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然中，20世纪90年代已然过去了；21世纪，这个给人感觉相当遥远的概念终于到来。
回顾前10年，收放之间，各种看似磅礴实则平淡无奇的情节中，这个国家完成了蜕变。一切都归功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路线——党在平稳中用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关乎民生的商品市场已经完全放开，很多项目出现了私营企业的身影。
新生事物让人大开眼界，国际互联网的接入、奢侈品的涌现、草根阶层的恶搞、娱乐行业的红火、大学生的贬值、铁饭碗的重新升温、性观念的大胆突破……眼花缭乱的东西取代了过去100年的风云事件。这样的情节，恰迎合了《立春》那句开场白： 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有春天的迹象，但风真的不一样了。好像一夜之间变得朦胧和沧桑起来。
中有句话：“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世景变迁，幅度之大。而就是这些轻飘飘的新事物，让中国脱下了苦难的负累，以更轻快、理性、阳光的脚步走向世界。更关键的是，改革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转移到那些原本无权无势的人身上。由此，下层阶级的梦想尽管千头万绪，可结果整齐划一。
资本旋风
遥远的乌鲁木齐，一条爆炸性消息四处流传： 温州民企吞并三家新疆国有企业。
被兼并的三家企业都在当地名头响亮。消息的爆炸点在于，兼并者籍籍无名： 一家名叫德汇的民营企业；老板钱金耐，一名陌生的温州人。
钱金耐一夜成名代表着所有温州人此时此刻的梦想——国退民进拉开大幕，大批草根民营企业家雄心勃勃。他们的目标是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国有企业。一切，确实是个具有颠覆性的命题。
钱金耐本人履历平淡无奇。和众多那个年代浮出水面的民营企业经营者一样，他出身贫寒，后考入温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乐清一所中学任教。市场经济浪潮冲击温州大地，一大批教师下海经商，钱金耐成为其中一员。唯一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随众冲向深圳、广州，而选择经济欠发达的新疆。在这里，他的梦想一点不比沿海特区逊色，反而多年后开花结果，梦想成真。
1985年，带着仅有的300元路费，钱金耐孤身一人，踏上西行之路。
六天六夜颠簸，到达乌鲁木齐。走出火车站，他来到乌鲁木齐饭店，付8角钱，挤到许多人睡的大通铺上，和衣而睡。
几天考察，钱金耐发现商机： 乌鲁木齐采矿行业日渐火热，配套服务行业发展落后，特别是机器维修方面，常常缺少关键部件，一连停工数日。钱金耐以此作为事业突破口，在靠近石油基地的塔里木盆地边缘，租到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店，经销机电产品。
浩瀚的塔里木盆地吞噬了无数的生命，掩埋了人性中一切欲望，却没能阻止钱金耐追寻梦想的计划。三年间，他走遍塔里木盆地每个石油工地争取订单。供销队伍逐渐壮大，钱金耐成为百万富翁。1990年，他创办新疆首家机电批发市场，从“行商”变为“坐贾”。
随着沿边开放政策出台，新疆对外贸然日渐频繁。钱金耐组建亿通集团，专门围绕中亚和俄罗斯开展贸易，为温州产品打开西方之门。而就在其春风得意之时，他投资建设的乌鲁木齐电缆厂被强行收购。一场突变令钱金耐不知所措。沉默许久之后，他走进中国人民大学课堂，攻读MBA。连续几年学习，让钱金耐有时间思考企业的未来和人生的出路。
2001年，钱金耐正式复出。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和德力西集团联合，共同组建新疆德汇置业有限公司。
当时，新疆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整个自治区85%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空壳企业”。地方政府亟待资本注入，为暮气沉沉的国有企业带来增量效应。
深思熟虑，钱金耐决定兼并乌鲁木齐宾馆、饭店和南站小商品批发市场，“量体裁衣地兼并国有企业不仅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且可以通过低成本扩张，创造商机，把企业做大做强”。
消息刚公布，媒体大肆报道，各种各样的嘈杂声中，一个记者道出问题本质： 钱金耐率领德汇首开东部民营企业兼并新疆国有企业的先河。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想当初，电缆厂被迫国有，钱金耐也被一脚踢出企业；数年之后，他却成为三家国有企业新主人。人生境遇之波诡云谲，叫人欷歔不止。
他用温州人的思维方式来治理企业。一番伤筋动骨改造，三家企业扭亏为盈，为钱金耐带来巨大资本回报。两年后，钱金耐收购兼并石河子银河房地产公司，并主导德力西入主新疆双安商贸有限公司，实现资产重组。
靠着几次收购，钱金耐在市场经济寒冻带的西北大漠成功发迹。他的事迹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逐渐丧失了原来的面貌，成为温州人资本扩张的缩影。
钱金耐的梦想，在兼并的路上达至巅峰。而显然，他并不是这条路上的独行者。新年刚过，一批上海人直奔温州，以另外一种方式营造全新的梦想，招徕温州的追梦者。
这些大城市来的体面人少有的放下面子，像街头小商贩样，叫卖房子。他们徘徊于温州街头，四处张贴海报，宣称可以申办“蓝印户口”，打出“永久产权，可自营、转让”的口号，目的有且只有一个： 为新落成的虹口商城招徕温州买家。
世纪之初，两个城市碰撞出激情火花。这种看似浮躁的描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现实生活的节奏也许更具有颠覆力。一切都在于弥漫在温州这座城市头上的梦想光环。
过去几年，骄傲的上海人已然见识到温州人和其资本的力量。从这个小城市走出去的人们，多数衣着平常、相貌普通，却每每做出惊人之举： 有时承包煤矿，有时承包飞机，有时建造大学，骨子里总是充斥一种叛逆与不羁。
有人戏言： 温州与上海相互欣赏。上海人欣赏温州人对市场的灵活把握、大手笔、高效率、做事敢作敢为的风格；温州人喜欢上海的环境、教育、良好的市民素质。实际上，温州人有很深的上海情结。因此对于上海人的邀请，大多数欣然接受。而虹口商城招商团此番也有备而来，不光口头叫嚷，以“上海商业制高点”自居，还拿出明确的商铺分割销售示意图，以示诚意。但对于多数温州人来说，“蓝印户口”似乎更有吸引力。
展销会上，温州百姓蜂拥而入。销售员指着示意图上的户型侃侃而谈，极力打消对面客户的不确定感，旁观者一面听介绍，一面心里盘算着，投资是否物有所值。与住宅相比，商铺有着更好的投资潜力： 高回报，升值快，不易贬值。而且人们从各种各样的传言中发现投资商铺的巨大利益。坊间传闻，鳌江镇一位人士，1999年在杭州文一路花350万元，购下7间大商铺，到春节转手，价格飙至680多万，翻转将近一倍。
类似的消息最终促成了一桩桩交易。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将是下一个得上天眷顾的幸运者，毕竟，癫狂的市场已经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展销会的具体过程无从知晓，结果却十分明了： 商铺几乎销售一空，还不断有人赶来，要求订购；一些不挑剔的客户毫不犹豫地决定购买剩下的那些位置较差的小型商铺，要知道在上海，人们对此不屑一顾。上海人心满意足，斩获颇丰的温州人则不想就此止步，他们蠢蠢欲动，酝酿着更为惊人的计划。
醉人的美景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部分学者专家把入世和商品降价联系一起。后来的事实证明，小宗商品确实降价，但和入世关系不大；而诸如房子，大宗商品则涨得没完没了，这倒和入世不无关系。
入世的效应立竿见影，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骚动不安。第一批奔赴上海的温州人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是节节攀升的房价。紧随其后，更多的温州人趋之若鹜。整个3月份，温州人谢老板转遍整个上海楼市。一个多月前，他感觉办厂做生意很辛苦，于是抽出企业资金，投资房地产，先后花费88万元、150万元，买下两套住宅。
持同样想法的温州人不计其数。1999年，当地中小企业的一部分多余资金脱离生产经营领域，进入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同进同出的，还有那些幕后操刀人。
那时，温州经济经历一个调整期，人们对投资实业失去信心。信奉“钱生钱”的小企业主，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们不喜欢买国债、炒股，觉得只有“房子实在”。这个看似无稽的理由，成为温州人进入楼市最原始的动力。
一个梦想的开端，不知是否演变为另一段梦魇。无可辩驳的现实是，温州炒房人从此成群结队，并和此后持续增长的中国房地产业形影不离。
触发这一个群体的另一个按钮，显然是地区间楼市的差价。2001年，上海房价和温州不相上下，即便是静安区、陆家嘴等较好地段的房价，每平方米不过6000元。对于想获得蓝印户口的温州人来说，和在温州市区买房没什么区别，甚至更加划算——上海的房屋出租价格远高于温州，部分租金收入可以用来偿还银行按揭贷款。
壮观的场面层出不穷，温州炒房客涌向上海滩。他们通常不是一次付清房款，而是付完二三成的首付后，直接把房子出租，上海租金高，剩下的按揭完全可以靠租金偿还。以租养房并不是温州人的首创，却是他们第一次大规模地付诸实践。
温州资本流入上海的进程中，许多隐藏在角落中的小人物突然现身，情不自禁地迷恋上这肆意与疯狂。如果此前他们因默默无闻不为人知，那么，这段资本、土地和财富的进退博弈，以及其中显现出来的大胆、激进与草根式的彻底决然，将会让他们成为中国商业地产史上，慷慨激越的一个章节。
在零星的记录中，只能摘取一些闪亮的瞬间。诚然，故事的发生都有各自的机缘背景，可当无数个类似事件集体爆发时，不能不承认，许多偶然其实源于必然。众多小人物发迹的背后，有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 时代为个人成功提供了无限可能。
作为小人物，可以选择按兵不动，也可以选择随大流，加入炒房大军。没有钱不要紧，重要的是，知道如何规划。而温州人显然深谙此道，且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2001年狂躁不堪的夏天，一切都为迷梦。
温州的天气潮湿闷热，国贸大厦的楼道上，程老板脚步轻松，腰间的钥匙摇摆晃荡，发出细碎的声响。人人都知道他有35把钥匙，每把钥匙代表着一套别墅，上海房价持续走高，每套别墅涨价100万元，他抱定“小猪要养成大猪才能卖好价钱”的道理，把钥匙挂在裤腰上，丁当作响。闪闪发亮的金属，像一种诱惑，蛊惑着人们不断冒险。
两个温州人去上海出差，办完公事，到徐家汇附近游玩，偶然间看到开发商打出的广告： 销售花园式商住楼，每套150平方，7600元每平方米。再打听，这是“天价”，鲜有问津者。
两人都是机关工作人员，无能力买房。可其中一人居然打起上海买房的主意。回到温州，他将自住房抵押，从银行贷到几十万元钱。他二赴上海，首付后，剩余钱支付每月的贷款。按计划，30年后他将真正拥有这套住房。两年后，上海楼市热火朝天，房价逾万。此人见好就收，将房产转手卖出，偿还完银行贷款，净赚70余万，堪称“空手套白狼”。
另一个温州人的故事则更加荡气回肠。他原本只是苍南一机关干部。偶然机会，此人得到小道消息： 上海的一块好地段低价转让。他决定放手一搏。工资积蓄不足以提供启动资金。几番思量，他毅然卖掉住宅，全家搬进出租房，用卖房所得110万元与人合资，联合开发房产。2002年，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消息传出，房价狂飙，他参与开发的楼盘带来巨大回报。
世纪之交突如其来的房地产大牛市中，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由此带来的激进、躁动和暧昧不清的气息，弥漫了整个2001上半年，也为谜一般的温州人的个性给出鲜明的注脚。
2001年8月18日，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看似与梦想相连实则无比疯狂的故事其实才刚刚拉开帷幕。地点同样是在上海——这个温州炒房团发迹的第一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即将成为新闻的主角，占据上海乃至全国性媒体的主要位置。
日后，媒体还将反复提及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时刻。几乎所有的记录者，都不约而同地把这天标榜为温州炒房团正式登台的开端。旗帜鲜明的观点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157个温州人浩浩荡荡闯进上海，据说整整坐满三节火车车厢。
下车后，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且出手大方，四处置地，只要看好房子，当下即付订金。三天时间，买下100多套房子，砸进去5000多万元。这个结果令《温州晚报》副总编陈康汉大为吃惊。作为此次活动策划者，他最初的动机只是为换取上海开发商5个整版共30万元的广告，可事态的激进远远超出他的预料。经此一役，温州炒房团名声大振，这一切仿佛也暗示着大规模炒房时代的到来。
随后，《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等媒体相继效仿，拉起“媒体看房团”大旗。刚开始，看房团成员由商人、个体工商户等富裕的中产阶级组成，少则百人多则数百。炒房愈演愈烈，普通市民也加入进来。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出现——每周五晚上，大队人马从温州出发，游走全国，周日晚上返程。通常情况，报社负责交通住宿，开发商负责请客吃饭，看房者则只需根据安排考察比较，然后决定买或不买。
不买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楼市的春天姗姗而来，温州炒房团随之达到巅峰。一名《温州晚报》的房产记者见证这段历史： 大伙集体砍价，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达成购房意向，有的直接下订金，一个团买近百套的事常有。
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和躬身延请的姿态，彻底激发了温州人潜在的投资需求。中介看房团、太太看房团、老板炒房团跟风而起，全国各地跑马圈地，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数据显示，是年上海房价涨幅超过24%，冠绝全国，为时下中国房价最昂贵的城市。温州人的作用不言而喻。而值得品味的一个小花絮是，温州老板在上海期间，一位市领导曾专门吩咐“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上海房地产协会心领神会，“领导的意思”被迅速传递下去。从开发商到销售员，所有人绷紧神经，生怕对客人照顾不周。
很明显，这是一场由政府官员与私营资本持有者共谋的巨大表演。温州人经过多年辛勤的实业投资，终于在此刻敏锐而水到渠成地充当了这场迷梦的前台代言人。
炒家
众多炒房者之中，小炒家组团购房，大炒家整栋接盘。而到上海地产界掘金的温州大炒家中，王均瑶则无疑是最大的赢家。
王均瑶到上海之前，徐家汇的金汇大厦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尾楼。它已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只有王均瑶，这位“胆大包天”的温州商人敢斥巨资，以1.5亿元的价格买下此栋大厦。一番包装打造，又用去2亿元。工程结束，王均瑶给大厦周围的广场取了一个风格鲜明的名称： 上海均瑶国际广场。
没有人能够想到，王均瑶的折腾竟然奏效。原本无人问津的烂尾楼，摇身成为寸土寸金的热土，登门求购者络绎不绝。
同样看重烂尾楼生意的温州企业，有气势汹汹的飞洲集团。
飞洲集团吃下的是号称上海“烂尾楼王”的宝通大厦。上海房地产业内人士熟知，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工程艰巨浩大，且债务错综复杂，谁也不敢轻易下手，怕被拖进泥潭。
温州人哪里管这些。他们信誓旦旦，要把那座无人问津的建筑打造成上海的新地标。当然，一切需要时间来印证。
飞洲集团以7亿元高价买下这栋29层的高楼，再花3亿元，重新装修改造。三年后，面貌一新、焕发着新时代精神气质的“飞洲国际广场”隆重推向市场时，人们惊呼：“烂尾楼王”被盘活，温州人一时间成为治愈烂尾盘的“妙手神医”。
迷梦继续上演。借用汇丰银行某高管的话“如果人是PC，那么金钱就是indows”。
全国各地大门次第而开，温州商人如同10多年前再一次从故乡出发，水银泻地般四处蔓延。只不过，之前他们为了“讨生活”，而现在则是“夺利益”。
昔日的谦恭卑微一扫而光。如今，他们不再是四处兜售廉价商品的小贩，而是出手阔绰、腰缠万贯的大佬。他们目光炯炯、底气十足，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神情，似乎胸有成竹。
北京的地产界当年流传以下一个段子： 世纪初的一天，北京西站附近某楼盘售楼处，来了两个中年男人。他们瘦弱矮小，穿着普通的休闲服，拎着旧皮包，相貌平平，不像是能买得起房子的人。售楼小姐瞥了他们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接待着。俩人想要楼书看看，售楼小姐嫌他们烦，躲到一边去了。售楼处里一个小伙子看见后，忙迎上去，边送资料，边详细介绍楼盘情况。
看完材料后，两位来客问： “你们这楼，一层有多少套？”
“一层有12套房子。”
“那这一层的12套，我们全要了。”
小伙子一愣，“12套？这是要付定金的，两万块一套。”
他们随即拉开旧包，取出24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小伙子目瞪口呆，大厅里的人也都围过来看稀奇，“啧啧啧”地议论，售楼小姐后悔莫及。很快，人们知道两人来自温州。同年，20多名温州人北上，横扫京城，第一单生意成交额就达到2000万元。见惯大世面的京城媒体依然控制不住内心的惊讶，报道说：“京城楼市刮来温州旋风”。
旋风不断，场所交替变换。媒体记录中，以下几个场景被反复提及： 2003年8月，温州购房团30人在徐州买下价值3200万元的房产；10月，40个温州人在武汉“下注”4000万元，爆炒武汉房地产市场；当月，40个温州人奔赴青岛，两天成交2500万元；11月，80个人组成的温州购房团浩浩荡荡奔赴深圳，投入6000万元开炒深圳楼市。
与此同时，民怨升腾而起，温州人不可逃避地面临追问。他们被视作无孔不入的投机者，张扬而无所顾忌。他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被贬斥为妖魔。上海的士司机听到是温州人，“直接拒载”，避之唯恐不及。原本单纯的商业投资行为被推上道德审判的被告席，温州炒房者一次次经受疾风骤雨。
有时候，这群人也会困惑： 究竟是听从内心的召唤，还是该在反对声中悄然退场。可大多数情况下，不等思考出结果，他们便被形势裹挟进下一场游戏中。
而尽管，他们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但是，不可否认，正是这些四处游走的投机客，第一次把商业思维带进发育期中的房地产市场。
隐喻下的另类
奇幻、悲壮、荒诞可又合情合理，所有的表现仿佛印证着，温州商人在2001年正处于梦想之巅。可事实上，迷梦的顶点必然伴随着意料之外的风险。
过去的数十年改革历程，温州人对商业规律的反反复复熟悉不过。当炒房团风起云涌之际，GDP相对下滑，资本、产业外流。支撑经济长足发展的制造业问题频频，成本持续抬高、产品质量无常。温州“经济模式即将衰落”说甚嚣尘上。讽刺的是，这给炒房团提供了更好的理论依据——实业已不足以承担财富快速膨胀的愿望。很快，《温州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标识合格率仅两成——皮化产品质量堪忧》的文章，给温州鞋业敲响警钟。
皮鞋质量曾令温州人蒙羞，政府与企业均付出沉重代价。“质量立市”与“诚信温州”举措为温州挽回不少名誉。可与中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形类似，政策调控能遏一时之风，却未能改弦更张，构建良性商业环境。一旦监管放松，藏匿在角落中的逐利人便会现身。他们通常有见风使舵的本领，善于和政府“打交道”，通晓官场伎俩，深谙人性本质与进退之道。风头过后，他们迅即造假制假短期谋利。此时，大火风波平复多年。少数胆大者又故伎重施，把市场经济大潮下，官民进退博弈、鱼龙混杂不清、个体良莠不齐、质量反复无常的多样现实反映得触目惊心。温州民营经济的草根性与无序性可见一斑。
尽管这块土地上生产的皮鞋已经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光环，但是，时至今日，每提及温州鞋，许多人仍旧会下意识地和假冒伪劣产品联系起来。普通消费者心目中，多年前上当受骗的经历，成为心理上的阴影，难以平复。一个温州鞋业内心照不宣的秘密是，货真价实的温州鞋一直“隐姓埋名”，明明产自温州，而产品的包装盒上标注的产地却是“上海”。
情况持续10年，王振滔决定改写。
温州企业界，王以老实厚道出名。温州鞋业的拯救史上，此人也有不俗表现。如今，他决定以身作则，打响“温州制造”。王振滔在上海开办“奥康”专卖店，贴出标语，“明目张胆”地告诉众人，这是“温州货”。
不到100平方米的专卖店，位于繁华的南京路上，而王振滔“到上海开专卖店，首要目的不是赚钱”。他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就是打牌子，摘掉假冒伪劣的帽子，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市场反复总能唤起一部分人的理性。有人以身试法，有人公然作则，而温州鞋业，正是有了王振滔等人的存在，才不至于一落千丈，不可救药。
王振滔在上海开专卖店，宣告“温州鞋”要杀回“上海滩”。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当年占领全国市场半壁江山的上海几家名牌皮鞋企业，如今销声匿迹，基本全军覆没。
流年暗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在循环往复中迎来送往。什么才是基业常青？没有人知道，却已有人开始寻找。
雄心壮志的温州人，除了王振滔，还有李振林与周成建。
10月，“温州人4亿元买走上海半条街”的新闻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不胫而走。媒体笔下，温州人的商业扩张掺杂着疯狂、血腥甚至狰狞的气息。上海商界人心惶惶。
这一次，温州人并无恶意，反而做了一件好事。
温州人“买走”的街道叫七浦路，上海非品牌服饰最集中的批发市场集聚地。一年前，上海市政府推出七浦路马路批发市场改建工程，决定建造五个新的上档次的批发市场。
李振林在上海做机电生意已有10多年。他意识到七浦路市场改建工程商业价值，毅然与同乡合股投资1.7亿元，兴建其中的兴浦服饰批发市场。市场开业后，短短半月时间，摊位年租从10万元上涨到15万元。
周成建的目光也聚焦在了上海。
过去6年，他的企业没有生产过一件成衣，生意居然越做越大。到今年年底，公司财务报表显示，当年销售收入达8亿人民币。
美特斯·邦威已是尽人皆知的流行品牌，公司却还没有一所像样的办公场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挤在属于上个世纪的建筑中。周成建终于发话，在温州建一座21层高的大楼，作为企业的总部，以此打造温州第一服装品牌。
周成建选中鹿城开发区。政府自然欢迎，双方一拍即合。声势浩大的建设开始，选址、勘探、设计。可不久之后，周成建突然改变主意： 大楼不建了，到上海去发展。
这个裁缝起家的中年人显然有着更加高远的追求。
梦想之年的故事由炒房团引起，穿插其中的众多细节却几乎无人问津。年终，34岁的张胜利到合肥考察投资项目。独具慧眼的他看中濒临破产的合肥电缆厂，当下签订《租赁协议》。此时此刻，陈方义接手父亲的事业，在温州火车站前的奔驰大厦租了几个房间，招来20多名员工，组装照明灯具。短短几年，小作坊将发展为年产值过亿的一流电子电路企业；而老牌的合肥电缆厂也会在张胜利的主持下，脱胎换骨。
追梦的国度
温州人的故事在不尽繁琐的刻画中格外匆忙。其实，整个2001年，这个国家都充满了一种追寻梦想的狂热气息。
2001年1月，“神舟”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电庆贺。贺电中，江泽民称，“载人航天事业向实现载人飞行迈出了重要一步”。
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将在这年表现得史无前例。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江泽民向吴文俊、袁隆平颁发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获奖者，他们每人获得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实际奖励。
进入新世纪，政府一改过去几十年的传统，公开用巨额现金表彰贡献突出的科学家，意味着，上层建筑开始接受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
2月末，博鳌亚洲论坛成立；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连通北京和拉萨的青藏铁路全线开工；中国参与绘制的人类基因图谱公布……
好消息不断传来，7月13日这天达到顶峰。凌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声音穿透时空，从遥远的莫斯科直达北京。当他喊出“北京”的那一刹那，国人心中酝酿已久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喷薄而出。有些人找不到更好的方式庆祝，干脆给出生的孩子起名“奥运”。
娱乐界同样迷醉癫狂。一切，都因一匹“黑马”而起。
一个因风格怪异常被退稿的年轻人，在老板不看好其前景的情况下，凭借独特风格闯出名堂。走进大众视野的他，时尚另类、桀骜不驯，有一张令人记忆深刻的面容，以及同样让人过目忘记的名字： 周杰伦。日后，这三字将会成为市井百姓最熟悉的名字，这位年轻人也将给中国流行音乐带来颠覆性风暴。
长时间的默默无闻，时间终究无法掩其光华，周杰伦在新世纪开端崭露头角。秋天，他马不停蹄推出个人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简直是对传统的挑战。他口齿不清的说唱引起新生代集体追捧。大街小巷上到处传唱着《双截棍》，嘻哈曲风包含着戏谑与不羁。
两年后，他的特立独行引起周成建的兴趣。后者的“美特斯·邦威”已移师上海，风头正盛，急需品牌气质契合的广告代言人。周杰伦顺理成章地担此重任。时尚偶像与媒体包装之下，“美特斯·邦威”红极一时，并如周成建所愿，逐渐脱离草根身份，华丽转身。
对规则的破坏以及对新秩序的渴望让周杰伦成了大众的偶像。一个叫金乡的地方同样因为石破天惊的举动，引起轰动。
全国的财经媒体上，经常出现这个温州乡镇的名称。金乡信用社推出的“浮动存贷款利率业务”，突破计划经济思维对金融领域的禁锢，成为温州人创新精神的体现。受惠于此，当地个体经济发展迅速。
而麦肯锡年轻的合伙人比尔曼在其撰写的一份《2001年中国新生企业调查》的报告中惊讶指出： 今年，中国市场新诞生的民营企业超过了过去5年之总和。
中国民营企业气势如虹，最直接的受益者或许是这个“又平又热”的世界。12月11日，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15年漫长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几千公里外的多哈，中国正式成为tO第143位成员。从此，中国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加入到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包括温州打火机、皮鞋和数不清的小商品在内的“中国制造”，借此席卷全球。
年底，和以往一样，全国工商联按照营收总额给民营企业排座次，并且把其中前十名公布出来，作为“2001年中国民企十强”，它们分别是：
1.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2. 万向集团公司
3. 横店集团
4. 正泰集团
5. 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6.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 上海新高潮（集团）有限公司
9.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天正集团有限公司
这一年，上述10家企业的年营业总额达到910亿元，其中联想公司已经连续四年名列第一，来自温州的正泰集团也在榜单中连续出现四年。
不为大众所知的事实是，10家企业中，有三家出自温州。除正泰集团外，还有排名第五的胡成中的“德力西”，以及排名第十位的高天乐的“天正”。难以想象，以温州弹丸之地，竟然蕴藏如许爆发力，民营经济发达如此，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说，之前温州民营经济给人以草根式的疯狂与无度，进入新世纪，形势大为改观。尽管有不愉快的插曲，但大趋势在所难免。从上面情形看来，温州民营企业正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慷慨前进。他们身后，一个理性、有序、良性循环的商业环境悄然而起。这的确是值得骄傲的成绩。在梦幻般癫狂的2001年，一切显得不尽真实。然而，这又是活生生的现实。温州前景无限，只待风起鹏举。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温州晚报》推出的“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调查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名字赫然在列，位于薄熙来、雷锋、张艺谋三人之后。媒体总结为： 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作为温州最富有者的代表，南存辉名下财富约为8亿。“许多地方的人可能对富人眼红，可在温州，他们是偶像和骄傲。”出租车司机杨方善说，“我与南存辉年龄差不多，一样是农民出身。我也做过一点生意，挣了百八十万，可就没干出他那个样子。对这些人，我服！”
面对事实，南存辉对慕名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刚把企业做到1000万的时候，参加市里、县里的会议，我总是在心里问：‘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发言？’现在，企业规模到几十亿元了，每次开会时，我心里祷告：‘千万别让我上去发言。’企业做得越大，我越感觉到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越感觉到要如履薄冰。人，其实就像猴子，爬树爬得高了，容易把尾巴露出来。所以，必须时时警惕，要不断跨越自我，老老实实做人，才能真正做好一个企业。”
南存辉为2001年的故事画上了一个清醒的句号。这个句号也成了温州人的另一种寻梦的开端。
机会主义与长远目标间，温州人将如何取得平衡？温州商业又会沿着什么逻辑与脉络薪火相传？
在众多痴迷于资本快速翻番的故事中，南存辉给温州人的迷狂形象进行了重新诠释。多样化的投资，迎合政府关于快速增长理论的面孔，还有保持理智和长远计划的大商人，他们共同构建起这个以迷梦为主题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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