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战场上那惊心的一幕：撤退时，陈赓走在最后。他弯腰冲出树丛，开始奔跑。他跑出十几步以后，就猛然闪向一边，再跑出五六步，又拐向右侧。这时候，连珠炮般的子弹开始在他四周噼噼啪啪地爆响，好像有人在贴着耳朵击掌。他一边左右躲闪，一边拐着之字形奔跑，时而扑倒在地，时而打着滚，然后又跳起来往前猛冲。背后有挺机关机急速地向他点射。

        他已经撤到那片开阔的杂草斜坡，身边一片平坦，根本无处藏身。现在他是破釜沉舟，只能一口气地飞奔，如果稍一停步，敌人就会调准机关枪的射程。子弹打在他周围的石头上，迸着火花。他跳向一边，听见子弹爆响着掠过自己的左耳。他还没来得及庆幸，便觉得脚腕被什么绊了一下，膝盖处一软，一头栽倒。他的左腿脚腕和膝盖还在刺痛。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一股黏稠的细流渗了下来，湿漉漉的，流进了他的鞋子，流到土地上。他用手摸了一下左腿，满手都是血，连指甲缝都染红了。一股鱼和石灰水的腥味。他想站起来，左腿轻飘飘的，使不上劲。完了，左腿两处中弹！正是午后1时。

        他的四周全是尸体和明晃晃的光线。围攻的敌军还在嗷嗷叫着冲锋。他们的帽子、枪口和狰狞的面容在山野里飘浮。他的脑子里有种种念头和幻景在翻腾。追击的敌人愈来愈近！他忙脱掉身上的制服，免得敌人搜查口袋发洋财时被发觉还活着。他咬紧牙关，从山坡上滚下去，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血立即把田沟里的水染成了浅红色。像波浪一样越来越向上升的刺心的疼痛，顺着脚腕一直升到大腿根。像针扎。像火燎。膝盖处的筋打断了，脚踝骨被打折，不能行动。

        “营长，营长！”有人在摇晃他，凑近耳边喊。

        陈赓睁眼一看，是卢冬生（原是陈赓家的帮工，受陈赓影响参加革命，此时为他的副官）。

        “营长，我扶你走！”

        “不行！”陈赓推开他。

        “敌人上来了！我走不动，你快跑吧！”

        “你不走，我也不走！”

        “你快走！不走咱们俩都完了！”

        卢冬生去搀陈赓，被陈赓狠狠推了一把：“快走！”

        敌人已经越过山头，朝山下袭来。漫山都是枪声和狂叫。卢冬生便躲进附近的一堆草丛里。

        陈赓握住了驳壳枪光滑的枪把，把枪口举到了胸口。死亡在诱惑。一勾扳机，痛苦将不再延续，被俘的一切麻烦事都可避免。也不会连累因为他而不肯离去的卢冬生……可我才24岁，24岁就革命到头了？太便宜他们了！

        10年奋斗难道就为了这么一颗子弹！同志还在，革命刚刚开始。让我再碰碰最后一次运气吧！他丢开枪，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了一身一脸，静静地躺着。

        机关枪不做声了。一下子寂静得可怕。陈赓猜想，追击的敌人正沿着山坡向自己逼近。他清楚地听见敌人骂骂咧咧地用枪支翻动尸体，一声呻吟，就会招来一枪。尸体的恶臭和刺鼻的硝烟味一齐飘来。有颗补射的子弹打在岩石上，火花四处迸溅。他准备好，只要敌人有所察觉，就扑上去扼住对方的脖子，同归于尽……

        皮靴声愈来愈近，踏得草沙沙响。走过来的是个小个子，举起皮靴朝着陈赓腰上就是一脚。陈赓纹丝不动。小个子枪手奚落笑骂一番，又去扳另一个尸体，蹲下身来翻尸体的衣袋。

        陈赓静静地躺着，感觉到眩晕就要袭来，就像汗和血溶进炙热的土地一样，神志也在一点一点消失。

        以上是笔者在8年前写作《风流大将军》一书时描写陈赓受伤时的一段文字。当时笔者还没有弄清究竟是谁将陈赓救下战场。如今，笔者已惊奇地发现，原来将他背下战场的竟是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杨庆兰。

        还是听听杨庆兰自己的叙述吧：“参加起义部队后，我被分在二十军，开始是在宣传队。那时，宣传队的工作也很有意思，除了写标语，喊鼓动口号之外，还做群众工作。到了新地方，群众因为不了解我们，吓跑了，我们就在街上集合起来唱歌，当群众听到歌声聚集拢来时，我们就乘机向群众宣传。

        后来，到了瑞金，仗打得很激烈，伤员增多。我又改做救护工作。“那时，我年纪轻，力气大，革命热情高，又不怕死。一上战场，听见枪声响，看见自己的同志有伤亡，就把一切都忘了，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的同志救下来。有一次，连自己的帽子被打落了也没在意，捡起来戴上继续往前跑。我力气很大，一个伤员体重100多斤，背起来能上山下山地跑好几里地。会昌战斗时，我们的伤员很多，大家抬的抬，背的背，很忙了一阵。天快黑时，正准备撤下山去，我突然看见不远的草丛里躺着一个伤员，走近前一看，呀，原来是二营营长陈赓同志，他被敌人打伤了腿，血流了一地。看到是他，我二话没说，把他一背而起，急忙就往山下走。很快，天全黑了，我背着他，走了很长一段路，把他送到了救护所。后来，我和陈赓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笑着感谢我救了他的命，并夸赞我一个女孩子力气真不小。解放后我们见面时，陈赓也没有忘记这件往事。我们之间一直有很深的友谊。”

        杨庆兰是30个女兵中的一个，像她这样特别健壮的女兵不多，她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其余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做救护伤员的工作。

        战争证实，女性的耐受力比男兵还强。经过这些日子艰苦的长途行军，她们没有一个累倒和牺牲的，一个个反而锻炼得挺结实。比如原先有病的胡毓秀等，现在自己没有倒下，还成了救护伤员的主力。她们的救护地点是一座破祠堂。

        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条件差，困难多，单是病床一事就伤透了脑筋。没办法，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

        因为战斗激烈，又加天气酷热，伤员的伤势都很重。有的头部中了子弹，有的腰部受了重伤，还有的被打断了手臂打折了腿。这种情景，对于女兵来说，还是第一次。

        虽然她们都暗下决心，要让这些出生入死的勇士们活下来，可条件太差了，设备简陋，药品奇缺，真正的医生也缺。女兵们大多沿途学了些简易的医护常识，面对这些重伤员就无能为力了。有些伤员本来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而事实上又办不到，就只好每天为他们换换药，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再加上天气炎热，疫病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又染上了痢疾，伤员的痛苦加重了，护理工作就更加紧张了，简直是不分昼夜地干。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她们本是能吃能睡的年龄，可现在的睡眠时间少极了。有几个晚上，因为伤员拉痢，爬上爬下，怕他们再跌倒，女兵们便守在旁边，扶着他们上上下下，这样，正常的睡觉就只变成在病床前偶尔打打瞌睡了。

        在白昼里，她们除了护理，就是想方设法为伤员解闷，讲些故事给他们听。彭援华故事讲得好，她一讲起三国中的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伤员们个个都眉飞色舞起来：“同志，关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我们这点伤不算什么！”

        在瑞金城内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天傍晚，彭援华匆匆从外边回来，神色很紧张地把女兵们叫到院子里，对她们说：“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重伤的同志乘船沿江向福建汀州出发，轻伤的同志有的用担架抬，有的跟我们一同步行。”她讲完后，大家立刻忙着做出发的准备。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3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

        因会昌战役造成了400多伤员，要用担架抬走。起义军不愿将自己的弟兄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大为不同。长汀方面报告：认为运输民夫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员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名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真的来到瑞金时，起义军大为兴奋。因此，前委决定采取第3个军事行动方案，全部越过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9月中旬的一天，天刚放亮，女兵们就急急起身，送重伤员上船。随即，她们陪同一些轻伤员，继续步行，沿着河岸向汀州进发。经过两天的行军，进了汀州城。

        当地博爱医院（即福音医院）的傅连暲院长接受了党对他的委托，把全部伤员都收容在医院里护理、治疗。许多人为此保住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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