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善于应酬语言，每逢赴宴难免感到局促、拘谨。这次纽约受奖宴会上，却侥幸地就坐在一位谈吐如流水的哈代夫人座右。我一言，她十句；只要我随口出题，就能领教到一篇耐人寻思的议论。

        比如说：我在上生菜时，只说了一句“美国的生菜真不错”，她接口的谈絮却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思索。她说：“这些生菜确实比早年的好得多，又厚实，又新鲜。这是近年来朝鲜人的贡献。”她紧接着又加了几句：“这一行给他们包了。哪一家不吃他们种的蔬菜？那些朝鲜人来时是难民，现在可全都富了。你们不是叫‘万元户’吗？他们很多是万元户了。”

        我故作惊奇的神态以引她继续谈下去。“他们怎么能不富呢？半夜3点钟就起身了，一清早蔬菜已到了市面上，其他的美国人睡得正香，有些还刚上床哩。”

        记得我在70年代末写的《访美掠影》里曾称美国是个“民族拼盘”。这个拼盘最近的10年又起了些变化。70年代引我注意的还只是纽约市里那一百多万的波多黎各人。我在40年代寄寓的科罗纳区当时是意大利移民的聚居区，70年代已让位给波多黎各人了。这区街道上的商店、电影院的牌子和广告全是西班牙文字，问路时用英语得不到答话。所以我说“一二十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又来纽约，也许必须带着西班牙语的翻译才能进行访问了”。这句话我是否言中，不敢说，因为这次到纽约时间太短，没有去追踪旧迹。从哈代夫人的口气里，当时在这个“民族拼盘”里还不那么惹眼的“东方人”，一别8年后，似乎正在突出起来了。

        50年代朝鲜战争和60年代越南战争中引入美国的这两个地区的难民，现在已在新大陆生了根，当时的孩子都已成人。他们勤劳耐苦的东方本色，在新的土壤里开花结果，脱贫致富了。

        哈代夫人的话已岔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但是我在一刹那，浮想起了上一天留下的还没有褪色的印象。上一天，我的一位老同学特地从远地赶到纽约机场来迎接我。他不是别人，我在《初访美国》一开卷就引用的那封长信，就是他在30年代写给我的。他在这封信里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看作“人生的另一道路”。他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半生。现在我们都老了。过了一晚，我约他在我旅馆里，两人开了瓶红酒，相对闲话了半天，直到大家昏昏地都睡着在软绵绵的沙发里。

        他告诉我，如果我迟到两天，我们就不能在纽约见面了，因为他和夫人已报名参加一个夏威夷避寒的旅游团，下一天就要出发了。他的游兴似乎不小，去年不仅到北京来了一次，还去过阿拉斯加。他又说，他夫人也退休了，所以可以到处走动。现在匹兹堡的那个前有草坪、后有花园的住宅已经卖去，住入了一个老年的康复中心，生活上一切都有现代化服务，出外旅游没有后顾之忧。听来他已经在“人生的另一条道路”上走到最后的一段，这一段的日子里的生活也已经安排妥帖了。

        我从朝鲜菜农半夜起身联想到我的老同学的晚年旅游，似乎看到了这条道路的首尾两端。其间一段也正是“东方人”怎样进入这“民族拼盘”的过程，它正在改变着美国社会的人的结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去威斯康星机场，准备启程返国的路上，送行的一位华人教授和我在车上讲到我那位老同学时的一段话：“他总算最后赶上这一班车。不然他还是出不了头的。”他最后赶上的这一班车指的是60年代末期美国黑人的反抗风暴带来的对有色人种在就业上平等权利的立法。我那位老同学在美国待了有40年才算当上了教授。

        那位送行的朋友带着一点感叹地加上了一句：“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哪个人心里不是绷得紧紧的？到能宽松时，已经老了。”我接口说：“心头紧，生活多少是宽裕的吧。”他笑了一笑，汽车刚要转弯，没有接话。

        生活宽裕对上面提到的两位教授来说还不能说过分。但是我的那位老同学真是感到宽裕时还只有最近这几年。我8年前去见他时，他的夫人虽则已超龄，但还是不能退休，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孩子学法律的刚大学毕业，一个孩子还开始学医。学法律和学医的学费都很高，不是一个当教授的爸爸能负担得起的，所以还得妈妈出把力。前年小儿子也毕业了，妈妈才退休，老夫妇才能到处旅游。说来也很巧，那位送行的教授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个孩子开始要学医，孩子的妈妈就得工作。爸爸要来中国讲学，妈妈不能跟着一起来了。

        我在《初访美国》和《访美掠影》中都讲过美国华人的特点。他们要经过几代人的接力，才能改变在“民族拼盘”底层里的苦力地位。以我那位老同学来说，他的夫人从父系说是第二代，从母系说已是第三代。他的父亲是躲在船舱底下混进美国的，一生关在洗衣房里劳动。他把自己的血汗转化成第二代的智力。当他年老时，已有一个当教授的儿子和一个当教授的女婿。这个儿子、这个女婿他们血液里还是流着中国人的传统，眼睛望着下一代，接力棒还得传下去。无论怎样劳累，也得把孩子送到社会上最有面子、生活上最有保障的职业里去。在当时向华人开放的就是律师和医生这些智力密集型的工作岗位。这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美国华人的一般出路，所以有人说美国的华人已包揽了科技工作岗位。看来这不仅限于华人，美国的所谓“东方人”可能都在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本世纪初期关在闷热的洗衣房里的华人不就是80年代半夜3点钟起床的朝鲜菜农？

        怎样去理解这一系列的事实？美国的“民族拼盘”不仅是成分更多了，而且底层正在向上渗透。在席间我突然涌起一个念头：美国原来的那些ASP（信新教的西欧白种人，即17世纪初年从欧洲去的第一批移民）的社会地位看来正在被架空了。再看现在美国家庭里，从厨房、卧室到客厅里，所有的家具、电气用具和装饰品，在美国公司的商标底下，几乎十之八九有一行××制造的小字标记，××又几乎全是东方小龙的名号。美国在经济上是不是可以说正在被小龙们掏空了？架空也好，掏空也好，美国社会经济和结构正在起着内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意义，我还捉摸不住。

        当我用架空和掏空这些带着警告性的名词来描述上述情况时，有些朋友却要我注意：美国原是个移民们的新大陆，现在不过向东方口子开得大一些，用不着大惊小怪。美国能在半个世纪里青云直上，历史上的机遇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对人才的开放才是关键。原子能的发明者哪些是美国老移民的后裔？还不是从欧洲和东方这一期引进的人才？远亲繁殖是培植优良品种的不二法门。美国在智力发展上引用了这一条法则。开放才能引起竞争，有了竞争，就会有人半夜3点钟起身下菜圃，社会上才能有又厚实又新鲜的蔬菜享受。你看到了四小龙劳动产品在美国的泛滥，却忘记了骑在小龙背上的那个无形的金融势力，这个势力又掌握在谁的手上呢？

        我听了这番话，不得不转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8年没有飞渡太平洋了，我的头脑是不是还停在《访美掠影》上没有进入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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