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到市妇产科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那个倾斜的小马路是卵石铺的，从大马路上分岔绕向医院，很陡，实际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巷子，路两旁排满了小吃摊水果摊，摩托、滑竿与行人挤成一团。

        雨飘了起来，街上顶块布、报纸的人在奔跑，雨点变大，人们慌忙地跑到屋檐下躲，但也有人什么也不遮，步子稳定地走着。我拿到了挂号单，在熙熙攘攘排队的人丛中，望了望门外，云层下的天空十分阴暗。当街的小吃店点起了蜡烛，烛光灼灼，煤炉上的热气映着人脸模糊地闪动。

        我走到墙边的桌子前，拿起麻绳系住的圆珠笔往崭新的病历上填。临时取了个名字，岁数当然不能写十八，十八岁堕胎，不找家长，也要找户籍，查出是谁把我的肚子搞大，要判诱奸罪。年龄必须填二十五岁，反正这张脸，已人不人样，鬼不鬼样，眼睛更没了任何稚气。

        地址单位两栏，也用假的。从头到尾撒谎，就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我肚子里孩子是真的。

        坐在妇科门诊室外长凳上，我就明白自己刚才的做法并不多余，也幸亏在中医院挨过那个老医生一顿羞辱，受了教育，学乖了。

        诊室有门却大敞着，挂了块布帘，那块布原先白色，不知用了多少年，暗灰了，也没换。进出门帘都是女人，男人都守在走廊长凳上，或在过道里来回走着抽烟。布帘不时掀开，想往里面看的人能看得一清二楚：有三张病床在同时检查，脱掉裤子的女病人躺倒在床上张开腿，每个床前也没个屏遮挡，大概觉得妨碍操作。

        看到这情况。我脸通红，眼睛只能盯着我的膝盖，在长凳上坐立不安。

        叫到我时，过道墙上钟已快到十一点，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取掉塑料薄膜手套，往床边垃圾筒里一扔。她匆忙地问我情况，我装得若无其事，说两个多月没来月经，怀疑怀孕了。她没多问什么，让我脱掉裤子检查后，说看来是怀孕，让我去抽血解小便化验。

        “今天可不可以做手术？”我问。

        “可以，”她低着头写病历，不耐烦地说，“去化验了再回到我这儿来。”

        再多问一句，她就会高声训斥。

        缴过费，等取了化验单重新回诊室，拿到医生同意下午做手术的意见书，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在走廊里没走几步，一个烫头发的年轻女子从长凳上赶到我身边，问：“要你证明没有？”

        “没有。”

        “你运气真好，看你样子老实，遇上龟儿子养的医生心情好。”她的眉轻描淡画过，长得漂亮又擅打扮的女人到这里一定会倒霉。她说，每回医生都要她出示单位证明，或者结婚证，每次她都要费尽脑汁弄张别的单位的证明。她说她已做过三次人工流产，她的男朋友不肯戴避孕套。

        医院墙上张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画，包括避孕知识、性病等状况。等这位像找不到人说话的女子离开后，我就站在墙前，像是在等人，却是很仔细地看起来，再也不像不久前看《人体解剖学》时那么不好意思。

        雨停了，天色依旧灰暗，手术室在另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等候着三对人，女的都有男人陪，走廊口写着“男同志止步”的木牌，不过是个样子，没人遵守。我找到对面一个位子坐下时，感到他们乜视的眼光，好像我是个怪人。男人在这儿，是一个必需，这是我未料及的。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一个姑娘，脸长得圆圆的，头发剪得短，显得年龄很小，陪她的是个年龄大一些的女人，交手术单时，值班护士像个实习生，最多十八九岁，态度却学得极坏。那个由女人陪的圆脸姑娘问什么时间轮到她？护士眯了她一眼，吼道：“到一边去，这阵着急，乱搞时啷个不着急？”有女人陪也没有用。

        万一要刁难，问我为什么没男人陪，我怎么回答呢？其他女的，临时还能拉一个来冒充，而我连假的也拉不到。那我就说，我是单位派到这城市培训学习，所以丈夫不在。他们才不在乎你要不要小孩，“计划生育”，打掉的孩子越多越好。同时他们又想维持道德，对非婚性行为必须羞辱，要你明白是沾了政策的便宜，中国式“共产主义”道德正在由于你打胎而败坏。

        杀猪时才有那样尖厉的叫声，里面像是在活割活宰人，我吓得毛骨悚然，真想拔腿就跑。

        “图痛快，就莫叫，想舒服呀，就莫哭。”

        “到男人那儿去哭，莫在这儿撒娇，恶心不恶心呀！”

        医生不紧不慢的声音传出来。不打麻药和止痛针就把子宫里孩子的胚胎，生拉活扯刮下来。暴力是最有激情的形式，男人们在手术门外手足无措，任何爱情在这种时候都没了诗情画意。当做完手术满脸泪痕的女人踉跄出来时，她的男人就一把将她扶住。女人有了男人这一扶，就是幸福的了。长椅上已经有几个在男人怀里哭泣的女人。

        我的手里全是冷汗，心想，换一种死法或许比这强。护士到门口对着过道叫：“杨玲。”

        没人应。她叫第二声时，我醒悟过来，这是上午我给自己取的名字，赶忙起身，往屋里冲去。“聋子呀，这边走。”她让我脱掉布鞋，换上门后的塑料拖鞋，每双拖鞋，不仅旧，而且脏得可疑。我犹豫了一秒钟，就换了。

        门里左边抵墙，一条窄长板凳上趴着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姑娘，下身未有任何遮盖的衣裤。两个不知是护士或是医生的女人坐在一张桌子前，管着病历，管着收钱，说街上卖的月经纸不卫生，得买医院的纱布棉花，说是消过毒的。

        “脱掉裤子，上那张床去躺好！”收钱的护士命令道。

        打着寒战，我剥下长裤，脱掉里面的短裤时，我的手指像冻麻了一样，半天脱不下来。“快点，装啥正经？”退去内裤后，我看了那人一眼，她连眼皮也未抬。

        我躺在高高的铁床上，觉得这间屋子极大，天花板和墙上都飞挂着墙屑，长久没粉刷过了。三个像中学教室里那样的窗，玻璃裂着缝，没挂窗帘，外面是院墙，没有树，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黯淡的天空。长日光灯悬在屋中央，光线刺人眼睛的亮。两张床，另一张空着。铁床上油漆剥落，生着铁锈。这个市妇产科医院据说抗战时就建了，怕是真给好几辈女人使用过。

        “张开双腿！以前刮过没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医生坐在凳子上，一边问一边将一堆用布包起来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颜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样，是洗不干净的脏灰色。

        “没有。”我说。

        “把腿张开点！往边上些！”

        她的每个不耐烦的命令都叫我心惊胆战，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紧铁床冰冷的边。她打开压在我身上的布，叮当响起亮晃晃的手术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钳子刀子夹子剪子。突然我想，现在翻身下手术台还来得及，我是要这个孩子的，不管我将要为这个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要他的，就像那天我想要他的父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父亲一样，泪水顺着眼角往我两鬓流。医生身子移开，我突然看到房间一角，桌子上一个搪瓷白盘，搁了好多形如猪腰血糊糊的肉块，那上面也会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这刻跳下来逃走，还不晚，拥有了这孩子，就等于拥有了他的父亲，等于他的父亲复活。我的双腿刚一动，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阴道，我的身体尖声叫了起来，泪水从我的两鬓流进头发。这第一声自发的尖叫后，我就咬住牙齿，手抓紧铁床。

        母亲说过她抬不动石头，快倒下时，就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住。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关，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里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号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知道这点，我的号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像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了，像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两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分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条长板凳走，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做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待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十。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唰唰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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