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6月的天气已经闷热起来。中共政治局会议室里的气氛更是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会议经常是先沉默，后争吵，最后由陈独秀作个令人不快的结论。开始讨论的时候，李立三、瞿秋白、陈独秀主张东征；罗易、谭平山仍主张南伐取广东。

        蔡和森则大胆地提出一个武装暴动的计划。他分析道：“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 和武力。这便是指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夏斗寅叛变后己有43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北伐，只是一句空话！”

        说着，蔡和森拿出自己早已拟好的两湖暴动计划，请大家传看。草案传到了罗易手里，他急不可耐地往下看：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绝对地不要相信和依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它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在此反许斗争中，应发展农军到5万以上，在最短期间应发展群众至30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自动没收土地。

        罗易不做声。

        蔡和森再做鼓动：“正好不是国际有电报指示，已经就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平山就职演说回避土地革命提出批评了吗，这是警告，再不改变态度，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了。指示中也有要求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我看应该执行，不然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

        他这一说，罗易坐不住了。因为泄密，就怕提国际来电，又急于洗刷自己，他顿时呼而应之：“我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准备发动湖南农民暴动。”

        于是中共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了一个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为此事，后来又开过几次会。孰知罗易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所决定的款项又迟迟不到位，而中共已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需要计划和款项异常之急。而此时的罗易，似乎已从泄密的窘迫中摆脱出来，几天前喊叫着支持暴动的热情消耗殆尽。他听了一位同志无关紧要的报告，马上认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翻脸说暴动不可能，前次所议款项随之取消。

        这一招气坏了周恩来。他虽然年轻，却性格沉稳，很少动怒，但现在忍不住了，他再次说明：“现在浏阳、平江一带农军还有8000支枪，军事部已派了军事干部10人到那里去。计划先取湘潭，集中浏阳、平江。全力攻下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城池，而在反动势力较强的地方则到各处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

        “我得到的报告不是这样。即使如你所说，力量也不够。还是不要冒险。”罗易坐得直直的，恢复了他的“代表”姿势。

        “你为何如此多变？！”周恩来真的火了，“你难道不知道，叶挺的部队击败夏斗寅之后正驻军湘鄂边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还在河南，没有来得及回师两湖。这是一个天赐良机，此时不起，更待何时？”

        罗易俯下身子在文件上签署着他的名字，飞动的笔迹刮得纸页沙沙响，嘴里说着否定词。

        周恩来敲着罗易面前的桌子：“你拨下款子，人到齐后，我亲自到湖南去指挥这次暴动。如果失败，我来负责！”

        罗易在桌上狠狠地摔着他的签字笔，大声嚷嚷：“年轻人，不要感情用事！”

        罗易的弱点，是二十世纪一些革命者的通病，正如几个月后蔡和森所说：“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两湖暴动计划被取消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张来，完全处于不知所措的慌乱境地。政治局对每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豫的，不一致的，对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是迷惘不堪，在这种沉闷压抑的空气之下，人心更加涣散。

        会议室里，常常是陈独秀的烟头对着鲍罗廷的烟斗，吱吱响着，叹气加叹气。

        蔡和森的目光对着罗易的目光，有许多话要说，却无从说起……

        鲍罗廷不相信唐生智、还有冯玉祥会走得太远，他仍旧宽慰自己也宽慰别人：“我们的箱子里有吃的，他（指唐生智）肚子饿，所以他还不会跑掉。”

        罗易也正天真地给冯玉祥写着祝贺信：“共产国际授命我对您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表示相信您今后还将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信末也不曾忘了缀以“此致革命的敬礼！”

        而会议室外，头顶上的乌云浓黑地聚拢来，渐渐地降低了，天色变得愈加昏暗。远处隆隆的雷声在长江之上，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发出巨大的回声，好像就要天塌地陷了一般。

        6月底，反共最有力的何键率领第三十五军从河南前线开回汉口，杀气腾腾地发出了反共训令。汪精卫开始公开煽动“分共”。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秘书厅于6月23日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区委的信，提出一项新的建议。一方面，主要是反对蒋介石，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没收土地和武装工农，将导致同国民党的迅速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厅认为，刺激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福州、南京及其他城市，是更为可取的途径。这样，共产党人可以掀起新的反帝斗争，武装工农并没收土地。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之后，政治局决定停发此信，建议以“关于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而秘书厅宣布，此函已经发往上海。在争论中，罗易指出秘书厅的信“非常危险”，其中提出的行动计划是“冒险”：“你们计划把在三次起义中受到削弱并在白色恐怖下惨遭摧残的上海无产阶级，推到比国内敌人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手下去送死！”罗易态度变得异常生硬，鲍罗廷桀骜不驯的架势也不见了，像个生了病的绵羊。

        中共也有人猜测：老鲍怎么了，是不是国际又有什么指示？果然如此。

        一次扩大会上，任粥时问陈独秀：“听说国际有新指示，请在党内公布出来。”

        陈独秀脖子一梗，大发雷霆：“什么指示？不知道！”在座的都很奇怪。

        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

        张太雷把椅子挪近一些，靠在吴玉章的耳廓边说，国际来电，训斥老头子，还要调回老鲍、罗易。

        吴玉章惊诧：“这样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小声点。我也是刚刚知道，许多人都知道这回事。”

        “真不像话！”

        第二天又开会于鲍宅。一上来鲍罗廷就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说，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为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罗易10倍以上的革命；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我们的；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鲍罗廷是善于演说的。只要一演说，顿时眉飞色舞，精神十足。陈独秀似乎也受到感染，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在座的中央委员们都苦笑着：两个人一唱一和，一方面文饰自己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攻击国际方针前后两截，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要负全责。

        在鲍罗廷、陈独秀推卸责任的时候，处在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人仍在流血，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亲骨肉陈延年。刚刚接到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在上海区委所在地被捕。

        7月4日深夜，被严刑毒打体无完肤的陈延年，在刽子手的乱刀之下丧生，又被五马分尸。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毛泽东作为农民协会会长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他刚刚把杨开慧及3个孩子送回长沙。毛泽东对陈独秀将他调回湖南很有意见。到武汉后，他召集来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商量着回湖南进行武装斗争。

        陈独秀虽然还不知儿子已经被害，但一脸疲惫，咳嗽里带着浓重的痰声。

        蔡和森主张上山。

        毛泽东同意：“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我是准备上山的。”

        陈独秀精力已无法集中，木然地点点头：“上山。”

        国际的指示已在党内宣布，鲍罗廷也藏匿不住了。

        根据国际训令，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委员会。

        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短函，称自己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然后抽空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任粥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兄妹二人将他送到门外。陈独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算是和大家告别。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蒲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和他一起走的是秘书黄文容。

        陈独秀肚里有话，时常和后来一道成为托派的淮德治谈起。他说第五次代表大会，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承认思想保守是有的，总以为北伐战争，打到北京才算打倒了军阀，那时再与国民党分裂不迟。他主张先扩大后加深，说这是机会主义，不能心服。他说大家斥责他是投降主义，便使他气愤。他说：“我投降了哪个？蒋介石把延年、乔年都杀了，我投降他吗？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不仅我以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陈独秀说与“左派”保持联合，不要过早闹翻了，这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历次给他的指示，他执行了指示。

        结果，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落在他一人身上，他不服气。他说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罗易，罗易把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关于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拿给汪精卫看了，汪大惊失色，于是决定反共，这难道是我陈独秀的罪过吗？他说这个指示也来得太迟了，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到的事，接到这个指示，也无法即时执行。他说关于湖南农民运动，曾说过“过火了一点”，并没说“糟得很”，后一句是武汉政府的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说的。关于10万农民围攻长沙，由中央下令撤退和武汉政府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和解散童子军等事，他说也不能责怪他一人，连罗易也是赞成的，他顽固地企图把这一系列的投降主义的行为，都推给共产国际，好像他并没有任总书记的职务，他竟说，“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五大”并没有撤销陈独秀的职务，使他得以继续执行机会主义路线，以至使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他是个偏颇之人，而且相当自负，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难以办到的。他说他们（新的党中央）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7月12日，鲍罗廷离开汉口。他先到江西庐山小憩（后来发现，他在庐山时曾与共产党人举行秘密会议，他们正准备发动起义。然后，鲍罗廷回武汉，并于7月27日取京汉路奔洛阳。在洛阳，他作为冯玉祥的客人停留了3天，然后经过蒙古前往苏联）。

        罗易于7月底8月初离开汉口。共产国际准备了装配着重型弹簧的3辆大旅行车，登车板上捆绑着汽油罐。司机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人员。车队从汉口启程向西北进发，越过蒙古沙漠，取道库伦前往苏联。接替罗易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在来华途中。

        这次改组，虽说晚了一些，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这个改组，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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