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遵循孔明遗志，不断积极进攻的同时，成都内廷中的黄皓之流，却在日甚一日地煽动反战情绪。

        在这种形势下，姜维更加无法在前方放开手脚与敌作战，蜀国已经开始面临空前的危机。

        蜀国的延熙年号，在沿用二十年后改元为景燿元年。后主渐渐厌倦国政，开始日夜沉溺于觥筹交错的欢宴之中。不言而喻，将胸中本无大志的后主引向安逸享乐的正是黄皓一帮宦官佞臣。

        “唉，国将不国了！”

        “如此下去，蜀国就如夕阳一般，没有多少余晖了！”

        有识之士禁不住扼腕嗟叹，但却敌不过有恃无恐的后主宠臣黄皓。

        只有姜维不顾冒犯龙颜，几次直言进谏，企盼后主能够迷途知返，铲除误国害民的宦官佞臣。

        然而，一筐烂水果中找不出新鲜不腐的好果子，后主身处谗臣环绕之中，白日游玩，自有绝色美妾为其拂去肩头柳絮；晚间欢宴，更可端着盛满佳酿的琉璃酒杯，陶醉在丝竹管弦轻歌曼舞之中。他早已听惯了甜言蜜语，忠臣苦口婆心的铮铮谏言，只能使他徒生嫌恶。

        姜维屡次进谏无果，只能仰天长叹：“蜀国已成风前残灯，寿数将尽了。”

        魏国果然也看出了蜀国的端倪，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景燿六年（公元263年）秋，魏帝命邓艾、钟会领兵数十万，一举攻入蜀中，以图彻底摧毁蜀国政权。

        魏军滚滚而来，蜀军的前卫顿时土崩瓦解。

        国难当头，姜维毅然挺身而出，率军凭借剑阁天险殊死防守，未让魏军由此前进一步。

        但此时邓艾引领另一路魏军人马，却已绕道突破阴平险隘，席卷汉中，不久便逼近到成都城外。

        昔日繁花似锦的蜀国京畿，转瞬之间变成了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

        百姓做梦也不曾想到魏军会出现在这里，直至魏兵杀到眼前，他们才狼狈不堪地四散逃窜，口中仍在将信将疑地喃喃自语：“这难道是真的吗？”

        由于魏军来得突然，成都守军竟然毫无防备，所见皆是魏兵在凶残地烧杀掳掠，满眼是老弱妇孺在哭号着四下奔逃。昔日美轮美奂的豪宅，绽放异彩的华章，此刻尽皆黯然无光，只能在魏兵肆意蹂躏的淫威中战栗。

        蜀宫之中此时已是一片混乱，后主一筹莫展，只顾与嫔妃抱头哭泣，失魂落魄的宦官们更是不知所措。

        魏军高唱着“蜀国已亡”，迫近城下，只等着蜀帝打开城门跪伏在魏国军旗之前。

        后主半晌才说出话来：“事到如今，如何是好？汝等有何良策为朕化解灾祸？”

        重臣们彻夜商议至现在，却仍然议不出可行之策。人人脸上呆滞惨白，不见一丝生气。

        “去向吴国求助吧。臣等护卫陛下的御辇，一同投奔东吴，将来定有东山再起、重返蜀都的一天。”

        “不可。吴国本无心为了蜀国与魏国交恶，孙权罔顾蜀吴同盟条约，正等着蜀国被魏所灭，丞相孔明辞世之后，这种企图越发明显，岂可去投奔吴国？”

        “南方民风淳朴，丞相孔明当年曾广布王道圣德于蛮地民众，如今那里最为安全，不如到南方去暂避一时。”

        群臣议论纷纷，后主听得一片迷惘，莫衷一是。

        最后，重臣谯周终于操着沉痛的口吻说道：“任何事物均有其开始、终了，都要经历中途阶段。倘若事变发生在开始或中途阶段，尚可设法努力挽回局面；今日之变，却是丞相孔明逝世之后国家万事的归结，此乃天数，非人力可左右。投奔吴国实为下策，去南方避难也只会更加凸显穷途末路的丑态。微臣唯望陛下切勿玷污先帝御德，勿使蜀国最终徒遗笑柄于后世。”

        “如此说来，你是要朕开城向魏国投降？”

        “微臣不忍口出此言，但陛下若愿顺从天命，则只此一途，别无他法。”

        众臣尽皆不语，无人敢妄言是战是降，不料后主出人意料地立即答道：“那就按此行事吧。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后主说完之后，反而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大气。

        众臣纷纷失声痛哭起来，但没有一人觉得谯周的意见不妥，满朝文武只能在绝望的深渊里保持沉默。

        关于谯周，有一段尽人皆知的逸事。

        他初进蜀宫是在建兴初年，那时孔明尚健在。由于早已听说他的学识与卓见，孔明将这个农家出身的学者推荐给后主，谯周因此被录用为劝学从事。岂料首次进殿谒见后主，因他原本其貌不扬，加之木讷口吃，尽管满腹经纶，答起话来却颇不得体，故而惹得文武大臣失声嗤笑。

        蜀廷监察吏见朝纲遭人懈怠，当日来到孔明丞相府中，向其弹劾嗤笑的官员：“那等大臣不知自肃，竟然如此亵渎朝廷仪礼尊严，应否严厉惩戒嗤笑之人？”

        孔明并未同意惩戒诸臣，反而安抚监察吏道：“我尚且难以忍住不笑，更何况左右众人？”

        孔明虽然并未失声笑出声来，但心中确实也在忍俊不禁。他对监察吏说的话，意思很明白，自己尚无法做到之事，却要拿来对众人治罪，岂不有悖法理？

        谯周在听到孔明逝世的消息后，曾连夜私自离开成都，千里迢迢去途中迎接孔明灵柩。后来那些前去迎灵的官员皆因擅离职守被问罪，唯独最先离开成都的谯周却被法外开恩。

        不为众议所拘，力劝刘禅开城投降的谯周，就是如此特立独行的人物。

        一得到后主开城投降的消息，魏军阵中立刻沸腾起来，震天动地的鼓号与山呼万岁的呐喊响彻成都城外。蜀宫顶上升起降旗，后主带着众多嫔妃臣下徐徐走出城门，来到魏将邓艾营门前屈辱地投降。

        至此，蜀国终结了自成都建国以来，历经二世四十三年的历史。

        这一天，昭烈庙森森松柏的深处，阵阵凄风比往日更为悲愁；定军山上浓浓的乌云，像是要将孔明失望的眼睛蒙住；关羽、张飞，几多人父人子，多少忠胆英魂，此刻在九泉之下，又何以安然瞑目！

        曾几何时，为了这片土地，多少男儿舍弃生命，埋骨黄土，又在冥冥中祝愿大蜀的江山能够世代永传。而今，蜀中的土地上，到处轰响着魏兵的足音，成都的天空中，四处翻卷着魏国的军旗。

        蜀中单纯朴实的百姓无人不在嗟叹，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然而，有一个人始终反对逃难或投降。他的身上流淌着刘玄德嫡传的血液，此人便是后主的第五位王子，北地王刘谌。他竭力主张：“哪怕将蜀宫变为坟墓，也要与魏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但无人倾听他的豪言壮语，更无人愿与他一起舍身赴死。愤然之下，他来到祖父刘玄德的昭烈庙中，先将妻儿杀死，随后毅然自尽。

        这位王子以自刎保留了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景，也为行至穷途末路的蜀汉保住了一丝尊严。

        却说姜维扼守在剑阁险地，正与魏将钟会对峙，却听到成都开城投降的消息，随后接到后主的敕命：“放下武器，投降魏军。”

        身旁将士一听命令自己去当敌军的俘虏，莫不愤愤不平地拔剑猛劈山石，痛心疾首地叹道：“一夕功败垂成，只能饮恨终身了！”

        由此不难看出，蜀人的斗志并未荡然无存，毋宁说，孔明离世三十年来，他们坚持“以攻为守”的积极战略，以无畏的气概连续与外敌争战，其精神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姜维等将领的英勇求战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但不能否认，由于不听费祎忠告，自露破绽，以致被敌人乘虚而入，反而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费祎在世时，曾经恳切地对姜维说过：“我深知自己哪怕再有作为，也远远不及故去的丞相。一想到丞相那样非凡的英才尚且未能平定天下，就不能不痛感我等平庸之辈又能有何作为。看来自己力所能及的，只是守住疆土，整肃法令，使国内安定，国家富强而已。至于对外征战、一统天下的功业，唯有期待日后由如同孔明丞相那样的贤人来达成。以侥幸之心贸然与强敌一决胜败的战法，我等必须极其慎重，绝不可轻易采用。”

        这番话可谓推心置腹，句句都是金玉良言，然而姜维始终不忘自己的远大抱负，一直坚持对外积极进攻。

        若要论及主战与主降孰是孰非，后人似乎大都认同谯周最后对后主的那番劝谏。

        若从史诗的角度回顾蜀国走过的四十三年，姜维的澎湃激情仍可视为一段灿烂的华章。他作为一员武将，不堪长期忍受屈辱，奋起反抗魏将钟会，最终被其逮捕，与妻儿族人一同被斩首。似乎命中早已注定，他的热血最后必会染在魏国的刀刃上。

        据魏军占领成都后蜀朝交与邓艾的人口资产文簿记载：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人口九十四万，带甲武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两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

        在册资产如此之丰，其余珠宝财富可想而知。

        然而蜀国的国力相当疲弊，军队将士的斗志也已不可与孔明在世时同日而语。昔日受人山呼万岁的后主，不得不率百官出城跪于魏军营门前，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任何国家一旦覆亡，其凄楚景象令人不堪忍睹。

        若论招致蜀国覆灭的原因，似可举出以下几点：后主刘禅的愚昧懦弱，杨仪的削职去官，董允、蒋琬的相继去世，费祎的飞来横祸。凡此种种原因叠加起来，便最终造成了蜀国不可逆转的命运。

        到了蜀国末期，后主的亲政与宦官黄皓的专横，使本已每况愈下的朝政雪上加霜。大凡王朝到了行将灭亡的末期，均会出现宦官干政，以及随之而生的暴政苛役、廷臣内斗、骄奢淫逸等现象。蜀国行将崩溃的末期，自然无法超脱其外。

        而最为削弱蜀国战力的，乃是蜀中学者思想的分裂。尽管孔明制定了通过三国鼎立走向一统天下的国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丝毫不感兴趣，生发出一种代表了一股厌战、反战的思潮。

        杜琼等人阖门自守，假冒清高，却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肆无忌惮地放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因为“当涂高”乃“当道高台”之意，而“魏”字亦可解释为“高台”，故杜琼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宣扬“取代汉朝者，必为魏国”。杜琼虽食蜀国俸禄，却公然以此等谶言蛊惑人心，可见当时蜀中思潮之一斑。

        而学府中还有人在散布更为耸人听闻的言论：“先帝名备。备者，准备之意也。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也。由此看来，后主只做得禅让之君，刘氏帝业不会长久，后日定准备禅让与他人。”

        蜀国养了如此一批学者，其实早已病入膏肓，注定了最后覆亡的命运，只不过这种病症平时隐于体内未被发觉罢了。

        却说后主投降魏国之后，被迁至魏都洛阳，后被封为安乐公，度过了平凡的一生。蜀国旧臣也转而投魏，均被魏国委以官职，开始心甘情愿地侍奉魏帝。

        当时有一魏人同情后主的境遇，特意造访他的府第，试探道：“您来魏之后，日常可有不便之处？想必有时睹物思情，也会想起昔日蜀中岁月，难免感伤悲叹吧？”

        哪知庸碌的后主欣然答道：“哪里！哪里！魏国四时气候宜人，每日佳肴美味，我在这里早已乐不思蜀了。”

        不思故土若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淡泊无求，倒也令人肃然起敬，但后主的乐不思蜀是贪图物欲的本性流露，只能令人感到可悲可叹了。

        魏国直至孔明死后才终于能够高枕无忧。

        不知不觉之中，朝野上下忘却了连年的外患，到处洋溢着安逸和乐的气氛，天下太平逐渐助长了奢华享乐之风。这种征兆发端于魏国上层，洛阳率先以魏帝的名义大兴土木，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建造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除了这些大殿、高阁之外，魏国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资财，兴建了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等林泉、宫苑，据说为此动用的天下工匠有三万余人，人夫更达三十万之众，这自然是不折不扣地滥用国帑。

        曹睿这样的明君为何也会堕入大肆挥霍的浊流？这或许应该归咎于他向人性弱点的回归，抑或解释为文化的自然循环。

        这些新建殿堂楼阁的雕梁之美，华栋之妍，壁瓦之灿，金砖之丽，无不使人眼花缭乱。其豪奢雄伟，更是无法比拟。然而奢华的背面，社会底层正在传出人夫疲惫的喘息，街头巷尾也在蔓延着市民埋怨的阴霾。尽管如此，魏帝犹嫌不足，他催促官吏修缮芳林阁，诏令各地上送巨大石木建材，征用耕牛运输土方石瓦，无止境地滥用百姓血汗。

        虽有公卿向他进谏：“即使武皇帝（曹操），当年也不曾如此奢华无度，役民不止。”但魏帝丝毫不予理会，有人不断劝谏，反被他问罪斩首。

        既然上有所好，臣子之中自然也就不乏阿谀奉承之人。

        “人若能取日精月华之气，便可永葆年轻，长生不老。现在可遣人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承露盘，每日三更时分，接储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露水混以美玉之屑，每天清晨调和服之，陛下寿龄便可延长百载，亦可保持少年之颜泽。”

        魏帝变得益加喜好此种荒诞言论，其前途如何，不言自明。

        魏国的运势依然昌盛，或许是得益于谋士良臣众多。自曹操以来，魏国就始终人才济济，民富国强。

        司马懿此时已是魏国元勋之首，司马氏家族自然也随之显赫无比。他于延熙十四年，亦即魏国之嘉平三年谢世，魏廷以大礼对其进行国葬厚祭，遗职与勋爵之位由其子司马师继承。然而未过多久，司马师也相继亡故，其弟司马昭又继续承袭爵位职务。司马昭不仅就任大将军，权倾一时，威震四海，还获封晋王九锡，其势力直追魏帝。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爵位，魏国此时已进入魏元帝时代。司马炎终于迫使魏元帝退位，自己称帝，创立了新王朝，他便是晋朝的武帝。

        魏国自曹操以来历经五世四十六年之后，终于灭亡。事实上，魏国只比蜀国多存在了三年。

        晋取代魏之后，之所以未立即吞并吴国，是因为一时对其还无从下手。当时孙权虽然已经去世，但在继位的孙皓实行苛政引起南方各地暴动之前，建业城中仍有诸多善谋忠勇的群臣健在，吴国尚可凭借长江天堑与江东丰饶之地与晋抗衡。

        但吴国一俟开始溃败，也如同长江流水一般迅疾。由于孙皓十余年的残酷暴政，吴国四世五十二年的基业在其手中毁于一旦。

        水陆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挺进，望不到头的人马举着无数旌旗，旌旗上书写着一个新的国名——晋。

        曾经三国鼎立的天下，终于统一为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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