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鳖、花大姐、臭大姐、百脚、金天牛、斑点天牛、壁虎、蜥蜴、螳螂、蝈蝈、蟋蟀、潮湿虫、鼻涕虫、放屁虫、蜜蜂、马蜂、灰蛾、蟑螂、毛毛虫、蚂蚱、独角牛、蝇虎、蜘蛛、蝎子……

        有多少种虫子，沈祖英就会发出多少种恐怖的叫喊声。

        每年仲春至冬初的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数不清的小虫会从门缝钻到图书馆里来，有时候也会顺着爬墙虎直接进入二楼的书库。每当祖英发出凄厉而夸张的尖叫时，我就知道，她如果不是看见了虫子，那也一定是发现了虫子的尸体。久而久之，我往往能够通过她尖叫声的高、低、缓、急，大致判断出这些小动物的种类和大小。

        不过，这事也不能一概而论。

        有时候，她发现了壁虎、蜈蚣，甚至烙铁头一类丑陋而凶猛的动物时，声音反而会小得多，甚至有些像耳语。据说，她担心自己的大喊大叫会惹怒这些动物，进而向她发起致命的攻击。通常，我一听到她的叫声，就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寻声赶到她身边。她那惊恐万状的脸上，满是讨好、央求的温柔神情，重现少妇般的娇羞以及少女般楚楚可怜的无助。

        在我与她共事的十几年里，我也曾成功地教会她去辨识一种可爱的小昆虫，帮助她摆脱对昆虫的恐惧。那是一种在我们这一带非常常见的甲虫。有人叫它跳水虫，也有人叫它磕头虫。这是一种体型漂亮的硬壳虫，身体扁瘦、油黑，爬起来动作夸张，身手敏捷，性情十分淘气。如果你想让它安静一会儿，只消把它的身体翻过来，让它仰面躺着就可以了。表面上，它温顺地躺在桌面上想心事，细长的小脚在胡乱蹬踢，实际上却在暗中运气。用不了多久，它脖子一梗，胸前的两截硬甲兀然挺立，随着“啵”的一声，身体飞速弹起一二十公分，并在空中完成转体，落下来的时候爬得更快，颇有一种“岂能奈我何”的轻蔑。

        沈祖英很快就迷上了它。没事的时候，她也会在二楼的办公桌上逗它玩。有一回，我正在楼下睡中觉，忽然被祖英推醒了。她笑嘻嘻地告诉我，她刚刚捉住了一只个头很大的跳水虫，但任凭你怎么让它四脚朝天，它总是懒洋洋的，不肯弹跳。她让我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着祖英来到二楼的窗前，看见那只虫子被她罩在一只玻璃茶杯里，绕着倒扣的杯沿爬得正欢。为了防止沈祖英发出尖叫，我用杯底将它按死，并撕下一块报纸，将它的尸体包好扔进纸篓里之后，这才告诉她，她刚才捉住的可不是什么跳水虫，而是一只黑翅蟑螂。祖英吓得面无人色，差点昏厥过去。她一把抱住我的胳膊，命令我即刻把纸篓中的垃圾拿到楼下去扔掉，扔得越远越好。至于那只玻璃杯，“你拿去水房洗一洗，自己留着用好了，不用还我了。”

        正是因为那些昆虫和小动物的存在，在工会图书馆工作的那些年中，我和沈祖英始终维持着一种轻松、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但我内心也十分清楚，祖英并不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人。即便是她在对我最好的时候，我仍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那段无形的距离。若是碰上下雨天，图书馆没什么人来，我闲极无聊，也会上楼去找她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钟摆一样，只能在一定的刻度之内来回摆动，有太多的话题我都无法触碰。不过，就算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问了什么不该问的事，祖英也从来不会生气，更无疾言厉色，通常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而已。

        有一天下午，我捧着一本金庸的小说，偷偷地躲在一个墙角里读得天昏地暗。沈祖英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拂拭书架上的灰尘，悄悄地走近我身边，远远朝我的书上瞄一眼，居然就知道我正在读。她煞有介事地教训我说：“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一个三流的作家身上，实在是可惜。”我有点赌气似的反问道：“如果连金庸这样天下闻名的大作家都是三流的，那还有什么样的作家可以被称为是一流的呢？”祖英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都不看，就朝我扔了过来。

        我接住一看，居然是《奥德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把这本《奥德赛》带回到邗桥新村的房子里，一连读了两遍，怎么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好。剩下来的只是这样一个疑问：一个有资格推荐荷马史诗的人，想必绝非等闲之辈吧？

        我只知道她老家在天津，父亲曾是天津一家纱厂的老板。至于说她因何流落到江南，在邗桥砖瓦厂当一名图书管理员，则不得而知。尽管她的家就在邗桥镇，奇怪的是，在我们共事的这些年中，她从未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也从未向我提及她的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同彬说，祖英应该没有结过婚（否则的话，五十多岁的人，不可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不知真假。我想，祖英一直刻意避免谈起她的身世，或许并不是因为她的过往经历有什么难言之隐，而是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本应如此之淡。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过，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这个比喻来自《奥德赛》），可以互相瞭望，但却无法互相替代。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从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谚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她对生活的基本看法：

        一九九四年冬，我偶然听说，祖英要在年底前退休，心中不由得七上八下，惘然若失。年末时，我接到了龙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打算在来年的正月初二结婚。新娘姓夏，是皮村人。春琴对这门亲事横加阻拦，至今还不肯与他的未婚妻见面，成天躺在床上哭，“家里闹成了一锅粥”。龙冬问我能不能提前几天回乡，帮他张罗一下婚事。我向厂里请了假，提前一周返回了乡下，没来得及赶上工会为祖英安排的茶话会。

        等到我从乡下回来，图书馆早已人去楼空。正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时，祖英却笑嘻嘻地来了。那是上班后的第三天，正好是元宵节。她手里拎着一只竹篮，上面盖着一块毛巾。一进门，她就嘱咐我去水房里生炉子，等水烧开了，她来下汤团。那天中午，当我们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阅览室里，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团时，我忽然记起来，十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与她在一个桌上吃饭。

        沈祖英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即便她来看我这件无需解释的小事，她也一定要让它条分缕析，明明白白。她来看我，是因为一事未了——她还没有正式向我告别（“你回家去了嘛！”），而不辞而别对她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她之所以会带汤团来，是因为当天恰好是元宵节，而我单身一人，“恐怕早已忘了元宵是什么味了”。

        在那个静谧的午后，祖英一直都是高高兴兴的，但“轻松”两个字，在她的言谈中被重复得太多，反而有点让人生疑。炉子上的水已经烧开好一会儿了。水蒸气顶着铝盖，发出“噗噗”的滋水声。她坐着没动，我也没动。阅览室里光线暗淡，就我们两个人。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屋外艳阳高照，缤纷的阳光把树林里尚未融化的积雪衬得晶莹剔透。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年节将尽的鞭炮声静静地传来，听上去更觉落寞和伤感。

        我问她退休后打算做些什么，祖英笑着反问道：“还能做什么？”随后，她叹了口气，引用了黄庭坚的两句诗，来说明她退休后的心境。

        见我半天没说话，她随即就起身告辞。

        除了沈祖英之外，还很少有什么女人让我产生过如此深的依恋之感。我喜欢她干干净净的样子，喜欢她的胆小和恬静，喜欢她脸上那种充满揶揄却欲言又止的神情，喜欢她身上让人无法接近的深切的悲伤。

        祖英离开后，我一个人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太阳快要落山时，我来到了二楼，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黄庭坚集》，很快就查到了沈祖英刚刚引用过的那首《登快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沈祖英，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她的一丁点消息。我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或许存在着两个沈祖英。我所见到的这一个，不过是另一个的阴影而已——那么，那个处在明亮的阳光中，果敢、轻率、稚拙、任性而充满活力的沈祖英，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她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时，我能记住的，就是她跟我说过的一两句话，一两个手势。楼上再也不会传来发现昆虫的尖叫；夏天的中午，每当我在躺椅上睡觉时，也不会有人在我身上盖上一件工作服；当那个发了疯的京剧演员来图书馆看书时，再也不会有人悄悄地走到我身后，用胳膊轻轻推我一下，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快看，你妈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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