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烟枪出租车司机第二天早上来接我。他把我载到泰特斯雪佛龙，敞篷车还停在那里。我已料到会是这样，但还是松了一口气。我穿着从梅森男装店买来的毫无特征的灰色运动外套。新的鸵鸟钱包妥当地躺在里兜里，里面装着阿尔给我的五百块现金。我正欣赏福特汽车时，泰特斯走上前来，用红布擦着手，红布好像还是昨天那块。
“我想了一宿，决定买。”我说。
“太好了，”他说，然后带着后悔的语气说，“我也想了一宿，安伯森先生。我想，我跟你说还有还价余地是在撒谎。你知道我们早上吃煎饼熏肉时我太太怎么说吗？她说：‘比尔，你要是不把那辆车卖到三百五，你就是个蠢货。’事实上，她已经说我是蠢货了，不该一开始开价那么低。”
我点点头，好像知道他会这么说。“好吧。”我说。
他看起来很惊讶。
“我只能这么做，泰特斯先生。我可以给你写张三百五的支票——很好用的支票，故乡信托，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们——或者，我可以从钱包里拿三百现金给你。这样会省去很多文书工作。你想怎么办？”
他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威斯康星人真会还价。你要是出三百二，我可以给你贴上标签，上一块十四天的牌照，然后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
“三百一。”
“啊，别让我为难，”泰特斯说，但他没有为难，他很开心，“加五块就成交。”
我伸出手。“我能接受三百一十五。”
“好。”他这一次跟我握手了，没理会手上的油。然后，他指向销售亭。今天，马尾辫美女正在读《机密》。“你可以去那位年轻女士那儿付账，她是我女儿。她会帮你开票。你弄完回来，我帮你贴标签。再给你加一箱油。”
四十分钟之后，我开着属于自己的一九五四款福特敞篷，往北朝德里开。我拿的是标准车型驾照，所以开这车没问题，但这是我第一次开竖排变速汽车。开始很别扭，但习惯以后（我还得适应用左脚操纵变光器开关）很喜欢。泰特斯对二挡的描述没错。我挂上二挡，森利纳跑得飞快。我在奥古斯塔停下车，把顶篷拽下来。在沃特维尔，我抢到九十五美分的肉饼晚餐套餐，套餐里有冰激凌苹果派。这个价格让富客汉堡显得昂贵。我跟斯凯利纳、斯柯达、戴尔—维京、优雅汽车并肩狂飙。阳光温暖，微风吹拂着我新理的短发，收费公路（广告牌又把它称作“一分钟一英里公路”）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好像把头天晚上对未来的担心随着手机一起沉到水塘里。感觉很好。
直到来到德里。
这个镇子有股邪气，我想我刚到那里就觉察到了。
“一分钟一英里公路”逐渐消失，福特进入沥青修补过的双车道，我上了七号公路。我在纽波特北面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开上一处高地，看到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笼罩在无数造纸厂和纺织厂污浊的烟云之下，厂子正满负荷运转。一条绿色的动脉从镇中心穿过。远远看去，那仿佛是一条伤疤。参差不齐的绿带周围只有烟熏出来的灰色和黑色。天空被从烟囱里涌出的烟雾染成尿黄色。
我开车经过几个农产品摊位，在一旁照看着摊位的摊主（我开车经过时，他们只是站在路边喘气）看起来更像是《激流四勇士》里土生土长的山地贫农，而不是缅因州农民。我经过最后一个摊位“路边凉亭农产品”时，一条高大的杂种狗从几篮子堆起来的西红柿后面冲出来追我，撕咬我的汽车后胎。它看起来又像只畸形的斗牛犬。然后我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拿一块板子打它，随后它从我的视野里消失。
哈里·邓宁就是在这个镇子长大的，我第一眼看到它就心生厌恶。没有具体原因，但就是厌恶。中心购物区坐落在三个陡峭山丘脚下，像个深坑，幽闭恐怖。我的樱红色福特看上去是街上最明亮的物体，惹人注目（而且根据它招来的多数目光可以看出，它不受欢迎），混杂在黑色的普利茅斯，棕色的雪佛兰和肮脏的货车中间。一条运河穿过镇子中央，黑水几乎注满苔迹斑斑的混凝土护堤之间。
我在运河街找到一处停车位。一角钱换得一个小时停车购物的时间。我在里斯本福尔斯镇忘了买帽子，我走过两三家店面后，看到一家店：“德里服装日用品店，缅因州中部最吸引人的男子服饰用品店”。我不知道中西部是否有很多男子服饰用品店。
我把车停在药店门口，然后查看橱窗里的标牌。很奇怪，标牌准确总结了我对德里的印象——那种乖戾、狐疑，那种勉强按捺的暴力感。我虽然在德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可能除了我偶然遇见的少数几个人），不喜欢德里的一切。标牌上写着：
入店行窃不是“刺激”，不是“好玩”，不是“有趣”，而是“犯罪”。我们决不姑息！
那个身材瘦弱、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的人肯定是基恩先生。他正朝外面打量我，他的表情不是在说：进来吧，陌生人，到处逛逛，买点儿什么。或者来杯冰激凌苏打。那冷酷的眼神和翘起的嘴巴在说：走开，这儿没你这种人什么事儿。我告诉自己这是我的想象，但知道这不是想象。我伸出手，做出打招呼的姿势。
穿白大褂的人没有朝我伸手。
我意识到我看到的运河肯定从这个奇怪的沉陷市区底下流过，我正站在运河顶上。我能感觉到隐藏在脚底的水流轻轻地敲打着人行道。这种种感觉让我隐约不快，这片世界好像软化了。
一个身穿晚礼服的男模站在德里服装日用品店橱窗里。一只石膏眼上戴着单片眼镜，一只石膏手里拿着一面学校锦旗。锦旗上写着：“德里老虎会痛宰班戈公羊！”我是学校精神的粉丝，但这样的标语也太惊人了。打败班戈公羊，没问题——痛宰？
只是个比喻，我告诉自己，走进去。
一位脖子上绕着卷尺的店员走上前来。他的衣服比我的好看多了，但头顶微弱的灯泡让他的脸泛出黄色。我迫不及待地问，能卖给我一顶漂亮的夏天草帽吗，或者我应该滚蛋？他笑了，问他能帮我做点什么。一切看起来基本正常。这里有我要的那种帽子，我花三美元七十美分买了一顶。
“很可惜，天气转凉，没多少时间戴了。”他说。
我戴上帽子，在柜台旁的镜子前正了正它。“我们或许应该有印度那样漫长的夏天。”
他把帽子斜到另一边，动作轻柔而略带歉意。他将帽子转动不到两英寸，就让我不再像个刚进城的乡巴佬，而变得像……嗯……缅因州中部最得意的时空穿越者。我谢了他。
“不用谢，您叫——”
“安伯森。”我伸出手。他简单而无力地和我握了手，他的手有如滑石粉。他松开手后，我想在运动服上擦手。
“来德里做生意？”
“是的，你是本地人吗？”
“在这儿待了一辈子，”他说，叹了口气，好像并不愿意住在这里。我基于自己对这里的第一印象，觉得他也许就是这么想的。“您要是不介意我问，您做什么生意，安伯森先生？”
“房地产。但我既然来了，还想看一位老战友。姓邓宁，我不记得名字了，我们都叫他‘斯基普’。”斯基普一说是我编造的，我真的不知道哈里·邓宁父亲的名字。哈里在作文里提到哥哥和妹妹的名字，但拿着锤子的男人一直被他称作“我的爸爸”。
“我恐怕帮不了您，先生！”现在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漠。生意完成了，店里虽然没有其他顾客，但他希望我离开。
“不过，你也许能在别的事情上帮到我。镇上最好的酒店是哪家？”
“德里宾馆。往回走到肯达斯奇格大街，向右转，走上阿普米尔丘，到中央大街。门前有马车灯。”
“阿普米尔丘？”
“是的，我们这样叫。您要是没有别的事，我要到后面改衣服了。”
我离开时，天色已经暗下来。对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到十月间的德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夜晚总是很早来临。
跟德里服装日用品店一店之隔的是梅琴体育用品店，秋季枪支销售正火热进行。两个男人正在店里调试猎枪，一位戴着蝶形领结（领结配着蝶形领子）的年长店员满意地旁观。运河的另一边被工人酒吧占据，那是你可以花五十美分喝杯啤酒聊聊天的地方。洛克奥拉的所有音乐都是乡村和西部音乐。有《幸福角落》《祝福成功》（我后来知道，常客们称之为《血流成河》），《两兄弟》《金轮辐》和《沉睡的银元》。四位蓝领绅士站在酒吧外面，呼吸着下午的空气，盯着我的敞篷车。他们的脸被花呢和棉制平顶帽子遮住，脚上穿着巨大的无色工作靴。我在二〇一一年的学生称之为“狗屎靴”。四位中间有三位穿着背带裤。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想到追着我的汽车、边流口水边撕咬轮胎的杂种狗，然后穿过街道。
“先生们，”我说，“里面有什么卖的？”
有那么一会儿，没人回答我。正当我以为没人会回答时，没穿背带裤的那位说：“啤酒，还能有什么？你不是这儿的吧？”
“威斯康星的。”我说。
“好样的。”其中的一个小声说。
“现在旅游，很晚了吧。”另一个说。
“我来镇上做生意，但我想先去看一位老战友。”没人回应。有个人把烟头丢到人行道上，然后用贻贝大小的一团鼻涕将烟头弄灭，这或许就是他对我的回应。尽管如此，我继续往下说：“他叫斯基普·邓宁。你们有谁认识姓邓宁的人吗？”
“我真想笑着亲吻猪。”没穿背带裤的家伙说。
“什么？”
他转动一下眼睛，撇撇嘴，一副对蠢得不可救药的人不耐烦的表情。“德里有很多邓宁。去看看该死的电话簿吧。”他朝里走去，他的伙计们跟着他。没穿背带裤的家伙给他们打开门，然后转身对我说：“那辆福特里面是什么发动机？V-8吗？”
“Y型。”我希望他认为我很懂行。
“不错啊。”
“你或许该向上开，上那个山丘。那里有些高档场所。这些酒吧只适合工人。”没穿背带裤的家伙冷淡地评判我，我刚到德里时预料到了这一切，但一直不习惯。“你会很惹人注目的。斯特里亚和布蒂利耶上午十一点上班、晚上七点下班的人出来以后，更是如此。”
“谢谢，你人太好了！”
冷淡的评价又开始了：“你不太熟悉情况，对吧？”他说着便走进去。
我回到敞篷车里。灰色街上的空气中弥漫着工业废气的气味。下午结束晚上开始，德里市区看起来只比教堂长椅上的死掉的妓女更有吸引力。
我上了车，踩下离合器，发动汽车，非常想开车离开。我想回到里斯本福尔斯镇，爬出兔子洞，叫阿尔·坦普尔顿重新找个人。但他找不到了，不是吗？他已经精疲力竭，也没有时间了。用新英格兰的话说，我算是猎手的最后一枪。
我行驶到中央大街，看到马车灯（我看过去时，恰逢晚灯亮起），把车开到德里宾馆前的转盘上。五分钟后，我就登记好了。我在德里的时光正式开始。
我拆开新买的东西，将一部分剩下的现金放进钱包，将余下的放到新手提箱的衬里里面。我感觉很饿。我下楼吃饭之前，查了一下电话簿。我看到的情况让我心碎。没穿背带裤的那个人可能不是很热情，但他说得对，从电话簿看，在德里以及周围四五个村子里，有很多姓邓宁的人。差不多有一整页。这不奇怪，在小镇上，某些姓就跟六月草坪里的蒲公英一样泛滥成灾。过去五年间，我在里斯本教书，遇到过几十个斯塔伯德和莱姆基，其中有些是一母同胞，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堂表兄妹。他们相互通婚，又生出更多同姓人。
我应该在出发之前抽时间问哈里·邓宁，他爸爸的名字叫什么，这本来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要不是被阿尔展示给我看和要我做的事情彻底惊呆，肯定要问的。不过，我想，能有多难呢？要找到一个有特罗伊、阿瑟（又名图加）、埃伦和哈里这几个孩子的家庭，应该不至于只有夏洛克·福尔摩斯才能办到吧。
我受这一想法鼓舞，走进宾馆的饭店，点了海鲜：蛤蜊，舷外马达大小的龙虾。我没有要甜点，我更想去酒吧喝杯啤酒。在我读过的侦探小说里，酒吧服务员通常消息灵通。当然，宾馆里的招待如果跟我在这个无情的小镇上遇到的其他人一样，那我不会有什么收获。
幸好他不一样。这个年轻人长得很结实，放下手上擦酒杯的活儿，来招待我。他留着平头，面如满月，性格爽快。“朋友，喝点什么？”
朋友两个字听起来很舒服，我也热情地朝他笑笑。“米勒清啤？”
他看上去很疑惑。“没听说过，但是有美乐。”
他当然没有听说过米勒清啤，这东西还没被发明出来呢。“可以。我想我这会儿忘了自己是在东部。”
“您从哪儿来？”他用三角起子打开瓶盖，放了只玻璃杯在我面前。
“威斯康星，但我会在这儿待一阵子。”旁边没有别人，但我还是压低声音。这句话似乎提振了我的信心：“房地产生意。周边随便看看。”
他崇敬地点点头，又给我倒上啤酒。“祝您好运！这类地方有很多房产出售，大部分很便宜。我本人正准备离开。月底就走。去个不那么边缘的地方。”
“这儿看起来那么热情，”我说，“但我想北方人就这样。威斯康星人更友好，我为了证明这一点，想给你买一杯。”
“我上班时从不喝酒，我还是喝杯可乐吧。”
“那我就给你买杯可乐。”
“非常感谢！漫漫长夜，能遇到一位绅士真是太好了！”我看着他往杯子里注入糖浆，加上汽水，然后搅拌。他尝了一口，咂了咂嘴唇。“我喜欢喝甜的。”
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从他的肚子可以看出这点来。
“不过，并不是所有北方人都待人冷淡，”他说，“我在福克肯特长大，那会是你见过的最友好的小镇。为什么这么说？游客从波士顿、缅因州出发到那儿，我们就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我在那儿上了酒吧服务学校，然后来南方谋生。这里看上去是不错的创业之地，工资不错，但是——”他扫了一眼周围，旁无一人，但还是压低声音，“你想听实话吗，朋友？这镇子令人厌恶。”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工厂太多了。”
“不光是这个。你四处看看，看到什么了？”
我按照他说的做。角落里有个家伙，看起来像是个推销员，喝着威士忌鸡尾酒，仅此而已。
“没看到什么。”我说。
“整个星期都这样。工资不错是因为没有小费。市区的啤酒吧生意兴隆，我们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有点儿人，不过，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猜上流人士在家里喝酒。”他的声音更低了，很快就变成了耳语。“在夏季，这里很糟糕，朋友。当地人尽量保持沉默——连报纸都不大肆宣扬——但有些残忍的勾当。谋杀。至少有六起。都是孩子。荒地最近有一起。死者叫帕特里克·赫克斯泰特。尸体已经完全腐烂。”
“荒地？”
“就是横穿镇中心的沼泽带。飞机降落时，您可能已经看见了。”
我是开车来的，但知道他在说什么。
酒吧招待瞪大眼睛。“那不会是你感兴趣的地块吧？”
“不能说，”我告诉他，“要是谣言传播出去，我可能得另谋职业了。”
“了解，了解。”他喝掉一半可乐，然后用手背捂住嘴打嗝，“我希望如此。他们应该把那个该死的地方填平。那里只有臭水和蚊子。你会帮这个镇子一个忙。让它变得令人愉快些。”
“那还有其他孩子死在那儿吗？”我问道。连环杀童案足以解释我一跨进小镇就感觉到的那种阴暗气氛。
“我不知道。但人们说有些孩子是在那儿失踪的，因为那里有个巨大的污水泵站。我听人们说，德里下面有很多污水管——多半是大萧条时期铺的——但没有人知道所有管道在哪儿。你知道小孩子的。”
“喜欢冒险。”
他用力点点头。“对。有人说是流浪汉干的。也有人说是当地人干的，那人打扮成小丑的样子，以防被人认出。第一个受害者——这是去年的事，在我来这儿之前——是在威彻姆和杰克逊交叉路口被找到的。胳膊被撕掉了。他的名字叫丹布劳。乔治·丹布劳。可怜的小家伙。”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是在一根排水管旁边被发现的。排进荒地的水管。”
“天啊！”
“没错。”
“我听到你用的都是过去时态。”
我准备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很明显，这家伙除了上过酒吧服务学校，英语也不错。“谋杀好像停止了，但愿老走这种好运。”他用指头敲了敲吧台。“干这件事的人或许已经收拾好行李离开了。这个狗杂种或许自杀了，他们有时会这样做。那样最好。但是杀害小男孩科科伦的可不是个穿着小丑服装的杀人狂。杀害他的是他的亲爸爸，你爱信不信。”
这足以解释我为什么感觉自己来这儿是命运的安排而非巧合。我小心地咂了一口啤酒。“真的吗？”
“当然。小孩名叫多尔西·科科伦。只有四岁。你知道他那狗杂种爸爸是怎么做的吗？用锤子。”
锤子。他用的是锤子。我保持礼貌而好奇的表情——我希望自己做到了——但我感觉到鸡皮疙瘩在顺着胳膊往上爬。“太可怕了！”
“是的，这还不算最糟——”他停下来，往我的肩膀后面看去，“再给您来一杯，先生？”
是那个商人。“我不用了，”他说，递过一美元，“我要睡觉了，我明天要炸掉那家当铺。我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在沃特维尔和奥古斯塔采购五金。因为他们现在肯定不知道。不用找了，孩子，给自己买辆迪索托吧。”他低着头，缓步走出去。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绿洲的完美代表，”酒吧招待悲哀地看着顾客离去，“喝杯酒，睡一觉。明天见，短吻鳄。过一会儿见，鳄鱼。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这个小镇会变成鬼城。”他站直，想正正肩膀。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的肩膀跟身体别的地方一样圆。“但是管他呢？我十月一日就走了。沿路往下。祝您愉快，有机会再见。”
“这个孩子，多尔西的爸爸……别的孩子是他杀的吗？”
“不是，他不在犯罪现场。我现在想起来，他大概是孩子的继父。名叫迪基·麦克林。前台的约翰尼·凯森——可能是他帮你登记的——告诉我，他过去常来喝酒。他想和一个女服务员谈恋爱，但女服务员让他走开，他变得越来越下流，然后就被这儿拒之门外。之后，我猜他在斯波克和布克特喝酒。那些地方什么人都让进。”
他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脸上阿卡瓦·维百牌须后水的气味。
“想知道最糟的一起谋杀案吗？”
我不想，但我觉得自己应该知道。所以我点点头。
“那个该死的家庭里还有个年长的哥哥。埃迪。他去年六月失踪。证据充分。失踪了，没有下文，你明白我在说什么。有人怀疑他离家出走，以躲开麦克林，但是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他要是这样做了，肯定会在波特兰、罗克堡或者朴次茅斯出现——一个十岁的孩子不可能长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依我看，埃迪·科科伦跟弟弟一样，也吃了锤子。只是麦克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笑了，笑得很突然，很阳光，满月般的脸更英俊了。“我是不是说得您不想在德里投资房地产了，先生？”
“这不由我说了算。”我说。我的思绪此时进入自动飞行模式。我没有听过或读过缅因州这个地区发生的系列杀童案吗？或者在电视上看过？留着四分之一的神，用剩下的精力等待着问题妻子结束另一个“女孩之夜”，走着——或者是摇晃着——回家。我想应该没有，有关德里，我唯一记得清楚的一件事是，八十年代中期，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洪水，洪水几乎毁了半个镇。
“不是你说了算？”
“是的，我只是中间人。”
“噢，祝你好运。这个镇子已经没那么糟糕了——去年七月，人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多丽丝·黛的贞操带一样松垮——但离健康还任重而道远。我是个友好的人，喜欢友好的人。但我正在分裂。”
“也祝你好运。”我说，放了两美元在吧台上。
“哎呀，先生，太多了！”
“我总是为开心地聊天支付额外的费用。”实际上，额外的费用是给友好的面孔。聊天内容令我很不安。
“噢，谢谢！”他微笑着伸出手，“我还没有介绍自己。我叫弗雷德·图米。”
“幸会，弗雷德。我叫乔治·安伯森。”他握得很紧，他的手不像滑石粉。
“需要建议吗？”
“当然。”
“在镇上，跟孩子们说话时要小心。从去年夏天开始，陌生人要是被人看见跟孩子聊天，很可能会被警察盘问。甚至可能挨打。”
“即使没穿小丑服？”
“嗯。那是全身装扮，不是吗？”他的笑容不见了。那张脸现在看起来苍白而冷酷。换句话说，跟德里其他人的脸一样。“你要是穿上小丑服，戴上橡胶鼻子，没人知道真正的你是什么样子。”
我坐着老式电梯，一路咯吱咯吱上到三楼时一直在想，另一件锤杀案是真的。弗雷德·图米说的其他事情如果也是真的，那么邓宁拿着锤子锤死家人，还会让当地人感到惊讶吗？我想不会。我想人们会说，这只是德里就是德里的另一例证。他们也许是对的。
我进屋时，有了个真切而恐怖的念头：我如果在未来七个星期改变一些事情，刚好让哈里的爸爸杀死了哈里，而不是让他变成跛脚的轻度智障呢？
不会的，我告诉自己，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就像希拉里·克林顿在二〇〇八年所言，我来了，就是要赢。
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失败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宾馆的河景餐厅吃早餐，餐厅里只有我和昨晚那个五金推销员。他正埋头看当地报纸。他把报纸丢到桌上时，我一把抓起来。我对头版不感兴趣，头版是关于菲律宾战争的叫嚣（我一闪念，想到奥斯瓦尔德会不会就在附近）。我想看的是当地版面。在二〇一一年，我是路易斯顿《太阳报》的读者，那份报纸第二版的最后一条报道总是“学校新闻”。孩子如果得了奖，参加班级旅游，或者加入社区清洁工作，自豪的家长总能在这里看到孩子的名字。德里的《每日新闻》里如果有这样的特写，我也许能在其中发现邓宁家某个孩子的消息。
然而，第二版的最后面只有讣告。
我看了看体育版面，得知周末即将举行重大橄榄球赛：德里老虎对阵班戈公羊。根据门卫的作文，他的哥哥特罗伊·邓宁今年十五岁。十五岁的男孩很可能出现在队里，尽管不一定是首发。
我没有找到他的名字。我逐字阅读了有关镇上小矮人橄榄球队（老虎俱乐部）的一篇小故事，但也没找到阿瑟·图加·邓宁的名字。
我付了早餐费用，走回房间，胳膊下面夹着借来的报纸，心想我成了恶心人的侦探。我数了电话簿里里姓邓宁的人（九十六个），另一个念头突然闪现：我已经被无处不在、过度依赖、深以为然的互联网社会束缚，甚至弄残了。在二〇一一年，怎么找到我要找的那个邓宁？把“图加·邓宁”和“德里”输入我喜欢用的搜索引擎可能就行了。按回车，让谷歌，二十一世纪的老大哥接管一切。
在一九五八年，最新的电脑有小住宅区那么大，当地报纸毫无帮助。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记得我上大学时，一位社会学教授——一个酷爱讥讽的老家伙——常说，别无选择时，干脆去图书馆。
我去了图书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希望已经破灭（至少暂时是这样），我慢步走上阿普米尔丘，在杰克逊路和威彻姆路交汇处短暂停留，看着名叫乔治·丹布劳的小男孩在旁边失去胳膊和生命（至少弗雷德·图米是这么说的）的下水管。我爬到山顶时，心跳加速，气喘吁吁。不是身体状况不佳，而是工厂的臭气使然。
我很沮丧，还有点儿害怕。不错，我有充足的时间找到邓宁家，我对此很自信——我如果有必要给电话簿里所有姓邓宁的人打电话，我会这样做，即便是冒着改变哈里父亲这枚定时炸弹行为轨迹的风险——但我开始意识到阿尔已经意识到的问题：有东西在阻碍我。
我沿着堪萨斯街往前走，专心思考，一开始没注意到右边已经没有房屋了。地面陡然坠入乱蓬蓬的沼泽地，图米称为荒地的地方。只有一排摇摇晃晃的白色栅栏将人行道与陡坡隔开。我把手放在栅栏上，盯着下面杂乱的植被。黑暗的水潭若隐若现。成片的芦苇长得很高，像是在史前时代就已存在。还有杂乱如波浪的荆棘。树木在这儿会发育不全，争夺阳光。有毒葛，有倾倒的垃圾，很可能还有流浪汉的住所，当地小孩才知道的小径。那些喜欢冒险的小孩。
我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隐约听到微弱的轻快曲调——长号的声音。我今天的工作收效甚微。你能改变过去，阿尔告诉过我，但改变过去没有你想得那么容易。
这是什么音乐？有点欢快，有点跳跃。让我想起克里斯蒂，早年的她，我当时迷恋着她。我们那时彼此迷恋。“吧哒哒……吧哒哒迪咚……”格伦·米勒吗？
我去图书馆看人口普查记录。上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八年前的一九五〇年进行的，普查记录可能会显示邓宁四个孩子中的三个：特罗伊、阿瑟和哈罗德。命案发生时年仅七岁的埃伦在一九五〇年还没有出生。会有家庭地址。没错，邓宁家在这八年中可能搬过家，但也许有邻居知道他们搬去了哪儿。德里不大。
但人口普查记录不在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惹人喜欢的斯塔雷特太太告诉我说，她当然认为这些记录属于图书馆，但镇议会出于某种原因，认为记录属于镇政府。她说，记录在一九五四年就转到了镇政府。
“听起来不妙，”我笑着告诉她，“你知道那句老话——老百姓斗不过官府。”
斯塔雷特太太没有笑。她乐于助人，很迷人，但跟我在这儿遇到的任何人一样，警惕，有所保留——弗雷德·图米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别傻了，安伯森先生。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不是什么机密。你只管去那儿，告诉书记员，是雷吉娜·斯塔雷特让你去的。她叫马西娅·瓜伊。她会帮你的。他们可能把记录放在地下室了，但不该把它放在地下室。地下室里很潮，可能还有老鼠。你如果有问题——任何问题——尽管回来找我。”
我去了镇政府，大厅的海报上写着：“请家长提醒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只跟伙伴玩。”几个人在窗口前排队（当然，其中多数人在吸烟）。马西娅·瓜伊和我打招呼，笑容略显尴尬。斯塔雷特太太已经代我给她打了电话，马西娅·瓜伊把在告诉我之前告诉斯塔雷特时，斯塔雷特被吓坏了：一九五〇年的人口普查记录，跟放在政府地下室的所有其他文件一起，已经不复存在。
“去年雨下得很凶，”马亚娅说，“下了整整一个星期。运河水溢出来，镇上的低地——安伯森先生，老一辈的人这么称呼市中心——被完全淹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的地下室就像威尼斯的大运河。斯塔雷特太太说得对，根本不该挪来这些记录，但好像没人知道记录为什么会被转移过来，这件事是谁批准的。我很抱歉。”
我不可能体会不到阿尔努力拯救卡罗琳·波林时产生的那种感觉：我被关在某种装着弹性墙壁的监狱中。我是不是应该在当地学校附近闲荡，指望着看到一个长得像现在六十多岁、已经退休的门卫的男孩？或者找一个让同学大笑的七岁女孩？或者等着听哪个小孩喊“嗨，图加，等等”？
嗯。一个陌生人在学校附近闲荡，而在镇政府大厅，眏入眼帘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提醒父母警惕陌生人的海报。要是有什么东西会最先进入雷达，那就是这样的行为。
有件事很确定——我得离开德里宾馆。按照一九五八年的物价，我住上几个星期能付得起钱，但这会招来口舌。我打算浏览分类广告，找个按月出租的房子。我转身朝市中心走去，然后停下来。
“吧哒哒……吧哒哒迪咚……”
是格伦·米勒。《喜悦心情》，我再熟悉不过的曲子。我出于好奇，向音乐传来的方向走去。
在堪萨斯街人行道和坠入荒地的陡坡中间，白色栅栏的尽头，有一小块野餐区域。一个石头烤架，两张野餐桌，中间放着一个生了锈的垃圾桶。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手提唱机。一张巨大的黑色唱片在转盘上旋转，每分钟七十八转。
草地上，一个身材瘦高、戴着黏了胶带的眼镜的男孩和一个非常漂亮的红发女孩正在跳舞。在里斯本高中，我们把刚入学的新生称作“夹层青少年”，这两个孩子就是在这个年龄。但他们跳得颇有成人气质。不是吉特巴舞，是摇摆舞。我着迷了，但我也……怎么说呢？害怕了？可能有一点吧。我在德里时差不多一直担惊受怕。但这次的害怕比之前更严重。是一种恐惧，仿佛我已经触到彻悟的边缘。或者（你知道，透过玻璃模糊地）瞥见宇宙的发条装置。
因为，你知道，我正是在路易斯顿摇摆舞舞蹈班认识克里斯蒂的，这是我们一起学习过的曲子。之后——在我们感情最好的一年时间里，也就是婚前六个月到婚后六个月——我们还参加了舞蹈比赛，有一次获得新英格兰摇摆舞大赛第四名（用克里斯蒂的话说，也叫“第一败者”）。我们的曲子是稍微放慢节奏的凯西与阳光乐队混合舞曲《摇滚鞋》。
这不是巧合，我看着他们时想。男的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衫；女的穿着白短衫，短衫下摆垂到褪了色的红色七分牛仔裤上，引人注目的头发向后扎成娇小可爱的马尾辫。我和克里斯蒂参加跳舞比赛时，她也一直这么扎头发。当然，克里斯蒂还穿着短袜和非常有特色的蓬蓬裙。
这不可能是巧合。
他们在跳林迪舞的变化动作，据我所知，这叫“喧闹起来”。属于快舞——快如闪电，你如果有足够的体力、耐力和魅力完成的话——但他们跳得很慢，因为他们还在学步子。我能看明白每一个动作。所有动作我都知道，尽管我有五年甚至更久没有跳过了。走到一起，双手扣紧。男孩稍稍前倾，踢左脚，女孩做同样的动作。两个人的腰部都在旋转，看上去朝相反的方向移动。身体移开时，手仍然扣在一起。然后女孩旋转，先朝左转，然后朝右转——
但他们回转时搞乱了动作，女孩四肢朝上，倒在草地上。“耶稣啊！里奇，你在这个地方总是跳得不对！上帝啊，你真是不可救药！”但她笑了。她躺在地上，盯着天空看。
“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男孩用黑人小孩的尖锐声音喊道，那种声音在政治立场中立的二十一世纪会让人很反感，“我只是个乡下土孩子，但我想学这舞蹈，即便它折磨着我。”
“我可能才是被折磨的人，”她说，“再放一遍唱片，在我还能受——”他们突然同时看到了我。
那是奇怪的一瞬间。德里蒙着一层面纱——我开始意识到这层面纱，几乎看见了它的存在。当地人在一边；外来人（比方说弗雷德·图米和我）在另一边。有时候，当地人从面纱后面走出来，比方图书管理员斯塔雷特太太，她在得知普查记录被放错地方时表示愤怒；但你要是问太多的问题——你要是你惊扰了他们——他们会退到面纱后面。
我惊扰了这两个孩子，但他们没有退到面纱后面。表情没有收敛，仍然绽放，充满好奇。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我没想打扰你们。我听到音乐，然后看到你们在跳林迪。”
“您的意思大概是跳林迪。”男孩说，拉女孩站起来。他鞠了一躬。“里奇·托齐尔，乐意为您效劳。我的朋友们都说：‘里奇，里奇，山沟里去。’他们知道什么呢？”
“幸会，”我说，“乔治·安伯森。”然后，我的嘴里不由自主地蹦出来一句话：“我的朋友们都说：‘乔吉，乔吉，洗衣裳去北极！’他们又知道什么呢？”
女孩坐到一张餐桌旁的长凳上，吃吃地笑。男孩把双手举到空中，拖着深沉悠长的声音说：“陌生人真有意思！好好好！太可爱了！艾德·麦克马洪，我们有什么给这个出色的家伙？噢，伙计，今天的《你相信谁？》奖品是一整套《英国大百科全书》和一台伊莱克斯牌真空吸尘器，吸——”
“嘟嘟嘟嘟，里奇。”女孩说。她在擦眼角。
这又引发黑人小孩不幸的尖叫。“对不起，斯卡利特小姐！不要责备我了，我身上上次的伤疤还没好呢！”
“小姐，你贵姓？”我问。
“贝维，贝维，住在大堤，”她说，又开始吃吃地笑，“抱歉——里奇是个呆子，但我没有恶意。贝弗利·马什。你不是本地人吧？”
所有人似乎都能一眼看出这一点来。“是的。你们两位看起来也不像这儿的人。你们是我遇到的头两个看起来……脾气不暴躁的人。”
“是的，这是个脾气暴躁的镇子。”里奇说，把唱臂从唱片上移开。唱臂不停撞击最后一个凹槽。
“我知道人们很担心孩子，”我说，“请注意，我跟你们保持着距离。你们在草地上，我在人行道上。”
“凶案发生时，他们可没那么担心，”里奇抱怨，“你知道凶案吗？”
我点点头。“我住在德里宾馆。那儿的员工告诉我了。”
“对。现在凶案停止了，人们倒担心起孩子了，”他坐到住在堤上的贝弗利边上，“但是凶杀发生时，你没听见人们说什么。”
“里奇，”她说，“嘟嘟嘟嘟。”
男孩这一次尝试模仿亨弗莱·鲍嘉。“没错，亲爱的。你的确没错。”
“一切都结束了。”贝弗利告诉我。她跟商会支持者一样坚定。“他们只是还不知道。”
“‘他们’是指镇上的人还是泛指成年人？”
她耸耸肩，意思是说：“有什么分别呢。”
“但是你肯定知道。”
“事实上，我们知道。”里奇说。他挑衅地看着我，但修理过的眼镜后面，眼睛里还闪烁着疯狂的幽默。我想，幽默从没有完全离开他的眼睛一时一刻。
我踏上草地，两个孩子都没有惊叫着跑开。贝弗利在长椅上往边上移，还用胳膊肘示意里奇也往边上移，给我腾出位置。他们要么非常勇敢，要么非常愚蠢，但他们看起来并不愚蠢。
女孩之后说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我认识你吗？我们认识你吗？”
我说话之前，里奇开口了。“不是这样的，是……我不知道。你想打听什么吗，安伯森先生？是不是？”
“说实话，是的。需要一些信息。不过，你怎么知道？你们又怎么知道我不危险？”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传递了什么信息。我不可能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信息，但我可以肯定两件事：他们已经在我身上感觉到了其他来镇上的陌生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像黄卡人，他们不怕我。恰恰相反，他们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我想这两个迷人、无畏的孩子要是愿意，能告诉我一些故事。我一直好奇的那些故事。
“你不危险。”里奇说。他朝女孩看过去时，女孩点头，表示同意。
“你们肯定……糟糕的时期……结束了？”
“差不多吧，”贝弗利说，“我想，德里的糟糕时期不会彻底结束，安伯森先生——在很多方面，这是个艰苦的地方，但情况会好起来的。”
“我假如告诉你们——只是假如——即将发生一件糟糕的事情呢？像发生在小男孩多尔西·科科伦那样的事。”
他们畏缩了一下，好像被我掐到了痛处。贝弗利转向里奇，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我不敢断定她说了什么，她说得很快，声音很低，但她说的可能是“这不是那个小丑”。然后，她看着我。
“什么糟糕的事情？像是多尔西的爸爸——”
“没什么，你没必要知道。”是时候岔开话题了。我不清楚我是如何知道的，但我确实知道：他们知道邓宁家“你们认识姓邓宁的孩子吗？”我扳着手指头数他们的名字。“特罗伊、阿瑟、哈里和埃伦。阿瑟也叫——”
“图加，”贝弗利很自然地说，“我们当然认识他，他跟我们在一所学校。我们俩正在为学校的‘达人秀’排练林迪舞。演出在感恩节前——”
“斯卡利特小姐坚持排练。”里奇说。
贝弗利·马什没有看他。“图加也报名参加演出了。他要假唱《水花四溅》。”她转动眼睛，她很擅长转动眼睛。
“你们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他们确实知道，但都不说。我不给他们更多信息，他们是不会说的。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这一点。
“我要是告诉你们，图加很可能永远不会在演出上出现，除非有人密切地看顾他，他的弟弟妹妹也是如此，你们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吗？”
两个孩子又相互对视，用眼神交流片刻。眼神交流持续了很久——有十秒钟吧。那是情人间的长时间凝视，这两个夹层青少年不可能是情人。但肯定是朋友。亲密的朋友，一起经历过一些事情。
“图加住在科苏特街。”里奇终于开口。他说的好像是科苏特。
“科苏特？”
“这一带的人都这么叫，”贝弗利告诉我，“K-O-S-S-U-t-h，科苏特。”
“知道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可能会把我们在荒地进行的这场古怪交谈透露出去多少。
贝弗利用坚定、困惑的眼神看着我。“但是，安伯森先生。我见过图加的爸爸。他在中心街道菜市场工作。是个。总是笑嘻嘻的。他——”
“大好人已经不在家里住了，”里奇打断她，“被他老婆撵了出去。”
她转向里奇，睁大眼睛。“图加告诉你的？”
“不是。本·汉斯科姆。图加告诉他的。”
“他就是个大好人，”贝弗利小声说，“爱开玩笑，一点也不暴躁或贪婪。”
“小丑也很爱开玩笑。”我说。他们马上准备反驳，好像我又掐到他们的敏感神经。“小丑爱开玩笑也不会变成好人。”
“我们知道。”贝弗利低声说。她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抬起眼睛看我。“你知道海龟吗？”她说“海龟”的语气，让这个词听起来像个专有名词。
我想说“我知道忍者神龟”，但没说。莱昂纳多、多那太罗、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尚未诞生。我只是摇摇头。
她怀疑地看着里奇。里奇看看我，然后看看她。“但他很好，我很确信他很好。”她把手放到我的手腕上。手指冰凉。“邓宁先生是个好人。他不住在家里不能说明他不是好人。”
说得好。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但不是因为我不好。“我知道，”我站起身，“我会在德里待一段时间，但是引起太多人注意不太好。你们两个能为我保密吗？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但是——”
他们相视一下，突然笑了。
他们笑罢之后，贝弗利说：“我们会保密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你们会保密。我敢肯定，你们在这个夏天保留了不少秘密吧。”
他们没有回应。
我竖起一根拇指，指向荒地。“下去玩过吗？”
“去过一次，”里奇说，“然后就再也没去过。”他站起身，拍拍蓝色牛仔裤的屁股部分。“跟你聊天很高兴，安伯森先生。多加小心，别上当。”他犹豫顷刻。“在德里小心点。现在好一点了，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德里永远都不会彻底变好。”
“谢谢，谢谢你们两位！或许有一天，邓宁一家也会感谢你们。但事情如果像我期望的那样，他们会——”
“——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贝弗利替我说完。
“没错，”然后我想起弗雷德·图米说过的话，“对。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
“我们会的，”贝弗利说，又开始吃吃地笑，“继续去北极洗衣服，乔吉。”
我碰了碰新草帽的帽檐，然后走开。我一闪念，转身向他们走去。“那个电唱机是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速吗？”
“你是说它能不能放慢转密纹唱片？”里奇问道，“不是的。我们家里的高保真可以，但贝弗利的这个只是用电池的小玩意儿。”
“小心点儿，你是怎么称呼我的唱机的，托齐尔，”贝弗利说，“我可是存钱买的。”然后，她对我说：“只能播放七十八转和四十五转的。可是我把四十五转孔里的塑料件弄丢了，所以现在只能播放七十八转的。”
“用四十五转也许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再放一遍唱片，但是用四十五转的。”跳摇摆舞的窍门是放慢节拍，这是克里斯蒂和我在课堂上学到的。
“太疯狂了，先生。”里奇说。他把转盘旁边的速度控制杆调了一下，开始播放。这一次，格伦·米勒乐队里的所有人都像吃了安眠酮。
“好，”我朝贝弗利伸出手，“里奇，你看着。”
她完全信任地接过我的手，抬起头，大睁的蓝色眼睛里透出高兴，看着我。我想，二〇一一年时，她在哪儿？她是谁？她是否还活着？她要是还活着，她是否还记得一个陌生人曾问过她很多奇怪的问题，还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九月下午，和她一起伴着拖沓版的《喜悦心情》跳舞？
我说：“你们之前跳得很慢，这次会更慢，但你们能跟上拍子。有很多时间跳每一步。”
“时间。”“很多时间。”“重放唱片，但放慢速度。”
我把她拉向我，手扣着手。我将她往后推。我们都弯下腰，像是在水下，然后朝左踢脚。格伦·米勒乐队在演奏：“吧……哒……哒……吧……哒……哒……迪……咚……”在这种慢节奏之下，她宛如发条已经松开的玩具，在我举起的手下向左旋转。
“停！”我说。她突然停下来，背朝着我，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现在压压我的右手，提醒我下一步怎么跳。”
她压了一下，然后流畅地回转，转到右边。
“太酷了！”她说：“我现在要往下，然后你把我带回去。我翻转。这就是我们在草地上练的原因，万一搞砸了，我也不至于扭断脖子。”
“我会让你自己来，”我说，“我太老了，除了汉堡，没翻过别的。”
里奇再一次把手举到脸边。“好好好！陌生成年人又——”
“哔哔哔哔，里奇，”我说，他笑了起来，“你现在试试。设计其他动作，当地汽水店里的人跳的两步吉特巴之外的舞蹈动作。你们如果练成了新动作，即使没有赢得比赛，看上去也很精彩。”
里奇牵着贝弗利的手试了一下。进，出，左，右，向左转，向右转。很完美。她先在里奇张开的腿间翻转，轻快得像条鱼。然后，里奇把她拉回来。贝弗利用一个精彩的回转起身，结束。里奇接过她的手，他们重复一遍动作。第二次更漂亮。
“我们在下去和出来的地方跟丢了拍子。”里奇抱怨道。
“唱片再按正常速度播放，你们不会了，相信我。”
“我很喜欢，”贝弗利说，“就像在温室里面完成的，”她踮起穿着帆布鞋的脚尖旋转一圈，“我感觉自己像是登台演出的洛丽泰·扬，穿着蜗旋形裙子。”
“他们叫我阿瑟·穆雷，我来自密——索——里。”里奇说，看上去也很开心。
“我要给唱片加速，”我说，“记住手势。跟上拍子。关键就是拍子。”
格伦·米勒演奏着那首甜蜜的老歌，两个孩子跳着舞。他们的影子在他们身下的草地上跳舞。出……进……倾斜……踢脚……向左转……向右转……向下……伸出……。这一次不算完美，他们在最终彻底掌握舞步之前（如果那能算彻底掌握），还要扭好多次脚，但他们已经跳得不赖。
噢，让刚才那句话见鬼去吧。他们跳得很好。我自从爬上七号公路的那个高地，看见德里赫然出现在肯达斯奇格溪西岸之后，第一次感到开心。这种心情能帮助我走下去，所以我从他们身边走开。我一边走一边提醒自己那个古老的建议：不要回头，永远别回头。人们在体会一次格外愉快（或者格外悲伤）的经历之后会这样告诉自己吗？经常吧，我想。但建议总是被忽视。人类生来就要回头，这也是我们的脖子能旋转的原因。
我走下半个街区远，然后转过身，心想他们肯定在盯着我。但他们没有。他们依然在跳舞。很好。
堪萨斯街往下一两个街区有家城市服务公司加油站，我走进办公室，想问问科苏特街怎么走。我能听见空气压缩机呼呼的响声和车库里传来的流行音乐的噪音，但办公室里没人。这正合我意，因为我看到收银机旁放着有用的东西：金属架上满是地图。顶层槽里放着一张肮脏的被遗忘的城市地图。封面是保罗·班扬塑料雕像的照片，奇丑无比。保罗肩扛斧头，冲夏日的骄阳咧着嘴笑。只有德里人，我想，会把神秘伐木工的塑料雕像当作圣像。
气泵边上有个自动售报台。我拿起一份《每日新闻》，抛了一枚五分硬币到报纸堆上，上面散落着很多硬币。我不知道一九五八年的人是不是更讲诚信，但他们的确更靠得住。
地图显示，科苏特街位于镇上堪萨斯街另一边，从加油站步行过去只需要十五分钟，走路让我很舒服。我漫步在榆树荫下，树叶还跟七月时一样青葱可人。这些榆树到了七十年代会被病虫害摧毁殆尽。有的孩子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有的孩子在车行道上玩游戏。几小群成年人聚拢在街角处的公共汽车站旁，站旁的电话杆上刷有白色条纹标记。德里人忙着自己的事，我忙着我的——我只是个穿着没有特征的运动外套，头上的草帽略微向后倾斜，手里拿着折起的报纸的家伙。这个家伙可能在寻找待售场院或者车库；这个家伙可能在调查最高端的房地产。这个家伙看起来很好地融合此地。
我希望如此。
科苏特街两边，树篱尽头，盖满新英格兰老式盐盒状房子。喷水器在草坪上转动着。两个男孩，来回颠着球，从我身边跑过。一个扎着头巾的女人（下嘴唇上黏着香烟）正在洗私家车。她偶尔用喷头冲一下无聊的狗，狗一边后退一边吠叫。科苏特街看起来就像某些模糊的老电视连续剧中的外景。
两个小女孩正甩动一根跳绳，另一个小女孩敏捷地跳上跳下，边跳边毫不费力地唱着：“查理·卓别林，跑到法国去！为了看女人们跳舞！向舰长敬礼！向女王敬礼！我老子开潜水艇！”跳绳啪啪地拍打着人行道。我感到有人在看我。戴头巾的女人停下手上的活儿，一只手拿着水管，另一只手拿着一大块蘸满肥皂的海绵。她看着我走近正在跳绳的女孩们。我离开女孩们，然后看见女人又继续手上的活。
你跟堪萨斯街上的孩子说话等于是冒很大的风险，我想。我想还不止如此。走得离这些跳绳的女孩太近……就是冒很大的风险。但里奇和贝弗利不一样。我第一眼看到他们差不多就能肯定，他们也并不觉得我危险。我们意见一致。
“我们认识你吗？”女孩问道。贝维贝维，住在河堤。
科苏特街的尽头是一栋叫做西区娱乐中心的巨大建筑。建筑已经闲置，杂草丛生的草坪上竖着“市政府出售”的牌子。显然，这是任何一位房地产买家都会感兴趣的项目。在中心右边两栋房子远的地方，一个小女孩，胡萝卜色头发，满脸雀斑，正在铺了沥青的车行道上来回骑自行车，自行车上有初学者用的保护轮。她骑着车，嘴里用不同的调子重复唱着同一句歌词：“乒乓，我看到一大帮；叮当，我看到一大帮；铃啷，我看到一大帮……”
我朝娱乐中心走去，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我留意，但我的眼角的余光继续追随着胡萝卜色头发的女孩。她在自行车座上左右扭动身子，随时可能翻车。从她胫部结的疤不难看出，她已经摔过了。她家的邮箱上没有写名字，只有一个数字：三七九。
我走到写着“出售”的牌子前，匆匆将信息记录在报纸上，然后转身沿原路返回。我假装读报，经过科苏特街三七九号时（在街道另一边），一个女人走出来，站到门阶上。一个男孩跟着她，正大口嚼着包在餐巾里的东西，另一只手里拿着菊花牌气枪。不久之后，他会拿着这把枪吓退他狂躁的爸爸。
“埃伦！”女人喊道，“别摔倒了！赶快下来！进屋吃饼干！”
埃伦·邓宁下了车，将自行车扔到车行道边，跑进屋子，同时用尽浑身力气吹着口哨：“歌唱，我看到一大帮！”
女人的头发一团红色，比贝弗利·马什的头发更令人不舒服，像坏掉的弹簧床里的弹簧一样杂乱。
男孩跟着她。他就是长大后满怀悲痛写下让我潸然泪下作文的那个男孩。他将成为这个家唯一活下来的人。
除非我改变这一切。我既然已经亲眼见到他们鲜活的面孔，见到他们过着真实的生活，似乎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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