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很晚回家。他们对我说，父亲过世了。我心头一阵刺痛，脑海里浮现出孩提时代的一幅影像：父亲穿着短裤，露出瘦削的双腿。

        凌晨两点，我来到他的房间，想看他最后一眼。“他在后面那个房间。”他们说。我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在晨光熹微中回到了瓦里克纳吉大道，尼尚塔石（Ni?anta?i）空无一人，格外清冷寂寥。与我擦身而过了四十年的店铺橱窗里，昏暗的灯光看起来竟那么遥远陌生。

        清晨。一夜无眠。我像是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接电话，迎宾客，完全融入葬礼等善后事宜当中。在接受大家的吊唁、祈祷以及安慰，在平息争吵、书写悼词之时，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丧事之中，这些繁文缛节永远比逝者更为重要。

        晚上，我们来到艾迪尔纳卡皮（Edirnekap?）公墓准备丧葬事宜。哥哥和堂兄走进那栋小小的公墓管理楼，我和出租车司机则坐在前排等候。这时司机对我说，他知道我是谁。

        “我父亲死了。”我告诉他。随后我就不假思索地开始和他谈起了父亲，这甚至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司机说，我父亲是个大好人，最重要的是我很爱他。夕阳西斜，墓地空荡荡的，一片沉寂。相形之下，周围那些苍白的建筑不再有往日的萧瑟，它们发散出奇异的光彩。我这么说着，一阵冷风吹过，悄无声息，吹动了梧桐和柏树，这景象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一如我父亲瘦削的双腿。

        后来，司机觉得或许还要再等一会儿，于是对我说，我们还是同名呢，把车开走前，他充满感情地在我左肩背上重重地拍了两下。我对他说的话，从未对别人讲过。一周后我发现，心中的这件事情已融入了我的记忆，激起我无限的伤感。如果不把它写下来，它将蔓延滋生，从而引发我巨大的哀痛。

        我对司机说：“我的父亲从不对我发火，甚至从未责骂过我，更没碰过我一个指头。”我是由衷的，根本没过脑子。事实上，他最和善之处我还没有提及。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怀着发自肺腑的赞叹欣赏我的每幅绘画。每当我问及他的看法，他总是再三斟酌，推敲言辞，就像面对一幅伟大的杰作。我的每个玩笑，哪怕是最平淡乏味的，他听了也会开怀大笑。如果没有他赋予我的这等自信，我也许难以成为一个作家，去选择创作生涯。他对我们的信任，单纯地相信我和哥哥，认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出类拔萃的，这种信心的建立，全仗他的智慧。他以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感觉，真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像他一样，杰出、沉稳、聪敏、机智，皆因我们是他的孩子。

        他机敏过人，记性极好：只消浏览片刻，即可背诵杰纳普·谢哈贝丁（ap ?atin）的诗篇；或者把π记至小数点后15位；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也总是能够准确地猜出结局。他也从不谦虚，喜欢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有多聪明。例如，他总喜欢对我们说起他上中学的时候，还穿着短裤，数学老师把他领进教室的情形，那里面尽是比他大得多的公立学校的孩子。然而，小冈杜兹来到黑板前，算出了比他大三岁的孩子们都头疼的难题，老师直夸他“做得好”，这小男孩于是转向大家，说，“瞧，答案就在这儿！”对这个例子，我既有些忌妒，又渴望快快长大，与他更为相像。

        谈到他的俊朗外表，同样也是如此。所有人都说我长得像他，只不过他比我更英俊些。他父亲（我的祖父）给他留下了大笔财富，使他虽然经历了多次商场失意，但却从未真正破产。同样，俊朗的外表仿佛使他有资格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以至于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着天真的乐观，崇尚崇高，恪守自尊。对他而言，生活不是用来赚取的，而是用来享受的。世界不是战场，是游乐场，运动场。后来，随着年岁渐长，他隐隐不安地感到，青年时代所富有的财富、智慧和外貌并未满足他期待的声誉或权力。但是，他一如既往，对此并不过分焦虑。他依然可以孩子气地耸耸肩，就宽恕了他人，忘掉一切难题和麻烦。因此，即便三十岁之后他的生活每况愈下，经历了延绵不断的失败，我也很少听到他抱怨过什么。年迈之时，他有一次和某个颇有声望的批评家一道用餐。事后我们再次碰到了那个人，他不无艳羡地慨叹说：“你父亲可真是对什么都处之泰然啊！”

        彼得·潘式的乐天气质使他远离愤怒和纷扰。尽管他读过很多书，也梦想过成为诗人，而且一生中他也确实翻译过不少瓦莱里（Valéry）的诗歌，但我相信，他也许太过舒适，对将来太过自信，以至于根本无法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激情中来。早在年轻时，他便拥有一个很好的藏书室了，后来欣然目睹我将它占为己有。但他读书，从不像我这般狼吞虎咽，沉浸于狂喜之中。不，他读书仅仅是为了消遣，为了转移一下自己的思绪，而且常常半途而废。他像很多父亲一样，乐于用将军或宗教领袖般舒缓的语调侃侃而谈，对我描述他在巴黎街头漫步，邂逅他喜爱的作家萨特和加缪的情景。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在一家画廊的开业典礼中遇到了艾尔道·伊诺努（我父亲的发小，即土耳其第二任总统，阿塔图尔克继承者的儿子），他微笑着告诉我，在安卡拉总统官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父亲也应邀参加了。那时他二十岁，当伊斯迈特帕夏谈起某个文学话题时，我父亲问道，“为什么我们土耳其没有世界知名的大作家呢？”十八年后，我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了，父亲略带羞涩地送给我一个手提箱。我很清楚地记得，为什么在读到里面的日记、诗歌、短篇，还有文学手稿时，我是如此惶惑不安：这是对内心生活的记录（也是见证）。我们并不渴望自己的父亲超凡脱俗，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父亲。

        我喜欢他带我去看电影，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看电影时听到他的评论；我喜欢他跟我讲自己杜撰的那些关于白痴、恶魔和无魂人的笑话，就像喜欢听他谈论一种闻所未闻的新水果，一座他刚去过的新城市，一些最新消息和一本新书；但我更喜欢他爱抚我的时刻。我喜欢他带我去兜风，因为在车里，和他在一起时，我至少会有那么一小会儿觉得永远不会失去他。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彼此无法对视，因而他反倒会像对朋友样同我讲话，我们会谈到一些比较复杂、微妙的话题。过一会儿，他会停下这个话题，讲讲笑话，打开收音机，顺便聊聊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

        但是，最令我高兴的是和他如此靠近，能依偎着他，待在他身边。中学时光，甚至大学的头两年，是我人生最低沉的时候。那时我多么渴望他能回到家中——尽管这一点我自己也无法做到，我希望他能与我和母亲坐在一起，聊一聊可能让我高兴的话题。孩提时代，我喜欢爬到他腿上，或者躺在他身边，嗅着他身上的气息，触摸他。我还记得我们在黑贝里亚达的情景。那时我很小，他教我游泳：当我沉入水底，扑腾个不停时，他会一把抓住我，让我兴奋不已。那倒不是因为如此我就能张嘴呼吸了，而是因为，我可以张开胳膊抱住他，不想再回到水里，嘴里一面大声喊着，“爸爸，别放开我！”

        但他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远，去了别的国家、别的地方，去了世界上不为我们所知的一隅。曾几何时，他躺在沙发里读书，眼睛却常常离开书本，随思绪四处游荡。就是那时，我明白了，在这个我管他叫父亲的男人体内，隐藏着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存在。我猜他正沉浸在别样生活的白日梦中，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他有时会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无缘无故射出的子弹。”基于某种原因，此话令我气恼。我还常常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生气。我不知道谁是对的。也许当时我也很想逃避。但我还是很喜欢看他播放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录音带。他充满激情，好像握着指挥棒站在想像中的乐团面前。在竭尽一生的时光寻求愉悦、逃避困顿之后，他对自我放纵只是虚掷光阴感到了悲痛，并开始怨天尤人，这让我十分难过。在二十多岁时，我在很多时候会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要成为他的翻版”。然而在另一些时刻，我又会因为自己无法像他那样快乐、安逸、无忧无虑、英俊潇洒而苦恼不堪。

        很久以后，我把一切抛诸脑后，不再对从不斥责、压制我的父亲感到气恼或忌妒。这时，我才慢慢明白（并且承认），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这是必然的。时至今日，每当我埋怨一个白痴或诸如此类的人，或埋怨侍者，或不小心咬破自己的上嘴唇，或将尚未读完的书扔到一边，或亲吻我的女儿，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或与某人玩笑逗乐，我都能看到自己在模仿父亲。这倒不是因为我的臂膀、双腿、手腕或背上的胎记都和他如出一辙，而是由于某些连我都害怕（恐惧）的事情，它们时刻在提醒我，童年时代我是那么渴望自己更像他些。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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