常发生的。
那人慢慢地耸了一下肩膀。他朝四周打量了一遍。
“在那三天中这座院子里所发生的，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是一个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但没那么好。这与那位姑娘有关。”
“以后还会有赛马会的，”游客说，“给我说说那位姑娘。”
“好的。我在1945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占区。开始时，我在他们的一家大医院里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1949年我们又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非纳粹共和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了，我成了一名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繁荣富强起来了，我转而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我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1965年，结婚15年后我的婚姻结束了。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是痛苦的，但他们也理解了。我有了自己的钱，我也有了自己的自由。1968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到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你。”
“那么你又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找到了。时间已经过去了24年。我猜想她已经有40多岁了，与我差不多。我猜测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如果她已经还俗，那么她应该是一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在1968年的夏天我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了我的寻找。
“首先我去了我能够找到的所有女修道院。共有3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去查访了所有3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立的。当我描述了我在寻访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召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一位这样的修女。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的，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出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是来自于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1944年德军侵占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是在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漫游着，寻找着她所属的女修道院。没有成功。在我的翻译失去了耐心以后，我研究了各修女团体所穿的各种衣袍，过去的和现在的。共有好几种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横杠折断了的十字标志的那种。
“6个星期之后，我明白这事毫无希望了。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24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曾经擦抹过临死的士兵们的脸面，还安慰过他们。她曾经触摸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经她触摸就能使伤口痊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之中了，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康，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将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说。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我作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出版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每一份报上刊出了一条四分之一版面大的寻人启事。报纸上甚至还登了一张图画。我画出了她所穿过的那件棉布衬衣的式样，这张草图随着文字一起登载出来了。该启事还许诺向任何能够提供有关这件奇异衬衫线索的人给予奖励。在我要离开的那天早上，报纸登出来了。
“我正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总服务台打电话上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走到楼下。我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之内抵达。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还误了我的航班。
“等待在大厅里的是一个长着一头白发绒毛的小老头，一身僧人打扮，一件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一条带子，脚上套着一双凉鞋。他的手里拿着一份《锡耶纳报》，翻在登有我的启事的那一版。我们转移到大堂酒吧里坐下了。他用英语说话。
“他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要刊登那则启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锡耶纳的年轻女土，她曾经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前帮助过我。他告诉我，他叫多米尼科兄弟，他属于一个奉献于禁食、祈祷和学习的宗教团体。他自己毕生研究的课题是锡耶纳历史及其各种宗教团体。
“他似乎既紧张又激动，要我向他确切地叙述我是如何看到一位锡耶纳年轻女士衣袍上这种特殊的图案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告诉他。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请告诉我一切。于是我告诉了他。”
当其中一匹马仅仅以其身体的一半长度领先于另一匹马跨过终端线时，大广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9个同业公会的会员们绝望地呱呱叫着，而第十个，即被叫做豪猪的同业公会会员们，则迸发出欢乐的尖叫声。在输掉了比赛的9个同业公会会馆里，那天晚上喝葡萄酒是少不了的，但饮酒期间将会遗憾地频频摇头叹息。而在豪猪会馆里，庆祝活动将会演变成一场狂欢。
“说下去，”美国人催促道，“你把什么告诉了他？”
“我把一切告诉了他。那正是他想了解的，他坚持要了解的。从头至尾。所有细节情况，一遍又一遍地。那辆出租车来了。我打发了它。但直到最后，我忘了一个细节。然后我就想起了。那双手，姑娘的那双手。最后我告诉他，关于在月光下我看见的每一只手背上有黑斑的细节情况。
“那僧人的脸色变得如同他的头发一样白，他开始用手指去捻一只念珠，眼睛闭着，嘴唇静静地翕动着。当时，我是一名路德教教徒，我后来转变了。我问他在干什么。
“‘我在祈祷，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为什么，兄弟？’我问道。‘为我的不朽灵魂，也为你的，’他说。‘因为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然后我请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仁慈的凯瑟琳的故事。”
多米尼科兄弟的故事
“‘你知道锡耶纳的历史吗？’他问。
“‘不知道，’我说，‘几乎一无所知。’
“‘锡耶纳历史悠久，它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有些世纪繁荣昌盛、平安无事，但大多数世纪历经战争和流血、独裁、世仇、饥荒和瘟疫。但最可怕的世纪是从1355年到1559年。
“‘这是国内外充满了连绵的、毫无意义的、无利可图的战争的两百年。整个城市连续不断地遭受雇佣兵的掠夺袭击，软弱的政府没能力保护自己的市民。
“‘你一定知道那时候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有一些公国。侯国、小小的共和国和城市国，而且经常想去互相征服，或者说在实际交战。锡耶纳是一个城市共和国，时常受到佛罗伦萨公国的觊觎，最终把我们归到了美第奇家族的麾下。
“‘但在此之前是最糟糕的时期，即从1520年至1550年，那就是我要叙说的时期。锡耶纳城市国的政府处于混乱状态，由被称为蒙蒂的5个家族统治着。蒙蒂集团互相间复仇不断，直至他们毁灭了城市。在1512年之前，一直由一个家族占统治地位。潘多尔福·佩特鲁齐是他们中最为强大的，他实施着暴政统治，但至少保持了稳定。当他死去后，市内的统治集团松解了。
“‘市政府应该是巴利亚。这是一个由地方长官组成的永久性的委员会，佩特鲁齐就曾经是一位老练而无情的主席。但巴利亚的每一位委员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蒙蒂集团的其中一名成员。他们不是为了管理城市通力协作，而是互相倾轧争斗，把锡耶纳搞得一团糟糕。
“‘1520年，佩特鲁齐家族的一支旁系生了一个女儿。虽然潘多尔福本人已死，但该家族仍统治着巴利亚。但当那个女孩4岁时，佩特鲁齐家族失去了对巴利亚的控制，于是蒙蒂集团的其他家族肆无忌惮地争斗起来了。
“‘那女孩长大后既美丽又虔诚，是她家庭的一份光荣。他们全家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座庞大的宫殿里，不受外面街上的贫困和混乱的影响。在其他富家娇生惯养的姑娘们变得任性和邪恶，如果不说放荡的话，凯特琳娜·迪佩特鲁齐保持着嫡静，并奉献于宗教事业。
“‘她与父亲的惟一隔阂是婚姻问题。当时，女孩子十六七岁出嫁是很正常的。但凯特琳娜年复一年地回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的小伙子，这使得她的父亲十分恼火。
“‘1540年，灾难降临到了锡耶纳及其周围的乡村；饥荒。瘟疫、骚乱、农民暴动和内部派系斗争把这个城市国家搅得一片混乱。凯特琳娜因为有这座宫殿的围墙和她父亲的卫兵的保护，再加上她在家里看书、做女红和上家庭小教堂做弥撒，她应该是能够避免大多数灾难的。然而在那一年发生的某一件事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去参加一场舞会。她永远没能抵达。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因为有她父亲的忏悔神父用拉丁语所写就的一份文件可作证明。那位老神父是佩特鲁齐家庭留着作为精神之需的。她带上一名侍女坐上了一辆马车，还有6名卫兵保护，因为外面街上很危险。
“‘半路上，她的马车被另一辆斜着停在街上的马车挡住了去路。她听到了喊声，一个男人痛苦的尖叫声。她不顾陪同她的那位年长的女管家的反对，撩起窗帘去看外面。
“‘另一辆马车属于蒙蒂集团一个敌对的家族，事情好像是一名老乞丐在街上绊倒了，使得拉车的马匹受惊后转向了。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位性格暴戾的年轻贵族，他勃然大怒，跳出来夺过其中一名卫兵手中的一条棍子，朝那乞丐狠命地殴打起来。
“‘凯特琳娜也毫不犹豫地跳下马车，踩到泥地上，弄脏了她的丝绸绣花鞋，她朝那人尖叫着要他停下来。他抬起头来，她看见那是她的父亲希望她能够嫁过去的其中一名年轻贵族。他看见她的马车门上的佩特鲁齐后形标志，停住棍棒的挥舞，回到了他自己的马车上。
“‘那姑娘蹲在泥地上，扶住了那个老乞丐的肮脏的躯体，但他因受殴打已经快要死了。虽然这种人身上附有寄生虫，而且又脏又臭，但在他死去时她还是用双臂挽着他。传说是这么描述的：当她俯视着那张耗尽精力、痛苦不堪、沾满了泥水和血污的脸面时，她认为她看到了基督临死时的脸面。我们的古代编年史书上说，他在死去时轻声说：“好好照顾我的人民。”
“‘我们将永远无从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目击者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事。我们只有一位老教士多年后在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所描写的一份材料。但这次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回到家里，在宫殿的院子里烧掉了她的所有衣物。她告诉父亲，她希望退出尘世，遁人空门。他当然没有同意，并向她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违拂父亲的意愿，这种事情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她漫游到城内的每一座尼姑庵和女修道院，要求当一名见习修女。但她父亲派出的信使跑在了她的前面，于是她到处遭到了谢绝。她们全都知道佩特鲁齐家族的残余势力影响。
“‘如果她的父亲认为这样就可阻止她，那么他错了。她从家里拿走了她自己的嫁妆财宝，又经与蒙蒂集团内一个敌对家族的秘密商谈，商定了某一座院子的长期租赁事宜。这院子不大，归属于圣塞西莉亚修道院的高墙。僧尼们已经弃之不用了。它大约有20米宽，30米长，一边有一排廊柱，处在高高的石墙下的阴影之中。
“‘为使完全分隔开来，院长神父在从修道院通向院子的那座惟一的拱形门洞里装上了一扇用橡树圆木做成的厚实的木门，并用粗大的插销封住了。
“‘在这个院子里，那位年轻的女士建立起为大街小巷上的穷人和贫民提供庇护的避难圣所。当今，我们称之为贫困救济所，但是当然，那时候是没有这种机构的。她剪去她那飘逸的长发，穿上一件普通的灰色棉布衬衣，赤着双脚穿行在穷人中间。
“‘在这座院子里，穷人、社会弃儿、跛子、乞丐、贫苦人。流浪汉、因怀孕而被逐出大户人家的丫环以及盲人和病人都能找到避难圣所。
“‘他们躺在院子里，衣衫褴楼、肮脏不堪、与老鼠和跳蚤为伴。她为他们擦拭身体，换洗衣服，照料着他们的伤口的脓疮，用她剩余的嫁妆去买来食物，还到街上去讨钱以使这项事业维持下去。她的家庭，当然已经不再承认这个女儿，与她划清了界线。
“‘但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人们开始称她为仁慈的凯瑟琳。来自富人和罪人的匿名捐助开始到达。她的名声越过高墙，传遍了城内的大街小巷。另一名年轻女士放弃家境优裕的条件，加入了她的慈善工作。然后又有两名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到了第三年，整个托斯卡纳都听说了她。她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
“‘你肯定知道，先生，那时候是神圣天主教的最可怕的时期。即使我也不得不这么说。由于长期享有特权和财富，它变得贪污腐败了。教会的许多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过着君主般的生活，追求骄奢淫逸和肉体的所有欲望。
“‘这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反应，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斗士；这是一场他们称之为改革的运动。在北欧，情况甚至更为糟糕。马丁·路德已经开始宣讲他的异教，英格兰国王已经与罗马分道扬镳了。在这里的意大利，真正的信仰如同一口沸腾的大锅。在仅仅相隔几英里的佛罗伦萨，僧人和布道者萨伏纳罗拉在经受了要他认错和放弃新教信仰的严刑拷打之后被绑缚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了，但即使在他死去以后，反抗的声音仍在继续传播。
“‘教会需要改革，但不是分裂，然而许多当权者看不清这种形势。其中之一是锡耶纳主教鲁多维科。他最为害怕，因为他把他的宫殿变成了一个追求吃喝玩乐、腐化堕落的场所。他包庇纵容富人并同意了他们的最终赦免，以此换得他们的财富。然而在他自己的城内，差不多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士，以她自己做出的榜样，使得他蒙受了羞辱，而且人们全都知道。她没有宣讲，没有煽动，如同萨伏纳罗拉那样，但鲁多维克还是开始害怕她了。’”
在卡姆波广场的裁判台上，赛马会优胜奖授给了获胜的那个同业公会领导人，饰有豪猪标志的旗帜胜利地狂舞起来，他们即将一路高歌去奔赴胜利宴会。
“我们全都错过了，亲爱的，”美国人的妻子说。她一边又试了一下她那受了伤痛的脚踝，并发觉现在好多了。“已经没有东西可看了。”
“故事只剩一点点了。我答应我们去看所有的庆祝和盛装表演。这一直会延续到黎明。那么后来她怎么啦？仁慈的凯瑟琳发生了什么？”
“‘主教的机会在第二年来到了。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大地烤焦了，河流干涸了，大街上躺满了人和畜的尸体，老鼠大量繁殖起来。然后一场瘟疫来到了。
“‘那是可怕的黑死病的另一次事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淋巴腺鼠疫。成千上万的人病倒并死去了。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由寄生在老鼠身上和跳蚤的病菌传播的。但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由一位发怒的神仙施加到人们身上的，而一位发怒的神仙必须被祭以一个牺牲品加以抚慰。
“‘当时，为使她自己和她的3名助手与城里的其他修女有所区别，凯特琳娜在她们4个人所穿的衣袍上设计了一种标志：耶稣的十字架，但一条横杠折断了，以表示上帝为他的子民所感到的悲痛以及她们的行事方式。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因为那位年长的忏悔神父多年后把他记忆中的这一切全都仔细地描述出来了。
“‘有个主教宣称这种标志是一种歪道邪说，并煽动起一伙暴徒，其中许多人从他自己的金库中得到了报酬。他宣布，这次瘟疫是来自于那座院子，由晚上睡在那里但白天聚集在街上的那些乞丐们所传播的。人们需要相信，有人该对他们的生病负责。暴徒们冲向这座院子。
“‘那位年长的编年史记录者现在已经作古了，但他声称他从多个来源听说了所发生的事情。听说暴徒们冲进来，那三个助手把破毯子往她们的棉布衬衣上一披，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凯特琳娜留下来了。暴徒们破门而入，殴打他们在这里发现的男女老少，把他们逼到城墙外面，任凭他们在饥荒的乡野上走向死亡。
“‘但暴徒们把他们特有的愤恨留给了凯特琳娜本人。她几乎肯定是一名处女，但他们按住她，对她多次施暴。暴徒中有些人肯定是主教的卫队战士。对她蹂躏完之后，他们把她钉在了院子尽头的那扇木门上，在那里她最后死了。’”
“故事就是这样，”那人说，“那是7年前在旅馆的咖啡吧里由多米尼科兄弟告诉我的。”
“就这些吗？”美国人问道，“他没有再说其他的吗？”
“还有一些情况。”德国人承认道。
“告诉我，请告诉我所有情况。”游客请求说。
“嗯，根据那位老僧侣所说的，这是发生过的事情。
“‘就在谋杀的那天晚上，城里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空中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天黑得使太阳，以致后来的月亮和星星全都失去了光泽，然后就开始下雨了。那雨好像是人们所从来不曾见过的。它凝聚了极大的力量和愤怒，似乎整个锡耶纳城遭到了高压水枪的喷淋。它下了整整一夜，并延续到第二天上午。然后云开日出了。
“‘但锡耶纳已经被荡涤干净了。每一处裂缝都被冲洗了。洪水冲过街道，从城墙的缺口处流淌出去，汇入了下游的山溪中。雨水带走了肮脏和老鼠，如同基督的泪水冲刷了坏人的罪过。
“‘几天之内，瘟疫开始收敛，不久就消失了。但那些参加了暴行的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了羞耻。其中有些人回到了这个院子。里面是空荡荡的。他们从门上取下那具残破的尸体，想按基督教的传统把它掩埋起来。但牧师们害怕那个主教及其左道邪说的指控，所以几位勇敢者把尸体装上一辆垃圾车出城到了乡间。他们把尸体烧了，把骨灰撒向了山溪。
“‘用拉丁语写下这一切的佩特鲁齐家族的那位仟悔神父，没能记下确切的年份，甚至也没有写明月份和甲期。但另一本编年史提到了那场特大暴雨的确切时间。那是1544年，月份是7月，大雨是2日傍晚下的。’”
结束语
“赛马会的日子，”美国人说，“还有解放日。”
德国人微微一笑。
“赛马会的日期是后来确定的，而德国陆军的撤退则是巧合。”
“可她回来了。400年之后，她回来了。”
“我相信是这样。”德国人静静地说。
“照料着战士们，如同那些强暴了她的人。”
“是的。”
“那么她手上的标记？是被钉到木门上去时钉子穿的孔？”
“是的。”
美国游客凝视着那扇橡木门。
“那些污渍，是她的血？”
“是的。”
“噢，天哪。”游客说。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那么你照顾着这个花圃？为她？”
“我每年夏天来这里，清扫旗杆石、料理玫瑰花。这只是一种感谢她的方式。也许她知道一些，也许不知道。”
“今天是7月2日。她还会来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可这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天夜晚没人会死，无论男女老少都不会死。”
“这肯定要有开支，”游客说，“要使这里保持这个模样是要花费成本的。如果有什么事……”
德国人耸耸肩。“也不一定。墙边的那把凳子上有一只捐款箱。是为了锡耶纳的孤儿。我认为她会喜欢这种方式。”
那位美国人与别人一样慷慨大方。他把手伸进他的夹克衫，摸出了厚厚的一叠纸币，并转向那只捐款箱，把五六张钱币塞了进去。
“先生，”他一边扶起他的妻子，一边对德国人说，“我将很快离开意大利飞回美国堪萨斯。我将经营我的农场和饲养我的牛群。但我将不会忘记，终生不会忘记，我曾经来过她死去的这座院子，而且只要我活着我将会记住仁慈的凯特琳娜的故事。来吧，宝贝，我们到观众中一起去看热闹。”
他们离开院子，转入巷子里，朝向远处欢庆的喧闹声传过来的街道走去。几分钟以后，一名妇女从她原先一直隐藏着的廊柱的阴影深处出现了。
她也穿着洗得发白的石磨蓝斜纹粗棉布服装，她的头发编成了一条条紧凑的小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串具有种族特征的念珠。她的肩上还斜挂着一把吉他。她的右手晃荡着一只沉重的帆布背包，左手则提着她自己的那只马桶包。
她站到那个男人身边，从她的胸袋里取出一支大麻叶制成的烟卷，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把它递给了他。
“他留下了多少？”她问。
“500美元。”那人说。他的声音中已经没有了德国口音，完全是英国伍德斯托克的音调。他倒空那只木箱内的美元，把它们塞进了他的衬衣口袋里。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他的伴侣说，“我也喜欢你的讲述方法。”
“我宁愿自己喜欢这样，”那个嬉皮土谦虚地退让说，一边提起他的帆布背包准备离开。“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总是听信上当。”
（舒云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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