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颊即空。在一个被无限拉伸的经济变革背后，其丰富的底蕴远远不是经济与政治的裂变乃至突变那么简单。而周大虎所经历的种种看似荒诞不经的事实，其实都有时代的痕迹。
年终的一天，有感于温州以及整个国家较之头年的日新月异，英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经济学家》称，这是“中国大放光彩的一年”。
当然，所有出去的人中，张碎唐的决心则似乎更大一些。他把四层楼和一份殷实的家业交给亲戚看管，带着妻子孩子去了尚且少有华人，其父亲甚至怀疑“地球上没有这个地方，担心儿子被骗”的阿根廷。
那时候，他一天能收到接近10万只打火机的订单。而若干年后，由于李中坚、周大虎为代表的先行者的领跑效应，温州打火机已发展为“小商品，大市场”的产业集群。有位温州老板这样自豪地说：“我想做德隆那么大，177个子公司，搞几十个产业，可几百万不够。我就做打火机弹簧，有300万足矣，我一点都不小。”在市场上单枪匹马难以生存的中小企业，正是在这个被市场经济催生的草根模式的庇护下，有了披荆斩棘的韧性与力量。
藏富于民
……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意。下半年，洛杉矶白人警察殴打黑人事件导致十几万黑人抗议暴动。社会动乱、市面萧条，康龙公司处于停业状态。再后来，先是养鱼，失败；空运香菇，失败；合股办种菇场，再次失败……难以接受重重打击的叶康松萌生自杀的念头，“甚至想到采取什么方式自杀”。
看到一张温州三轮车牌照被炒到五六万，惠阳一带没有动静，他借钱购进100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然后“坐地分钱”。希望仍旧没有来得及实现。三轮车刚到惠阳就遭没收，身在深圳的林立人被告知，“拿10万元赎车”。
周大虎出身温州一个干部家庭。“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母亲下放到乡邮电所，初中毕业的他不得已插队农村。“乡下生活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在同乡带领下，他悄悄去了西安郊区一个工厂做钣金工。
这一年，把公司开到美国的叶康松再次成为温州城的名人。距离他的上一次声名鹊起，已然五年。
阿根廷曾为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多是西班牙后裔，保有互赠礼品的传统。张碎唐选中礼品街上的门面，打出“温州礼品行”招牌，经营温州小商品。
如同海德格尔那句：“人人各奔前程，却又都在林中。”中国经济的态势虽然参差不齐，但毕竟已是五彩缤纷。假如《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稍微大胆一点： 和往后中国的10多年相比，1991年的光彩又能算得了什么？
三块二，不贵，我心嘀咕了一下，决定：“来一盒阿诗玛。”拿过烟，看看包装，原封未动，装潢也精致，正宗“阿诗玛”。
奢华的外表下，每一个暴富者的身后，都有一段灰色、隐忍的故事。夏天，偿清债务，孤独的林立人选择南下深圳。巴丁街2号，朋友简陋的出租屋内，他开始了睡水泥地板的日子。极短的时间内，林立人找准了二次创业的方向，做房屋中介。内地政策限制，他特意到香港注册一家名为“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风裹挟着大洋彼岸的气息在瓯江口激荡，让人徒生向往。
细节与洪流
命悬一线之际，叶康松用残存的希望，从事“中国货美国卖”，经营打火机；和“美国货中国卖”，在温州开设西洋参专卖店。他的事业终于渐现曙光。
经济变幻莫测，有时需要左右回环于多重政策之间，甚至背道而驰。而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两个层面跌宕起伏。那么，有多少官员甘愿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去尝试这种激活经济的实验？除非他们知道参与其中将会缔造出伟大的成果。这么做，牺牲个人之利；可不做，背上的或许就是历史的罪名。所以说，史上所有人物都是侥幸留名。这句话洞悉了世事的一半真相。
几乎在林秋兰到达法国的同时，比她小17岁的陈钱康选择去了美国。他先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利用业余时间到语言学校学英语。一年后，他通过语言关，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服装厂。随后，生意越做越大，在香港地区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设立了分公司。
摊主笑一笑，直言不讳。
早开张、晚打烊，节假日不休息，“温州礼品行”很快搏出位： 一家四人忙不过来，“雇来一对台湾夫妇帮忙”。一年后，张碎唐把礼品店交给孩子打理，自己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繁华的地段筹备餐馆，取名“金州餐厅”，经营中、西自助餐。依托礼品店名气，餐馆开业后，客人往往排队等候才有座位。再后来，他和朋友投入30万美金，同样于布市黄金地段开了一家可同时容纳300人就餐的“大世界酒家”。充满东方情调的酒家吸引了大批客流，甚至连阿根廷国家政要、各界名流也经常慕名光顾。
1989年1月18日，全国私营经济系列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温州市人大常委叶康松发表讲话。当时，温州之外的安徽，“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雇佣工人数突破八人限制，引发全国一片喧嚣。叶康松却在发言中干脆地认为，“雇工越多贡献越大！”两个月后，《报刊文摘》把叶的话延伸成了头版标题： 一个共产党员说，雇工越多贡献越大。
天下瓯商
1991年4月，市民集资，政府配套服务，18万温州人搬进新房。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提供的房价统计资料表明，温州商品房价格仅为全国42个大中城市商品房平均售价的一半左右。
人人皆知“温州模式”，温州人自己并不认为“模式”万古不朽。他们试图不断延伸温州的商业轨迹，幸运的是其间并没有政府行政的预先设计。1991年2月，一批农民个体工商业主，以资金、实物、技术等自愿投股组合，建立农民股份合作企业。
许多城市中房子翻修一新……美发店到处都是。俱乐部、迪斯科舞厅和卡拉OK酒吧，使原来单调无聊的夜生活活跃了起来。
“阿诗玛什么价？”
年初，某位一无所有的温州人，为了逃票混上了一艘闷热的货轮。整整颠簸了七个月，货轮终于停靠在巴西的一个港口。迈着浮肿的双腿，他抵达这片无亲无故，甚至一无所知的国度。在未来十数年内，这位温州人将扮演一位孤胆英雄，尝尽辛酸冷暖。他尝试了许多当地人眼中很卑微的职业，受了无数的委屈，最终靠着“提包”（用大书包装着赊来的小商品、小礼品挨家挨户推销小商品，巴西华人称为“提包”）生存下来。
一份聚焦经济的权威大报很少会把地方官员作为采访对象，刘锡荣是个例外。过去几年，温州修铁路、建机场。经济一路扶摇，无数草根享受其中并发家致富，而刘锡荣的家没有多大变化，依旧住在那条不起眼的胡同。
其后，黄作兴再次背上编织袋去寻求合作。又逢温州货“声名狼藉”，降到谷底。他四处碰壁，了然无希望。最后，江南造船厂看上了黄的这项发明。双方合作创办上海江南造船阀门有限公司，他的事业才从此走上了正轨。1997年秋天，黄作兴发明的防火型三合一多功能阀再次荣获尤里卡金奖。此时的温州经济业正在逐步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黄作兴所言：“以前，一火车皮的阀门拉出去才卖100万元，现在我们卖出去两个阀门就值100万元。”
作为一名商人，大都走不出这样的轮回： 可以战胜强大，可以战胜弱小；可以战胜成功，却少能战胜“失败”的宿命。
走出温州，将目光放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大洋之外的德国《商报》正在用惊奇的眼光记录下本年度中国一扫沉闷，而蔚为壮观的惊喜变化： 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曾经一位新华社记者撰写张碎唐报道时说，“看名字就知道他是平民出身的温州人”。张碎唐确实“平民出身”。张氏兄弟三个，全靠父亲卖柴养大。因为经济拮据，小学毕业后张碎唐成了“瓯江上的挖沙人”。
走去，走进来，交锋在所难免，一次次生死轮回，温州表现出让人意外的朝气。
次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浦东，在杨高路上走了几步。这条路身价马上见涨。上海市将其改造列为重点工程，市政府一掷千金。数月之间，陈氏兄弟选中的地块变为黄金地段，店铺租金直线攀升。五年时间，他俩净赚300万元。
寓言
1989年到1991年，温州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汪洋一片。刘锡荣忍辱负重，试图恢复民营经济。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内不买车、不建房”。为争取海外投资，他了解到国学大师南怀瑾祖籍乐清，其在海内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他以极具人情味的政治智慧，感动了南怀瑾，筹资到约5亿元人民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民营草根经济波澜壮阔，但与外界的交流却仅靠一条公路维系。于是，张碎唐购置四辆大货车成立运输社。几年间，运输队不断壮大，成为温州地区五大运输公司之一。期间，一位旅居巴西的朋友回乡探亲。酒席间，两人聊“合计想搞信用社”。可信用社的批条迟迟不下，朋友不得已返回巴西，临行前建议张碎唐“出国看看，两三万美元就可开一个店，干脆在国外开创事业”。
当时的奥康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王振滔说服了一些亲属及小企业主，以股份合作形式开始了第一次生产扩建，当年产值突破100万元。
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小饭店。花几块钱就可尝好几种四川的辣味菜肴。在它们的附近有美食殿堂，大多是香港企业搞的合资项目。海鱼、对虾、小虾等从南部空运到内地，供应美食家的殿堂。几年前，不论是地方上的还是北京的国营餐馆，晚上7时30分后就不卖东西了。现在就是凌晨2时，在成都也能毫无问题地在外面吃到饭。
1991年，30出头的陈九松终究也没能耐住寂寞，告别家人，远赴13000多公里外的西班牙，开始一段天马行空的人生旅程。
下海后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让叶康松感到寻找新路的紧迫性。一位负责外贸的官员建议他到国外搞农产品经营，于是，叶康松产生了赴美的念头。
……还是温州人，仿佛总能在宏大的“社会叙事”中，通过细枝末节而嗅到新商业的价值。尽管有人把这叫做投机，有人也称之为眼光。总之，他们穿插于城市变化的每一个故事中，成为众人嫉妒且羡慕的对象。
没有一板一眼的行走规则，在自发秩序下，温州人以摸索前行的心态，创造着市场经济的实践样板。他们会觉得学院派里的经济理论深不可测，甚至就干脆无暇打听他们的经济形式是否符合他人的经济理论。但他们有着最原始的生存渴望——为简单的生存或创富欲望驱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为政策提倡的，他们都以最彻底的草根姿态，冲破藩篱。
命运着实奥妙无穷。明明到了绝境，小小的打火机却帮助叶康松找到了回旋的余地。
只是命运捉摸不透。明明都是同样的努力付出，有人一帆风顺，有人则苦苦挣扎；有人翻云覆雨，有人却需要长久忍耐孤独。
无独有偶。同年，《经济日报》的一篇《温州买烟记》，无疑是给温州人并不算好的口碑雪上加霜： 出差温州，正巧兜里没烟，顺道路过小烟摊旁，摊主热情招呼：“先生要盒烟？中华、云烟、阿诗玛……”
一年内，林立人资产翻倍上涨。钱挣得太容易，他的心态开始膨胀起来。
故事的开头毫不起眼，可结局的确豪迈得震撼人心。辗转腾挪15年，这位温州人已为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故事主角的名字叫季岳仁。
1981年12月，刘锡荣配合的第一任温州一把手是袁芳烈，随后辅佐董朝才。他几乎全程经历温州民营经济的惊心动魄，其间目睹无数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对温州人来说，幸运的是，漫天风云中，刘锡荣认定了前两任坚持的路子。
别的地方，有些应该做而很难做的事情，到了温州，却做得出人意料的简单自然。
1991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为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专心致志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彼时的深圳，吸引着大批心比天高的人蜂拥而至。房屋中介无疑是个一本万利、以小搏大的买卖。生意火暴的林立人“一不小心，就成了民营租房中介公司的祖师爷”。而“祖师爷”林立人又发现楼花比房产中介更赚钱——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
这样鱼龙混杂、光怪陆离的市场里，不谙规则的人得道升天，而坚守信念的周大虎却濒临破产。幸运的是，市场规律总会主持正义。随着时间的沉淀，3000多家打火机生产厂家只剩数十几家。品质最终还是让“退到创业起点”的周大虎赢回市场。
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在记者的笔下，书记刘锡荣的家：“一套三间单元房，住着5口人。水泥地、白灰墙面，床边贴墙处糊着报纸。没有录像机、电冰箱、洗衣机，唯一家电是台日本松下彩电……窗外阵阵刺鼻药味，胡同之隔的对面，正好是医院病房，窗户对着窗户。”记者感叹说：“这样的摆设，这样的环境，难道就是一位省委常委的家？难道这就是一个‘富名满天下’的温州市委书记的家？不必与温州那些耗资10万元、20万元营造的华丽私人住宅相比，即使与冰箱、彩电、录像机、新式家具满堂灿然的温州中等水平的居室相较，刘锡荣的家也实在差得太远。”
所有隐忍似乎都是为了等待爆发。
这种穿透时空、令人激越的事件不是小说，而是温州人带来的真实撼动。1991年，有太多类似于季岳仁的温州人走出国门，在“自我救赎”中寻找“脱胎换骨的更新”。
过完春节，邓小平在浦东发表讲话，“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群年轻人还是被抓回了温州。带头同乡以“黑包工头”的罪名被枪决，周大虎也进了监狱一个月。关押结束，他开始到处流浪，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顶替母亲进入邮电局。流浪的经历让他分外在意工作，即使扛邮包，“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所以，若不是妻子意外下岗，他极有可能在邮局工作一辈子。
牛仔服、时装和出口转内销产品在人行道上的“时装店”里都有出售。
一遍遍观看中，人们好像从剧中人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大环境的变化始终让人无奈，从而催生出酸甜苦辣的诸种情绪。倘若将错综复杂的情绪带到1991年的温州，用心挖掘，稀奇古怪的事情总也不断。
熊彼特的经济史价值谱系里，企业家是世界的英雄。然而在中国，商业在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并未获得真正的主动。于这样的氛围下，经商本就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当“觉得人生总要做点什么”的永嘉上塘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提交辞呈，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回家，并用政府发放的910元退职金承包零星荒山、兴办水果试验场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
房地产开发蔚然成风，林立人显然赶对了时机。他用做房屋中介赚的钱，“按揭”买下东乐花园的30多套商品房，拉开职业炒楼序幕。“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今后数年，一个以温州人为代表的炒房团将掀起波澜，其间引发喧嚣争议无数。
1991年1月，温州电刷镀设备真空包装机厂登上《经济日报》，这个厂推出的不少产品在国内外连续获得金奖。
文章中，叶辞职的几个细节被描述得栩栩如生： 永嘉县委书记提议系个“保险带”——编制、户粮关系保留在县农科所，不成功也有后路。“但叶康松坚决要求要下就下得彻底，不留尾巴”；辞职前他发现患糖尿病，治病的医生特地来劝说“叶书记，下海后再没有公费医疗”，那天医生开够了一个月的中草药。随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相继跟进。一系列媒体的视角中，叶康松被刻画为“弃官下海第一人”和“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顺应市场需求横空出世，却未能一路坚持不懈走下来。某种程度，林立人就是一个时代、一群温州人的表征： 张扬与狂放，模糊与混乱，即使山穷水尽，却不死心。
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仅一季度，温州共有企业44757户，股份合作企业占41.17%。
……最后，这位吃了温州人“亏”的记者感慨地说： 像这种产品在温州还不仅是香烟。
1993年，深圳推出“买房子送户口”政策。林立人觉得政策对温州人会很有吸引力，于是《温州日报》刊登“买深圳房子，送深圳户口”的广告。广告登出，买房人络绎不绝。但不久，深圳买房入户政策突然取消，林立人“温州小区”项目没开工就已经结束。
“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大亚湾很快转移了并未吸取教训的林立人的视线。惠阳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和他合作开发房地产，利润七三分。然而，地基刚打好，国家宏观调控开始，银根紧缩，林立人贷不到一分钱，“温州大厦”成了烂尾楼。
“三块二一包，多要可便宜一点。”
一位浙江籍记者外出开会。会议闭幕后东道主招待就餐，奉上56度高粱酒助兴。不胜酒力的记者以“雪碧”代替。一位客人多次询问记者籍贯，记者答曰绍兴。有人接话说，“以为你是温州人”。记者不解，另一人解释：“君之府上既然不在温州，又不在温州谋事，何以如此善于搞假冒骗。”
未来充满变数，被动地等待曙光乍现，是最省力也是最颓废的生存方式。命运怎么扭转？走出去，成为该年度温州人给出的答案。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万念俱灰的林立人“心都在滴血”。
世界摇曳多姿，这是前所未有的好年景，目眩神迷。
军旅生涯，他熟练掌握了一套车、刨、铣、切的钳工技术。四年后，带着技术退伍回家的黄作兴，被安置进温州市永中制冰厂。黄天生性格内敛，搞供销不是他的特长。没过几年，黄作兴放弃了这个人们都“十分羡慕的好工作”。
1991年，互不认识的李中坚和周大虎不约而同地选择做打火机。承平的岁月，两人既是对手，更是朋友。而11年后，他们将共同面对欧盟打火机生产商联合会提出的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一年，李中坚才刚刚走出高中校门。他先在一家街道企业跑供销，接着开厂生产电磁炉，没多久赶上打火机热潮。这个因饰演邓小平一夜成名的小个子拿出所有积蓄，开了家东方打火机厂。一年后，兄长携21万美元加入，引入进口设备。仅仅两年，李中坚的生意迎来“鼎盛时期”——每三只出口的温州打火机，有一只产自“东方”。
诸如此类的插曲总是挥之不去，沉淀于严肃冗长的温州私营经济浩荡的历史岁月中，勾起人们关于财富和人生的种种遐想。许多人听完后，心潮澎湃，似乎置身其中，自己倒成了故事的主角。
竞争的激烈和政策的空白，必然造成经营的无序。源自草根的温州民营企业主们，从诞生之日便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野蛮中生长的状态。他们面临着经济环境的双重性： 政策阴晴不定，政府主管部门冷热不明，伸展拳脚的空间忽大忽小。一切不确定的因素，让许多人成惊弓之鸟，犹豫、观望、徘徊，自始至终心有余悸。
1991年6月28日，市委书记刘锡荣的照片登上了《经济日报》。
这位出身革命家庭——抗战中牺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的温州当权者，给温州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尊敬和追忆的故事。
这其中，李中坚和周大虎风头最劲。
而试图通过“走出去”改变命运的温州人中有一个叫林秋兰的女人。反复几次考虑终于下决心后，她只身飞往巴黎。在那里，她租了一间小阁楼，买来缝纫机，昼夜加工皮包。
异国谋生免不了五味杂陈。刚开始，语言不畅的陈久松只能在一家餐馆的后厨做帮工。为攒钱，六年没有回家探亲。之后，他辗转波兰，摆地摊卖服装。小有积蓄后，重回西班牙，和一群温州老乡抱团做鞋类生意。
不过，当信河街上排满了手提现金等待提货的外国人时，温州打火机市场疯狂起来了。粗制滥造的事件层出不穷，有人在箱子里放上块砖头就让老外提走。恶性竞争骤然成为常态，周大虎的100多个熟练工人被轻易“挖”个精光。因为，按他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工人薪水按件计算，在周大虎厂里工作，薪水少，没有吸引力。
晚上夜市，类似于香港或台北，用霓虹灯吸引顾客。商贩们手持扩音器推销自己的特价商品。
随后，一个署名皇甫平的文章皇甫平，从1991年2月15日开始，《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凌河、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解放日报》记者周瑞金三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先后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呼吁加深改革开放，引起广泛讨论和热烈反响。对辛未羊年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新的交替与转折点上。
走出去，这些林林总总的温州人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身不由己、可顽强地寻找自己轨迹的小石子。他们是经济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却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财富。他们重构、建构甚至解构着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正仿佛叶康松，不断地挑战着世俗的神经。
1991年6月下旬，飞行了36个小时，张家四口踏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地。朋友把他们安顿在一个家庭旅馆，每天50美金的住宿费让有点“小钱”的张碎唐心疼不已。六天后，他干脆把家搬进市郊的一所道教庙宇。家人一时不能适应，妻子竟流泪抱怨：“家里四层楼房不住，来这鬼地方！”
辞职回家的黄作兴把房间一角收拾成工作间，买了工具，研究阀门。一年后，阀门生产出来，他背着一麻袋阀门去了上海。白天跑供销，晚上做改进。他几乎跑遍上海大街小巷，画图纸用掉的草稿纸足有三尺厚。花光积蓄，生意无太大进展。黄作兴只能把家里唯一的店面卖了3万元，继续投入研究。反复试验，他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高性能中压调节型蝶阀，获得世界科技发明最高奖尤里卡金奖。
傍晚，灰头土脸的两人拎着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大门。他们相中了路旁闲置不用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铺面来销售温州小商品，愿意把营业额的20%作为地租。精明的上海人这次却没有思考太久，一份五年的合同顺利签订。
这年5月，周大虎妻子失去工作。一个人的收入显然不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他腾出儿子的房间，置办一些工具，招来三五个工人，制作技术含量显然不高的打火机。9元的配件，装配好10元钱卖出去，赚取差价。
文章见报，叶康松所受压力可想而知。他当然也在雇佣工人，只是没有年广久如此好运。投资20多万元搞对虾养殖，雇佣当地人。可收获之季，一场水潮冲毁虾塘，“投资和一场心血片刻间荡然无存”。
8月，一项温州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计划全面铺开，整个工程投资3.6亿元。市政府通过房地产业开发，筹措资金。国务院清理基本建设小组到温州考察后结论基调是：“不依赖国家投资，靠吸收社会资金改造旧城，路子对头，政策合理，做法新鲜。”
生产力
1991年8月，经过重重审批和多方洽谈，康龙农业在洛杉矶注册成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开办的首家私营股份合作企业。《温州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
端倪若隐若现，事态的变化微妙而明确。尽管在这一年还只是私下百转千回。然而，民营经济却呈沉浮逆转之势，豁然涌出而成大潮，且已然定势。
温州请客送礼之风盛行。然而刘锡荣任职多年，收礼仅破戒一次： 泰顺一位革命前辈临终留下两只瓷瓶，嘱托老伴一定要交给刘锡荣。瓶中盛满泰顺氡泉水，愿党的干部廉洁为民，像泉水纯洁温暖。
当然，人无完人，在温州的发展中也有不少“插曲”，但这些“插曲”并非主调。也不是所有的温州人都热衷于投机取巧：
浙江官场长期流传如此的一个段子： 话说，浙江官员向北京领导介绍成功经验，总结一靠“警察”、二靠“妓女”。领导吓了一跳。原来，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机遇”的发音很接近“警察、妓女”。在相当的时间里，这个段子成为各路官员宴席上佐餐的佳品。有调侃的成分，却点出事实。一位温州官员不无感慨地说：“改革从违规开始。”谁都听得出话中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决然。不过，必须意识到，温州民营经济走投无路或者面临抉择时，温州政府恰如其分的政策，无疑帮助温州人从条条框框中找到生存的空间，最大程度上使得温州出现“藏富于民”这样的生态。不过，“藏富于民”并不意味着制定或执行利好政策的官员能够“渔翁得利”。市委书记刘锡荣的两袖清风，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新的商人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像东京或香港的同行一样穿深色西服。而象征这个阶层的地位的是便携电话。
出国风潮起，波澜壮阔，温州人将商业触角伸向异地。
《温州日报》头版报道叶康松辞官下海的事迹。
初中毕业，黄作兴应征入伍，在铁道兵某部做机械兵。
瓯江口，海风激荡。
青春细节与个人遭遇两相重叠，难解难分，李中坚这边的风景独好，却衬托出周大虎的苦闷不堪——熟练工遭遇“挖墙脚”，公司面临停产困境。更蹊跷的是，一个星期内，周大虎骑摩托车出了三次车祸。事后，他解释说，“当时压力真的很大”。最终，周大虎决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进行培训。而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创业的起点。
付款，点上一支，吸两口，不对劲，这烟怎么不是个味，再抽出一支看看，烟丝也不对，黄烟丝中不但夹有焦黄的硬梗，还掺杂一些黄绿色的烟丝，怎么回事？转身问摊主：“你的烟不对劲啊，不是阿诗玛吧！”
苍南以塑料生产闻名。几年前，苍南从事塑料编织业的作坊达上万家。规模小，同质竞争，作坊死亡率奇高。11个个体户联合起来，筹股132万元办起塑料六厂，引进先进的全自动圆织机，机械化生产，头半年创产值200多万元，税利22.5万元。
挖沙既辛苦又不挣钱，张碎唐努力挖掘新的商机。
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华人做的都是苦差事，开超市的台湾同胞就算混得不错。张碎唐把孩子送到台湾人的超市，“两个孩子白替你干，不要工钱，吃也自己带”。他则带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每天步行出去考察市场。半年时间，张碎唐做出决定，从事礼品业。
紧接着，纽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赵章光“101生发精”荣获金奖。与此同时，黄作兴江南阀门摘取了国际表面技术与防腐技术博览会金奖。随后几年，黄作兴获奖成为常态。
于是，他们在政策转变的时空交错的幻觉中，体验痛苦，也感受刺激。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不文明的商业手段，并乐在其中。可是，政策日趋完善，市场日益成熟，消费者需求日渐理性，新商业文明需要约束野蛮生长甚至为发展不惜越轨的企业行为，使其逐渐步入有序生长的轨迹。而同时，层出不穷的假货曾经让温州人颜面尽失。清醒过来的温州人已然明了： 质量，才是商品世界的主宰。
钱，挣得相当辛苦，可毕竟是一份稳定的收入。思虑再三，周大虎辞去邮电局劳务公司经理职务，专门去工商局注册“虎”牌商标，“全心全意地要干出个名堂”。
1991年春天开始，电视剧《渴望》风靡大江南北。黄金时间，全国观众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档写实色彩浓重的电视片。
那段时间，价廉的温州鞋在市场上表现得相当“剽悍”，陈九松们的生意自然风生水起。然而，因为过低的价格，破坏了当地的商业生态，不知不觉中，隐患悄然埋下。多年后一个秋天，矛盾终于爆发，西班牙埃尔切市一把大火把价值百万欧元的温州鞋毁于一旦。
这年岁末，破落不堪的上海浦东杨高路，温州陈氏兄弟在此已游荡五天。
林立人涉水房地产的两年，正值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时期。但世界并没有跌入深渊。假若他能冷静一点分析政策，断然不会经历那么多失败。
政策如一道壁垒，横亘在所有人面前。它能制造失败，同样也能造就成功。
话是讲给上海听的，300公里外的温州却率先领会了精神。至于其他的地区，要到一年后才能领会话语包含的意义。而事实上，思想早已解放得“过火”的温州人，这一次将玩得更大……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