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56年8月17日写的这份意见，全名叫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一万字。

        周扬口才好，善于做大报告，不拿稿子，但是条理很清楚，有水平，有时讲话爱动感情，容易激动。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并非一直剑拔弩张，他们曾经长期合作共事，而且在个人经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丁玲和周扬都是湖南人，而且是很近的同乡。丁玲的家乡在洞庭湖西的常德，周扬的家乡在洞庭湖南的益阳。丁玲比周扬大四岁。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他们先后来到上海求学，并且都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左联时期他们关系很好，经常在周扬家里开会。周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1931年在写《给孩子们》时，把这两个名字都写到她的小说里边了，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后来丁玲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北斗》被国民党停刊后，左联创办了新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来主编。1932年下半年，丁玲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1933年5月她被捕后，周扬接替她担任这一职务。周扬是紧步丁玲后尘的。再后来，两个口号的争论，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等等，丁玲那时已经被国民党押去了南京。而正是这些矛盾，逐渐发展为左翼文化运动内部的宗派斗争。所以，纷争初起时，丁玲并没有介入。

        在延安时，丁玲在文抗，周扬在鲁艺，延安文艺界内部也有矛盾，主要是从上海左联时期带来的。丁玲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等，对周扬都有意见，他们的看法影响了丁玲。以后丁玲从直接的切身感受中，也逐渐对周扬有了一些意见。

        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华北以后，晋察冀宣传部在阜平城南庄召开文艺座谈会，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长城》，由萧三主编。周扬提出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自己正在写小说。萧三着手工作之后，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后，周扬同丁玲谈起，觉得在根据地山沟沟里办文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听了想，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该做办的决定。既然决定办，却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这算什么领导？叫下边干部如何工作？她想：“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全国解放后，周扬是领导，丁玲是下级，周扬挑选干部时很器重丁玲。周扬表扬过丁玲，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回到家里很高兴地讲给家人听。其实他们的文艺思想、文艺观点是一致的，都坚定地信奉、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的私交也不错，周扬常到丁玲家里来谈工作，有时还留饭。丁玲听到别人对周扬有意见，有时还做些解释。她在这份《意见》中说：“一九四九年，党决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决心拥护周扬同志，愿意把关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谈过，军队有司令员，文艺界也应该有司令员，周扬同志较合适。我还引用过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晋察冀时听说的，说有许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聂荣臻同志有意见，为了撤出张家口，而少奇同志反问，那么你们看谁好，谁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例子很好，我觉得文艺界没有旁人比他合适，既然如此，党又把责任委托给他，我们党员就应该拥护他。我在柯仲平、冯雪峰、陈企霞面前都谈过。而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说过他的好话。”

        丁玲对于周扬有什么意见，都能直率地提出，甚至对于周扬私生活方面的意见，也同他当面谈，有时在党的会议上，有时是私下。总之，他们的关系相处得还算正常。

        但是在共事中间，丁玲也逐渐发现了周扬的另外一些毛病。

        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时，会前周扬到丁玲家来，丁玲对他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

        丁玲自己，也对周扬产生了一些顾虑。她说：“在我负责《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周扬同志对我很宽容，经常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没有多大意见，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当时觉得他不太热心领导这些工作，又觉得他太忙，只能关心文化部的行政工作，可是总以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每当《文艺报》有了一点差错，周扬同志不是雷厉风行开会讨论，便是四处宣扬，如《文艺报》对《红旗歌》的讨论，其实刚刚发表了三篇文章。萧殷的文章，虽不够全面，有缺点，但不至反动，也决不是打《红旗歌》。（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还说：“打《红旗歌》就是打我们”，此话我至今不能理解）。但周扬同志赶快开会讨论。对《金锁》的批评，也只涉及了赵树理同志，周扬同志也即立刻开会，决定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实际稿子都是经过他审查的。在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也说这是“打了赵树理，打赵树理，就是打我们。”这话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如对李定中文章也是这样，经过这几次，我就常常怕犯错误，心想要是真的犯了错误，就不知道该怎样了。我有了这种想法，便很想脱出文艺界的领导圈子，专搞创作，（当然，想专搞创作，不是只为此原因）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我也常在心里批评自己。而这种顾虑，怕犯错误，和专搞创作的心情，都不可能不在共同工作的同志之间有此流露。”

        周扬很有城府，丁玲比较透明，周扬是藏而不露，丁玲是口无遮拦。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出击，猛刺一枪，正中要害——这就是周扬的厉害！丁玲防不胜防，自知不是对手，也就逐渐产生了躲避的心理。

        最让丁玲气恼的，是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表现出来的态度，那次会议是在周扬的领导下进行的。丁玲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扬在会议上表现得那么凶，把她整得那么狠，简直是必欲置之死地。多年在一起共过事的，他怎么能下得了手呢！丁玲写道：“去年党组扩大会，给我增加了新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对周扬同志产生意见。我也愿意趁这个机会全部向党披露。去年党组扩大会对我进行斗争，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我以为只要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没有很多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我觉得很不应该。会议是由他直接领导与掌握的。我在北京，在他直接领导之下工作近四年。在我工作时期，他没有意见，说我正确，识大体，党性加强。在我离开工作两年多之后，（这两年我常不在北京，正在写作）怎么对我工作的意见突然多起来了，而且严重到什么反党，反中央，反政策，两面派，破坏团结，文艺界的高饶等罪名，统统都掼在我头上。而且当做法宝，急于传达下去，甚至党外国外都知道了。与会的其他负责同志不完全清楚真相，难道周扬同志，接受党中央委托，长时期直接领导过我工作的同志，竟一点也不清楚吗？那么过去他称赞我的话是怎样说出口的呢？我始终相信他这些话是诚恳的，既然那样说，去年却又为什么随便改口，带头把这些严重的罪状加在我头上呢？真正对党负责、爱护同志的人（即使这个同志有缺点，有错误）是这样做事，这样对待下层同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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